【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 1949年后出版茅盾研究著作第一人 吴奔星（1913——2004年），湖南安化人。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家。1954年泥土社出版的《茅盾小说讲话》为中国大陆1949年后问世的第一部茅盾研究专著，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1982年8月
【全文】
1949年后出版茅盾研究著作第一人
吴奔星（1913——2004年），湖南安化人。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家。1954年泥土社出版的《茅盾小说讲话》为中国大陆1949年后问世的第一部茅盾研究专著，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1982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茅盾小说讲话》。2014年5月，《茅盾小说讲话》将由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
对于自己的茅盾研究，先父吴奔星曾在《我的茅盾研究观》一文中说：
解放前，专门从事新文学研究的不多，我以为年岁大一点，一旦新中国成立，生产力似乎得到了解放，一连写了几部关于现代文学的专著——实际都是在高校教学的讲稿。其中之一，是《茅盾小说讲话》，1954年公开出版，算是空谷足音，独一无二、“世无英雄”，遂使这本书成为茅盾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茅盾研究学者叶子铭曾分别在两个场合谈及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
在五十年代中期，除鲁迅外，对现代作家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还活着的作家的研究，还相当冷落，少人问津，就连茅盾这样饮誉中外的文坛领袖人物，除泥土社1954年出版的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外，较系统的研究著作一本也没有。
一九五四年三月由泥土社出版的吴奔星的《茅盾小说研究》，是这个时期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解放后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茅盾研究专著。
欧家斤在《茅盾评说》一书中，强调了《茅盾小说讲话》的历史影响：
1954年出泥土社出版的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是这个时期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解放后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茅盾研究专著。这时期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都设有茅盾的章节，对茅盾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与评析。这些著作，在解放初期的茅盾研究中，有较大的影响。
《茅盾研究六十年》对《茅盾小说讲话》作了两个页码的专门介绍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们说，吴奔屋的《茅盾小说讲话》还不是对茅盾短篇小说的全面研究，但较之前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
茅盾研究专家钟桂松在《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中指出：
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是国内第一部有关茅盾小说的专论集子，……这部专著，在茅盾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在于：它的出现，使课堂研究更加理论化和学术化；对茅盾作品研究提供了一种“吴氏”样本，催发了50年代大学生阅读茅盾作品的热情；在这部专著之前，还没有专著，而在这部专著之后，则陆续有一批研究者奉出研究成果，所以它占有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之功。
泥土社出版《茅盾小说讲话》带来的磨难
不过，钟桂松先生在《吴奔星与他的〈茅盾小说讲话〉》中又指出：
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书，让吴奔星先生蒙受苦难几十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奔星先生才得以洗刷不白之冤。
所谓不白之冤，主要是指《茅盾小说讲话》出版于“胡风分子”把持的泥土社而导致的连锁影响。先看看张禹先生一段提及《茅盾小说讲话》的有关泥土社的回忆：
泥土社实际上只有许史华一个人在工作，没有编辑部，而许又不曾编过书。他就不断来找我，要我为泥土社审阅稿件。这是我所乐意做的，所以，一直到1954年，我在事实上成了泥土社不挂名、不拿工资的主编。经我编发的书稿累计有几百种，其中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文学理论和研究，如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等，以及重印胡风的几本解放前出版过的评论集；第二类是翻译小说，如费明君翻的俄国车尔尼舍夫斯基的《做什么?》、孙梁译的一批苏联当代小说、李青崖译的法国莫泊桑小说集等，这一类书稿大多送经外国语专家校阅后才付印。……可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泥土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出版社，我也因此被定为该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
