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 与陈丹晨老师相识年数并不长，见面次数也很有限，第一次是2011年底，在上海淮海中路南鹰饭店，由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巴金研讨会上，第二次是在上海图书馆，由巴金故居主办的巴金诞110周年图片展上，有热心者还为丹晨师、林伟平先生与我三人合了影。因分住京沪两地，平时联系无多，通过数次信。仅此而已
【全文】
与陈丹晨老师相识年数并不长，见面次数也很有限，第一次是2011年底，在上海淮海中路南鹰饭店，由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巴金研讨会上，第二次是在上海图书馆，由巴金故居主办的巴金诞110周年图片展上，有热心者还为丹晨师、林伟平先生与我三人合了影。因分住京沪两地，平时联系无多，通过数次信。仅此而已。但在我心里，与他的距离很近。这不但因为他是上海人，更因为他是我所尊敬的巴金先生的权威研究专家。
我读到巴金的书，大约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艺刚刚解禁，巴金的书开始重印出版，我排队购得一册《家》，只用一二天时间就读完了，很不解渴。这个写出这么好的作品的作家，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却是“黑老K”“反动作家”，文革中的小报和传单，那些凶神恶煞般的词句，仍在影响着人们，阴魂不散。当年读过《家》，如想更多的了解巴金，也无从入手。可没过几年，喜从天降，在书店里见到一册《巴金评传》，迫不及待地购回捧读。二十出头的我，少不更事，自然不能有更多的体会和领悟，但对传主巴金已有了初步认识。同时，我记牢了写作《巴金评传》的作者陈丹晨。以后，每遇到报刊上有他的文章，总要拜读一过。凡见到他的著作，总要购入一册细细品味。读得多了，对丹晨师的了解更深些，心灵会走得更近些。
陈丹晨出生于1931年，今年已届八七高龄。他祖籍宁波，却出生于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就读，五十年代中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进入国家外文局主办的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后调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报》社副总编。退休后，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著书立说，成果频频。写文学评论，写散文随笔，尤其是忆人怀旧的文章，留下文坛珍贵史料。更是倾心倾力，撰写出七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巴金全传》，完成他三十年前的一个夙愿。
今年五月，我有北京公干之行，心中盘算着，一定要去看望丹晨师，与他聊聊天。于是，电话中约好时间，就去了。这是北京东部的一个普通小区。丹晨家坐落在六楼，估计是三室一厅的居室，我坐在客厅里，只顾与丹晨师聊天，无暇去参观下他的书房。客厅宽大，却有些凌乱，片刻即知，这是一个缺少主妇打理的客厅。我心里有些酸楚：独居老人太不容易了。记得，七年前的2011年，得丹晨师来信，说“因家事变故，悲痛之余，不及复函，深感歉疚不安”。我不敢去信询问“变故”之事。今日见客厅空落，那一定是师母的故世之事。不禁心中怅然。
坐在略显陈旧的沙发上，我们聊得十分惬意，时而普通话时而上海话，他谈儿时在上海的经历，谈在《上海文学》上开设回忆钱锺书的专栏文章，更多的是谈他与巴金几十年的交往与友情。
丹晨师记忆特好，他清晰记得童年时代的事。比如，他看到大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的情景，当然不明白那是什么书，只见大姐看着看着，就悄悄流泪，什么书会让人哭哪？后来才知道，大姐看的是巴金的《家》。
上小学不久，丹晨就有了阅读课外读物的习惯，看的最多的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当然还包括巴金的书，除了找来看，还不解渴，把每天买早点的几个零钱，也用来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了。
最让丹晨难忘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任职《中国文学》期间，在策划人物报道选题时，大胆提出了专访巴金的计划，经层层严格审批，终于获得准许，使他如愿以偿得以上海之行。上海可是他的故乡，每念及上海两字，他都感到那么亲切。那在1963年，还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丹晨第一次走在武康路上，走进巴金先生的家门。也许是初生牛犊，丹晨有着一股采访热情和干劲，第一次采访巴金两个多小时，他觉得不过瘾，再接再厉又连着进行了两次访谈。之后，写成《巴金访问记》，刊发在《中国文学》上。这是建国后极少见的对巴金正面报道，难得让海内外读者有了一个了解和认识巴金的机会。
让丹晨刻骨铭心的是，他在文革中悄悄去看望巴金的情景，真有点像过去地下党秘密接头的感觉。那是1973年他趁出差上海之机，在七月初夏的一个晚上，选择七、八点钟行人稀少的光景，独自敲开了武康路上巴金的家门，开门的是巴金九妹，她听明来意，就放心地对丹晨说：他（巴金）今晚正巧与家人外出了，明天这个时候吧，他一定在家。丹晨说好，我先留张纸条吧。这样，第二天晚上，丹晨在隔了漫长的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心中常常思念的巴金。在他眼中，巴金苍老了许多。
这次夜访巴金后，丹晨一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巴金的好友唐弢先生，唐弢闻后也激动不已：“巴金还活着，总算还好”。没几天，唐弢就把巴金的近况告诉了京城的巴金朋友们，大家悬着的心，才稍得安慰。
面对面促膝聊天，听丹晨师讲述与巴金的交往，是那么娓娓道来、生动有趣。这些往事，他在回忆文章中也大多写过，还出版过一册专著《明我长相忆》，是与巴金交往四十余年的长短回忆文集。可我觉得，“纸上得来总觉浅”，包括我现在写下的这些纸上文字，很难再现丹晨师那原生态的、栩栩如生的亲口讲述，以及那眼神那手势，能还原十之五六，已是十分难得了。
