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丰子恺与《子午山纪游册》民国三十一年五月，由赵迺康、丰子恺、李瑜三人编辑，以遵义孤儿所为发行印刷单位，出版了《子午山纪游册》一书。此书不见《丰子恺年谱》等相关资料记载，丰子恺为此册所插配的绘图，也不见选入丰氏多种漫画集，可见知之者无多。斯册十六开原迹影印，前有浙江大学文学系主任王焕镳的序言，开首写道
【全文】
丰子恺与《子午山纪游册》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由赵迺康、丰子恺、李瑜三人编辑，以遵义孤儿所为发行印刷单位，出版了《子午山纪游册》一书。此书不见《丰子恺年谱》等相关资料记载，丰子恺为此册所插配的绘图，也不见选入丰氏多种漫画集，可见知之者无多。
斯册十六开原迹影印，前有浙江大学文学系主任王焕镳的序言，开首写道：“遵义于西南号文学之国，而郑子君、莫子偲、黎莼斋三先生尤有闻于天下，四方宦游之士至其邑者莫不慨然想见三先生埋骨之所”。说的是他与遵义耆宿、清末举人赵迺康、温州李子瑾、崇德丰子恺、武进冯励青、长沙罗巴子诸人，于民国三十年初春结伴，到遵义新舟河滩子午山祭扫清代桐城散文名家郑子君、莫子偲（友芝）、以及曾出使国外的黎莼斋墓地后，各有诗文画呈献，编为《子午册纪游册》。王焕镳是我国先秦文学研究专家，著有《先秦寓言研究》《墨子校释》等专著，解放后任之江大学、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此册还有赵迺康撰写的郑、莫、黎三人小传，及长文《辛已同往谒郑、莫、黎三先生墓记》，详记游览盛景。接着是李子瑾、冯励青、罗巴子诸人的诗词酬唱，最后有李子瑜的《跋子午山纪游册后》，结尾写道：“斯册之缉虽未能扬三先生之未耀，而公之行谊其殆将稍稍暴于世矣”。
丰子恺先生共在此册中绘有十二幅漫画，前面配合郑、莫、黎三人小传，各画一幅遗像，均寥寥数笔，神态毕现。在赵迺康谒墓记的长文后，绘有郑、莫、黎三人墓地图各一幅。再后面有六幅漫画创作，穿插在诗词中间。第一幅《坐久意末厌》，题跋为“卅年早春游子午山，破晓偕励青兄坐禹门寺前，与山水默契良久，归后用励青兄诗句作此，子愷”。画面中两人坐在大树掩映下的台阶路上。第二幅《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极目千里兮伤春心》，题跋为“卅年早春游子午山，道经清神桥，凭栏远眺，欣慨交心，归作此图，子愷”。画面中一人独自兀立桥上。第三幅《一弯绿水山百转，门前一笑师像迎》，题跋是“卅年同游子午山，访胡献之老丈之小庄，即图其景，借迺康老丈诗句为题，子愷”。画面是小溪前的山庄，门扉洞开。第四幅《节孝祠》，分别有赵迺康、李子瑾《节孝寺观丰子愷君画佛》诗一首，李诗云：“何劳尘外访，画里见维摩”，道出了漫画如唐诗人王维“画中有诗”的意蕴。第五幅《柳待春回绿末生》，题跋为“子午山纪游借题李子瑾兄诗句，子愷”。画面是柳树下的石桥上，坐着等待春天的人们。最后一幅是《折取一枝城里去，教人知道是春来》，题跋是“卅年同游子午山，归途见巴山兄之车，载红梅一枝，即得此图，子愷并记”。画面是一人坐在黄包车上，一枝红梅斜逸而出。无论人物造像、墓地实景，还是带有抒情意味的创作画，都具有丰氏漫画一以贯之的鲜明风格，画面简洁，线条流畅，情景交融。
一九四Ｏ年初，正值抗战艰难时期，丰先生带着家眷老小，流离失所，一路颠簸到了遵义，才算安顿下来，先后租住在城郊罗庄和南坛的“星汉楼”。在遵义的两年多时间，是丰先生生活较为稳定的休养生息阶段。他在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担任教职，教授《艺术欣赏》与《新文学》课程。又应开明书店徐调孚先生的敦请，续画《护生画集》，在开明书店出版了《护生画集》（正续合集），以及《子恺近作绘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艺术修养基础》等。在遵义，丰子恺画了女儿丰一吟十二岁时学画画的漫画，并题陶渊明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下面落款时间是“卅年七月于遵义”。这是令丰一吟甚感珍贵的父亲遗作。一直到第二年十一月，丰子恺应国立艺专陈之佛校长之聘，去该校任教职，他们全家才离开遵义去了重庆。在重庆教学之余，丰先生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我在重庆公差，适与书友张南先生面晤，他以《子午山纪游册》见示，并承他信任，托我带回上海，请丰一吟老师题签。丰老师说记得在遵义的事情，爸爸那次祭扫归来，作画多幅，但不知具体数字，还参与编了《子午山纪游册》一书。只是，这本册子丰老师是第一次见诸，她觉得新奇难得。而于我来说，亦得以养眼，并成人之美，诚一段书林佳话耳。
朱维之与《中国文艺思潮史略》
若不是九六高龄的丁景唐老多次给我提及他的恩师朱维之（1905—1999）先生，我对朱维之的生平与功绩，真的知之甚少。我得补上这个短板，开始关注作为文学史家、翻译家的朱维之先生。