吴奔星和张禹有过往来，但他生前是否知道《茅盾小说讲话》的实际编辑是张禹，不得而知。不过，“吴奔星、卫俊秀等人因在泥土社出版过著作，也受到牵连”。”虽然吴奔星后来被查明和胡风无直接联系，未被划为胡风分子，但迫于“里应外合”的压力，除了在学校里连篇累牍检讨和接受批判外，还不得不写了一篇检讨兼具声讨的文字，发表于《文艺月报》1955年第6期。
由于胡风和泥土社成为禁忌，面对一些不实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吴奔星也很难有机会为自己申辩。1956年夏，知识分子的境遇有所缓和，吴奔星终于找到机会骨鲠一吐：
吴奔星同志在会上以“刚刚出版，迎头痛击，三拳两脚，寿终正寝”来形容粗暴批评的危害，他提出过去在对他的著作《茅盾小说讲话》的批评中，有人对他施以人身攻击，骂他为儒林外史上的牛浦郎的后裔的现象，今后应制止产生，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地“百家争鸣”起来。
孰料，一年之后，这些话和他后来在《文艺报》上所发表的《我所希望于〈文艺报〉的》，一起成为翻案的罪证，一顶“右派分子”结结实实地扣到头上，终于让他噤声了近30年！直到快50年后的2000年，吴奔星才终于真正有机会为自己申辩：
自“四人帮”垮台后，一些茅盾研究专家或朋友，往往称拙著《茅盾小说讲话》，不仅是新中国研究茅盾的第一本专著，即使包括解放前几十年新文学运动史在内，也是第一本专著。在受宠若惊之余，我含着苦笑回答他们善意的奖饰：我研究茅公虽历有年所，却也挨过骂、受过罪。挨过骂是有的论者指控这本书的某些章节有抄袭嫌疑；受过罪是指这本书是上海泥土社出版的，泥土社与胡风先 生有牵连，我也就被划为胡风集团的嫌疑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开宣布右派是错划，“胡风集团”也平反，而我作为胡风集团的嫌疑分子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由于我自己申诉，才从人事口袋把受胡风思想影响的“罪证”销毁。
捷克知名汉学家M·高利克，在回忆其茅盾研究的经历时曾提及《茅盾小说讲话》:
吴组缃教授被指定为我的学术辅导教师，1958年9月23日他请我去他家做客。主人询问了我此行的目的和准备呆多久。他肯定了我对新中国文学的兴趣。但他说到那时为止，尚未出现有关茅盾的评论。他说伏志英编的《茅盾评传》(1931年，上海)是本很坏的书，他把这本书送给我了。我在中国经常光顾旧书店，但从未见过像这本书这样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吴组缃也不赞同吴奔星写的《茅盾小说讲话》，这是在我来中国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唯一的关于茅盾的书。
高利克没有具体说明吴组缃不赞同《茅盾小说讲话》的理由何在，不过，考虑到时代背景，吴组缃先生不赞同一个“右派分子”在“胡风分子”把持的书店所出版的书籍的观点，应该不难理解。
日本权威文学大系对吴奔星“茅盾研究”的译介
虽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唯一的关于茅盾的书”，但《茅盾小说讲话》因作者和出版社的问题，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就处于不再版、不销售的境地。到了反右之后的1958年，更是不被大陆的论者提及了。
而在日本，1940年创立的筑摩书房于1958年推出多卷本《世界文学大系》，其中62卷为《鲁迅·茅盾》卷，茅盾部分除收入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及《脱险杂记》外，还收录了《霜叶红似二月花》译者奥野信太郎长达4页的题为《吴奔星的茅盾论》的文章，这也是该部分所收录的唯一介绍中国论者茅盾研究观的文字，显示了大系编者对吴奔星茅盾研究的重视。笔者虽不通晓日文，但大致能够看出来该文是对泥土社所出版的《茅盾小说讲话》的评介，不过，该文中《茅盾小说讲话》出版日期误为1950年3月，当是误植。
奥野信太郎是日本知名的汉学家，曾在中国留学和任教，但当下国人对其颇感陌生，有必要摘录《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对其的一段介绍文字：
（1899—1967）日本人。从小接受汉文训练。1925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任该大学预科讲师。1934年参加中国文学会，次年参加创办《中国文学报》。1936—1938年赴中国留学。1942—1944年曾主持编译《西厢记》及《琵琶记》。1944年再赴中国北京，任辅仁大学教授。1946年回国。从1947年起一直任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1949年起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并兼任茨城大学文艺学部教授，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曾任《中国史谈》、《中国名作全集》的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主编之一。1967年12月16日去世。
