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9-10-01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七十年前，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文学艺术界的诗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能量，最饱满的诗意，最高昂的热情，热诚而奔放地放声歌唱新中国。他们的诗歌，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艾青《欢呼集》如果有人让我回答，在五四以来的现代诗人中，谁可称桂冠?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艾青。他在我心目中，是可以称为大诗人的。他是把思想
【全文】
七十年前，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文学艺术界的诗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能量，最饱满的诗意，最高昂的热情，热诚而奔放地放声歌唱新中国。他们的诗歌，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艾青《欢呼集》
如果有人让我回答，在五四以来的现代诗人中，谁可称桂冠?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艾青。他在我心目中，是可以称为大诗人的。他是把思想性与艺术性、世界与中国、宏观与微观、大我和小我结合得相对完美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民国年间，从出版第一部诗集《大堰河》起，就有十多部诗集问世。而新中国诞生之际，他依然笔不离手，写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诗篇，并结集为建国后的第一部诗集《欢呼集》（上海新华书店1951年1月出版发行，首印五千册）集子中共选刊九首诗歌，时间跨度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50年7月。如同鼓声与号角般的诗篇，显示出鲜明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无论长诗短章，都倾诉了诗人对祖国与人民的深沉之爱，唱出了民众对胜利所抱有的坚定信念。这些诗，对当年的广大读者起到了极大的号召和鼓舞作用。
艾青是“七月派”重要诗人，他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骆驼》《公路》等诗，又在《七月诗丛》中，先后出版诗集《北方》《向太阳》。另一位“七月派”重要诗人绿原曾说：“从五四发源的中国新诗，到三十年代才由诗人艾青等人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把诗从沉寂的书斋里、从肃穆的讲坛上呼唤出来，让它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中接受磨练，用朴素、自然、明朗的真诚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这便是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作为艾青在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欢呼集》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如写于1949年9月27日的《国旗》，开头第一节即写：“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因为，在刚刚闭幕的政协第一次全国会议上，代表们投票决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图案。这给诗人以极大的鼓舞，也给诗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他情不自禁写下这首诗歌。诗集中还有《欢呼》《人民的狂欢节》《保卫和平》等，都是以新中国建立为题材的诗。七十年过去了，读着这些诗，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爱国情愫，以及那个年月沸腾的情景。
胡风《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是胡风五部曲的长诗总标题，这五部曲中有四部作为诗集的单行本，即《欢乐颂》《光荣赞》《安魂曲》《又一个欢乐颂》，于1950年1月及3月出版。
十年前，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在一部《六十年六十部》的专著中，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位列第一。有人把这部恢宏的诗歌称为“开国之绝唱”。交响乐式结构的诗篇，四千六百余行诗句，这样宏大的构架，着实开创了新中国当代长篇政治抒情诗的先河，对中国诗坛产生深远影响。虽然，此前徐放、王亚平、何其芳都发表过一、二百行的政治抒情诗，但其规模与气势，都无法与《时间开始了》相媲美。这部诗集出版后，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涌现出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一批政治抒情长诗，广泛唱响了一个时代。
1949年初，胡风从香港转道天津，后进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的筹委工作。七月出席庆祝党的生日大会及“文代会”。八月回到上海与家人团圆，并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九月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十月一日参加开国大典。之后，他满怀激情地开始写作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篇《欢乐颂》于1949年11月12日定稿，同月20日刊于《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四百余行诗刊登了大半个版面，发表后引起广泛反响，很快被译成俄文刊载在苏联《十月》杂志上。第二乐篇为《光荣赞》，也于当年11月28日定稿。1950年1月，两书由海燕书店出版单行本，美学家王朝闻为之设计封面。