也许，在1963年初见巴金先生后，在丹晨的心里，就萌生了要为巴金写一部传记的愿望。因为，外界对巴金的评价存在严重分歧，也就是说，巴金被大家了解和认识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可是，接二连三的各种运动，很快就打乱了他的写作设想。一直到改革开放始起的1978年，为巴金写传才真正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他反复阅读十四卷《巴金文集》，到各地图书馆找寻巴金的相关书籍版本和资料，遍访在世的巴金朋友，如沈从文、李健吾、汝龙、黄源、萧乾、沙汀、魏绍昌等，还与艾芜、吴朗西、柯灵、李采臣等保持通信联系，以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接着马不停蹄奋笔疾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十多万字的《巴金评传》就定稿出版了。那些年，查找文史资料可是难上加难。相关单位都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查阅，也没有“百度”等发达的网络系统。白天他的正业是编辑，伏案“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来伏案撰写传记，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巴金形象。这就显得非常不易。1981年，由钱锺书题写书名的《巴金评传》始得出版，这是大陆学者撰述的第一部关于巴金的长篇人物传记，为国内外热爱巴金的读者和学者，提供了一个阅读、研究巴金的范本。他认为，一部优秀传记，一定是把传主的心灵、思想、生活、情感和创作活动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发展紧紧联系起来的。它不回避令人关注的问题，比如，涉及到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和评估，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尽量回避与淡化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说成“民主主义思想”，或指认“受到无政府思想影响”。其实，只要对“无政府主义”有基本的常识，对这一思想来源有真正的认识，就不难看出，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有多深，时间有多长，信奉有多虔诚和坚定。他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巴金先生除了在文革中违心说过“我有罪”，就从来没否认过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晚年巴金自己也谈到：“没有必要回避无政府主义问题”。巴金传记对此作了充分的记述和分析。这是当时人们不谈或少谈的话题。就这点来说，就显示出丹晨师撰写的这部人物传记的分量。
尽管《巴金评传》的出版，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丹晨师并不满足。他一再反思回顾，觉得这部传记列出的十四个章节，其实只写了巴金的前半生，1949年后只占了其中的两个章节，实在是过于简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写作难度颇大。但这样的人物传记是不完整的，是有失偏颇的。
之后，丹晨在原有的基础上，一直继续收集巴金的相关资料。到1994年2月，他又重写巴金传记《巴金的梦》，先后在中国台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仍是以巴金的前半生为主，但已有不少作者的反思，正如他在序中所写：“反思这段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件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课题……解读巴金，也是为了解读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后的1996年，他又续写了巴金后半生的传记《天堂·炼狱·人间》，终于了却了记述巴金完整一生的心愿。1999年，丹晨师把这两部书稿作了较大修订，以《巴金全传》为书名，交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了十五年，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此书新的修订版，上下卷增补后共七十万字。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较为完备的一部巴金传记，仅仅执笔撰写，就前后花去作者二十多年的时间和心力。诚如作者所言：“《巴金全传》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真实准确的巴金的形象和心灵”。
丹晨师还谈到巴金对待朋友的真诚与细心。一次，他在四川开会期间，无意中与巴金胞弟李济生谈起：“五粮液市场紧俏，到了成都不妨买一瓶”。济生不知何时把这话传到了巴金耳边。一年后，丹晨到上海看望巴金时，巴老就取出一瓶五粮液递给丹晨。这让丹晨颇感意外，他说自己是不喝酒的，无意中的一句话，巴金却一直记在心里。
这让我想到上海的吴钧陶老师，他跟我也说起过类似的故事。还是在上海解放初的平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吴钧陶曾对巴金说起，在集邮时，收藏了一套梅兰芳专题票，唯独中间的一张小型张，因售价三元买不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不久，在一次社里聚会时，巴金塞给吴钧陶一只信封，吴打开一看，立马喜出望外，竟是一张梅兰芳小型张。
两件小事，却异曲同工，可以看出巴金的为人品格。
时值1958年，国内对巴金的作品有过一次延续半年多的全盘否定的“讨论”，批判者认为，巴金的作品不仅没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而且还是有害的反动的。这为文革中打倒巴金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时各家报刊噤若寒蝉，都不敢做“出头鸟”。丹晨是此后第一个正面采访巴金的杂志记者，撰写并发表了《巴金访问记》。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在人人自危，熟人见面都视而不见的状况下，丹晨夜访巴金，给巴金带来了友情和温暖。这一切，巴金都记在心里。正如俗话所说，患难之中见真情。八十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巴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陪同巴金赴港的除了家人，另需一名作家，以便向外界介绍一些大陆文学界的情况。此时，丹晨已得到通知，将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陪同巴金访港的作家就得另定人选，当中国作协向巴金说明情况，征求巴老意见，是否另外指定一名作家，巴金仍然点名要丹晨陪同。这充分说明，巴金对丹晨是何等信任。中国作协遵从巴老意愿，决定另派作家访菲，让丹晨随巴金赴港。获悉这一信息后，巴金才愁眉舒展，“心情放松了”。
丹晨年事虽高，却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可以减去十岁吧。对我这上海来的后生晚辈，蔼然可亲，交谈甚欢。有位老诗人跟我说过：人是讲缘分的。虽然京沪相距千里，但并不妨碍心与心的交融。我从丹晨师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他敢于直言、不畏权贵，甚至有点我行我素的自由习性，甚为钦佩，引为知己。这就是性格、趣味的相投。我们彼此没有掖着藏着的话题，没有不能谈论的内容。当然，谈得最多的依然是巴金。因为他是巴金信赖的挚友，是研究巴金的权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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