不过，也有资料显示奥氏于1968年1月去世。奥氏生前曾出版有《随笔北京》（1940）、《北京杂记》（1944）等书，并翻译过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作品。1984年，日本福武书店出版有7卷本《奥野信太郎随想全集》，其中第1卷即为《随笔北京》，其他卷中也颇多和中国有关的内容，如第6卷中的《燕京食谱》等。
据我所知，吴奔星生前曾耳闻《茅盾小说讲话》被日本汉学家介绍过，但具 体是什么，他未必清楚，至于收录有《吴奔星的茅盾论》的《世界文学大系》之62卷，他肯定没有见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吴奔星和茅盾之间的通信
1954年泥土社出版的《茅盾小说讲话》附录了一封茅盾1953年3月10日写给吴奔星的信，回答了吴就有关《林家铺子》里几个人物形象的提问。“因为茅盾向来对自己的作品不肯作具体回答，他认为，作家的作品一旦出版发表，应该由社会读者去品评，由作者自己站出来评价自己的作品不合适，所以，茅盾能够这样来回答吴奔星先生的问题，非常难得，非常珍贵。”
关于这封信，吴奔星曾在《新中国最早畅谈人物塑造的文学大师——关于茅盾给我的一封信》一文中回忆说：
1952年春天，苏南行署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借调我到江苏参加院系调整工作，以半年为期，将苏南几所高等院校合并为江苏师范学院，我是9人筹委之一，为首届院务委员，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当时学习苏联，为了改变先生讲学生听传统模式，提倡课堂讨论（即俄语的“习密纳尔”）。我曾指导学生对茅公的代表作《林家铺子》举行多次课堂讨论，并把讨论稿寄请茅公指教。他在百忙中很快回了信，从四个方面剖析了《林家铺子》的几个人物的关系和合乎逻辑的安排。最后，还对油印小结表示同意，尤其使青年学子受到莫大的鼓舞。
在《我的茅盾研究观》一文里，吴奔星还表示，“胡风事件”后，“为恐茅公因我的著作而受牵连，再也不敢向他请教了。”事实上，敢与不敢倒是其次，而是被“打入另册”的他，再无资格向权高位重的茅盾请教了。
不过，笔者在先父去世后整理老人珍藏的书信时，发现茅盾在回答《林家铺子》人物形象问题的信件之前，还曾写过一信给吴奔星。这封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信的内容是：
奔星先生：休假归来，接到来信并附件，而连日甚忙，大稿实无暇拜读，十分抱歉。估计在月内不会有时间了，只好把来稿奉还，油印件遵嘱暂留。日后如有意见，再当奉告。我以为尊作不必急于出版。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仅仅和我交换意见是很不够的，主要是和其他人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匆复并致
敬礼。
茅盾 九月十二日。
这封信是专送的（信封上注明：专送 西单 安福胡同内 后牛肉湾 壹号 内进 黎宅 转 吴奔星同志 收），既没有邮戳，也又没有注明年份。好在从专送的地址及信中的内容，可以推断出此信应该写于1952年。因为1952年3月，本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工农教育处负责教材编写工作的吴奔星，被无锡文教学院（后迁苏州，改为江苏师范学院）聘请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但尚未举家迁苏。当年的7、8月间，吴奔星回到北京过暑假，想必是暑假期间给茅盾写了信并附录了油印讲义，希望听听茅盾的意见，而回邮地址就写了老师黎锦熙的住所。
从茅盾信中“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仅仅和我交换意见是很不够的，主要是和其他人交换意见），是必要的”的话来看，茅盾当年对于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介是谨慎的，态度也相当谦逊。吴奔星在《茅盾小说讲话》中所附录的《茅盾与作者讨论〈林家铺子〉的一封信》前记中表示：
《林家铺子》是茅盾代表作之一，大中学校曾选作教材，但因原文较长，不易掌握，青年同学难免遇到一些困难。 x x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同学，于一九五二年下学期在“名著选读”课上学习后，曾集体讨论多次，由我写成学习小结，寄请茅盾先生核阅，他回信表示同意。一九五三年上学期同院语文专修科一年级同学也在“名著选读”课上学习一次，对语文系三年级同学的小结有所订补。现在征得茅盾的同意，把他写给我的信附印出来，供大家参考。
从中可以看出，吴奔星关于《林家铺子》的讲解，起码是与学生们交换了意见的。1953年3月10日茅盾关于《林家铺子》人物形象所复吴奔星信的最后说：“至于您那个油印的‘学习小结’，大体上我都同意。恕我无暇细谈。”这里“油印的‘学习小结’”，是否就是茅盾此前一年9月12日信里所说的“遵嘱留下。日后如有意见，再当奉告”的“油印件”，因为没有确凿证据，不能断言，也不必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油印件”还是“油印的‘学习小结’”，都是和茅盾作品有关的，而且经过修订、整合，应该纳入吴奔星1954年3月在泥土社出版的《茅盾小说讲话》之中了。这些油印件作为教材发给学生过，保存至今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有心人得之并与《茅盾小说讲话》一一对照，或许能够有所发现。笔者翘首期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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