亦是巧事。在一次淘书中，偶得一册旧著《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著者即是朱维之先生。通过阅读和爬梳相关史料，获知此书的写作与出版亦颇为不易。此书成稿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而在此十多年前，朱维之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洋文学思潮书刊后，就萌生了写一部中国文艺思潮专著的想法。过了几年，他的阅读和相关资料的积累，已到了相当程度，又受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山口刚所著《支那文艺思想》，文须芳次郎《东洋文艺十六讲》，以及胡适《白话文学史》等影响，于一九三四年写成《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初稿，并在他任教的福建协和大学讲授过两次。一九三六年朱维之调至上海沪江大学任教，也以此为教本。在边教学边读书的过程中，又得朋友们的鼓励，对讲稿进行整理重写，尤其对相关内容的年代分期法，由切瓜式改用波浪式。只是令作者感到痛心的是，十多年来所积累下的参考书及相关稿件，因“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的炮火而化为烟尘，以致给重写带来重重困难。尽管如此，朱维之觉得让这本重写稿及早出版，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纪念，此书便于一九三九年由长风书店初版。由于颇蒙读者爱好，过了一个多月，即印了第二版。第二年准备第三次印刷时，又恰遇日军进攻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再行印梓已不可能，书店遂想把纸型转移到大后方继续印刷。不料，没多久桂林分店也遭日军炮火的轰炸。抗战胜利后，长风书店老板想重新排印，无奈物价飞涨，书店只能印刷已成纸型的书，以减少成本。在此情况下，经周予同先生推荐介绍，朱维之索回在长风书店的版权，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开明书店虽然自身积压的书稿也多，却将此书优先付排，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出版，这让朱维之深受感动，称自己这本书是可怜的“国难孩子”，托付给开明有了新生的希望。此书出版以后，评论者不少，如赵景深谈到：书中有古典、浪漫、写实、象征等西洋名词，并不显得牵强，文笔也轻松活泼，可以做极好的教学参考书等。朱维之仍觉得这样的评论“轻描淡写”，希望评论家有“不吝详细切实的指教”。
《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是一部以文艺思潮为中心线索的文学史，他破除了以朝代或世纪为纲要的旧体例，系统地疏理、描述了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坛变迁、思潮更迭、作家辈出的历史进程，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九九一年列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再度影印发行。尤其是书中第十一章最后一节“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潮”，可以看出朱维之对新文学初期的判断，他写道：“一九二五年以后，除少数作家以外，大家都有新写实主义的倾向，步伐愈走愈齐，比较重要的作家像茅盾、沈从文、田汉、鲁迅、巴金、丁玲、叶圣陶、张天翼、老舍等，都是写实的名手。因为在这转换的大时代里，大家都不能不注目看一看现实的炼狱，而加以分析解剖”。他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振振有词、掷地有声：“目下中国文坛的趋势，很明显的是以新写实主义为中心思潮，最近的将来也必须继续这个主潮而发展，光明灿烂的时期，不久便要到来了！”整整七十年过去了，朱维之仿佛像个预言家。
一九Ｏ五年三月，朱维之生于浙江平阳县朱家岛村。五四运动时，他在温州中学读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阅读大量进步文学作品。一九二三年得到在温州中学任教的朱自清指教，并走上文学道路。在温州的岁月，对他人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七年他从南京来到武汉，参加北伐，任第三军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进入青年书局从事编译工作。后应聘去福建协和大学任教。从一九三六年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后任中文系主任。丁景唐跟我讲述过，他一九四二年进沪江大学中文系就读，朱维之是他的国文老师。一九四八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知丁景唐，他已入敌人黑名单，尽快离沪。这样，他流亡香港，在生活十分拮据之际，忽然接到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朱维之信函，聘请他速回母校担任助教，这给了他莫大的惊喜。回沪后，朱维之让他暂住已故刘湛恩校长的住所，以批改学生试卷为掩护，让他隐蔽在学校深处，以躲避敌人的魔爪。为此，朱维之差点被当局解聘中文系主任职务。只是未及实施，上海便解放了。一九五二年，朱维之调任天津南开大学，继李何林之后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除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他还出版了《基督教与文学》《圣经文学十讲》等，翻译了弥尔顿长诗《复乐园》，马雅可夫斯基诗剧《宗教滑稽剧》，以及编写《古代中世纪欧洲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等专著。朱维之的这些学术成就，他的知识分子风骨，亦当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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