1949年7月1日晚，在北京先农坛举行庆祝党的生日大会，尤其当毛主席步入会场，沸腾的人海达到了欢乐的高潮，《欢乐颂》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欢呼祖国解放，歌颂毛泽东的真诚感情。《光荣赞》是献给李秀真、戎冠秀、李凤莲等中国劳动妇女的颂歌。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胡风的第三乐篇《青春曲》没能完成，到他晚年，才将五十年代初所写的几首短诗修改后组成《青春曲》。第四乐篇《安魂曲》（后改为《英雄谱》），定稿于1950年1月4日，诗从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写起，到怀念自己的师友等，写得富有感情。第五乐篇《又一个欢乐》（后改为《胜利颂》），写于1950年1月13日，全篇充分展现了开国大典的欢乐气氛，与第一乐篇相呼应。这两册诗集于1950年3月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包括先前的《欢乐颂》《光荣赞》，《时间开始了》长诗中唯有《青春曲》没能出版。当年，胡风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时间开始了》的创作。他写道：“这会场/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一片浪的海/一片光带的海/一片声浪和光带交错着的/欢跃的生命的海”。这是诗人处在昂扬亢奋、难以抑制的创作状态中发出的心声。正如他写完《欢乐颂》初稿后，给妻子梅志的信中所说：“我的心像海涛一样汹涌。多么幸福的时间！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活在一股雄大的欢乐的音乐里面。我还要写下去”。新中国的诞生，一切都除旧布新，令人鼓舞。这是一个欢乐的时代。“七月派”诗人牛汉认为，“《时间开始了》揭开了胡风诗歌创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序幕”。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平反复出，《时间开始了》才以完整的五个乐篇选入《胡风的诗》及《胡风诗全编》。另一位“七月派”诗人鲁煤认为，《时间开始了》是建国之初与油画《开国大典》、歌曲《歌唱祖国》成为三足鼎立的力作，是表现开国盛事的不朽经典。
回顾《时间开始了》的创作，胡风自己曾说：“一九四九年进入了解放区，我的感情才完全从过去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到开国前后，这点感情达到了一种升华的境界，在几首长诗里，我发出了被我们历史的艰巨而伟大的行程和我们人民的高尚而英勇的品德所引起的心声”。可以说，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诗歌创作里程碑作品。
任钧《新中国万岁》
上海诗人任钧，是我忘年交。在他生前，我常常去看望他，与他聊天，向他请益。他九十五岁走完了人生之路，悄然离开了诗坛，离开了他所挚爱所钟情的缪斯。
对于任钧，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老资格的诗人，老资格的左联盟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任钧就加入了蒋光慈、阿英等人组成的太阳社，成了这个社的骨干。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太阳社成立仪式。白色恐怖，阴霾密布，太阳社公然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号，这让后人仿佛触摸到这批文学青年的血气方刚和文学胆略。太阳社与创造社一样，成了中国早期新文学运动富有影响的文学社团。三十年代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太阳社全体成员按党组织的指示，转入新成立的左联，开始焕发新的创作激情。任钧以他出色的才能，担任着左联的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胡风一起，协助党组书记周扬卓有成效地开展左联工作。面对风云突起的全民抗战，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面对当时诗坛上缺乏鼓舞人激励人的现实主义诗歌力作，任钧率先提出成立中国诗歌会设想，这个倡议得到了左联的批准，他与穆木天、蒲风、杨骚等一起，“以推动新诗歌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保障诗歌权利为宗旨”，投入到建设新诗现实主义诗风和诗歌大众化运动。鲁迅先生知悉后即给予关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时常听取他们的创作汇报。作为这个社团的领军人物，任钧先后创作了《警报》《妇女解放进行曲》《老人素描》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民众苦难的优秀诗作，出版了《战歌》《冷热集》《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等七部诗歌专集，为新诗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解放后，转入大学任教的任钧，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并作为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的主要成员，参与《人民诗歌》的编辑工作。1950年1月，创作出版了《新中国万岁》，这是他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列入“人民诗丛”第一辑，由正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朗诵诗集，收朗诵诗三首，即《粉碎封锁》《保卫世界和平》《新中国万岁》。诗人在诗中，按照男、女声的分工，作了集体朗诵的角色分配，便于表演之用。第三首《新中国万岁》分五部分，最后写道：“来吧/全国人民一齐来/用工作用实践/来庆贺/中华民人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来欢呼/新中国万岁！万万岁！”
任钧在诗集的《后记》中写道：“这几首诗，都是配合着一定的政治任务，为了派一定的用场而写下来的。说得明确些，也不妨说：全是‘定做’的。这种说法，可能使一部分（但愿是很少的一部分，最好是只有那么一小撮！）‘灵感至上’的诗人们感到惊异，甚至被认为不免降低诗本身和诗人的声价，但事实如此，也就毋庸讳言了！”
接着，诗人用较多文字谈了对朗诵诗的看法“所谓集体朗诵诗，顾名思义，就是把一首诗集体地加以朗诵的意思。虽然在我们中国，这是一种刚刚被提出、被引起注意的东西，但据笔者所知，这一形式，在苏联、在德国，老早就已经非常流行。对于这一问题，我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意见，我只是这么原则地想：诗，究竟应该是诗，而不是歌；其次，诗和戏剧也究竟不一样，诗朗诵和戏剧演出，不能完全混同”。
除了《保卫世界和平》在《文汇报》上发表过，诗人的这三首诗，都在不同场合朗诵演出过，有的在电台朗诵，有的由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组织学生，在逸园各种晚会上朗诵。著名作家唐弢还推荐到市邮电工会的集会上朗诵过多次。总计现场听众达八万以上，空中电波的听众就不计其数了。
在任钧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还有过一次愉快的畅谈。晚年的任钧，在老人福利院颐养天年。我们谈诗歌创作，也谈到他建国初的诗歌，他强调说，诗要有生活。“生活，这便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创造力的根基。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任钧曾在他的《新诗话》一书中如是说。那天，他提起毛笔，将这句话书赠予我，说这话仍不过时。我适时拍下了他写这些字时的神态。我想，这条幅，成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笔墨。这照片，也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镜头。他还翻译过《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高尔基的《爱的奴隶》等。
从创作风格来说，任钧的诗歌是激昂的、现实的、人生的。任钧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抒发情感的创作之路。
杨扬子《开国集》
这部《开国集》，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于1950年9月，首印一万册。作者杨扬子，原名杨时俊，曾用名陈力平，后以陈山行世。现在的诗歌读者不太记得这个诗人了，他可是上海诗歌界早期的元老级人物。
陈山出生于宁波，初中毕业后，担任过乡村教师。后在嵊县、新昌进步青年中，建立进步文化团体“南鹿学社”。1938年参加新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浙江日报》记者，从事抗日宣传，是中共永康县委派入报社的党组织实际负责人，同年冬被捕，后冒死越狱，并通知组织同事转移。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发起组织民众剧社，后扩大组成抗日流动宣传队。拉出部分武装，建立嵊东抗日自卫独立中队（也称陈力平部队）。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九团一营政委、宣传科长。写出战歌体长诗《浙江潮》。1949年9月，被选为军队代表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文代会，为中国文联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解放初，任市文联秘书长，后调上海，任华东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分管作协诗歌，是继劳辛之后的第二任诗歌负责人。上海《文艺月刊》编委等，1958年调浙江省任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陈山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除诗集《开国集》外，还有《北撤行》《渡江战》《救亡诗抄》《报国集》《星际时代的开始》《《擂鼓集》等。此外，还有大型诗剧《中国海》，新编历史京剧《梁红玉》，新编现代越剧《红灯记》等，以及诗论、剧论、散文、回忆录等多种。
《开国集》列入“文艺创作丛书”，收诗二十一首，第一首诗《升旗礼》，写于1949年10月1日，诗中写道：“国旗升起来了/我们的国旗升起来了/这是第一次升旗礼/一片红光/冒着热气/英勇的向上升起/代表四万万七千万人民的意志/目空一切地/向旧世界睥睨/喜气洋洋地/向新世界招呼！”写于同一时期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一天十唱》《我们和毛泽东同代》等。1956年3月，他以同样的诗集名，增加了一半的篇幅，换成笔名陈山，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一千册。
在新中国诞生之际，诗人们写诗数不胜数。出版相关诗集也是不胜枚举，如柯仲平的《从延安到北京》，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绿原的《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史卫斯的《歌唱新中国》等。更有不少诗歌合集，如北京大众书店出版的《中国的十月》，选了郭沫若、藏克家、田间、严辰、吕剑、楼适夷、沙鸥、彭燕郊等二十三位诗人在建国前夕写出的诗作。还有上海文光书店出版的《狂欢的节日》，是由任钧、沙金、屈楚、洛雨、柳倩、劳辛等集体创作的一首抒情长诗。这些以歌颂新中国为主题的诗歌，是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热切向往、热烈欢迎的集中表现，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新生的祖国热爱之情。
时光过了整七十年，这些讴歌新中国的诗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学史料。虽然，受到时间和环境的限制，有的诗在艺术上还显得较为仓促、粗糙。但是，后人不能苛求这些前辈诗人。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也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以赤子之心、一腔热血，来歌颂崭新的祖国，歌颂崭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思想热情和创作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又体现出诗人们对新诗的积极探索，为诗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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