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 龚明德
【简介】五一前后，只为应酬在忙，有泉兄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写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才得知我一直景仰的贾植芳先生已于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在上海去世。 这消息虽然来得突然，但是因为我在二〇〇三年夏去看望过贾植芳先生，知道贾先生的身体状况，所以觉得能在多次牢狱之灾后健康地活到九十二岁，也算得享天年了。 我与贾植芳先生
【全文】
五一前后，只为应酬在忙，有泉兄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写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才得知我一直景仰的贾植芳先生已于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在上海去世。
这消息虽然来得突然，但是因为我在二〇〇三年夏去看望过贾植芳先生，知道贾先生的身体状况，所以觉得能在多次牢狱之灾后健康地活到九十二岁，也算得享天年了。
我与贾植芳先生的来往，主要原因是我为巴金和巴金研究的有关著述做编辑工作。
最早的一次，是在复旦大学一位学界前辈朋友家里晚餐，朋友问我“贾植芳先生也爱吃螃蟹，可不可以把他老人家请过来一块儿吃”，我是晚辈后学，又是朋友请客，当然是太希望与德高望重的贾植芳先生共进晚餐了。
可能隔了半个小时，贾植芳先生拄着拐杖，由他的老伴任敏陪着一步一步地攀着楼梯护栏走上楼来了。记得这回在友人家中共进螃蟹晚宴的，还有戴厚英。不知为何，年仅中年的黑黑瘦瘦的戴厚英，在整个晚宴都只埋头剥螃蟹静静地吃着，好像就没有听见她说话。贾先生来了后，问了几句戴醒的事，作为戴醒母亲的戴厚英也只低声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她女儿的事。
说话最多的，是贾植芳先生。他老人家那时也就七十多岁，健康的笑容加上侃侃地演说，边用手娴熟地剥螃蟹，边说着大量的学术上和国家的事。
我至今尚记得的贾植芳先生的话，有两个内容，而且印象中都是原话。
谈到学术研究，贾植芳先生说：一个翻译史、一个期刊史，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空白点；没有把翻译过来的文学说明白，不是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把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的历史说明白，也不是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贾植芳先生反复重复这个意思，还让我要组织这方面的书稿来公开出版，说这是大有益处的。
不知怎么，贾植芳先生由谈论学术转到了谈论国家管理，他扶着椅背站起来，俯瞰着我们一群中青年食客，指着桌上的碗盆大声地说：这个菜盆该放在哪儿、这个饭碗该放在哪儿，所有家庭成员，包括我们这些来进餐的朋友，都可以发表意见，谁说得最有道理，就按谁说的摆放。说到这儿，贾先生猛地坐下来，环顾左右，用右手指点着说：但是奇怪，一个国家该怎样管理，却不准国家的成员也就是公民们自由表达意见，就是只准几个手握大权的高官在那里东说西说，国家被这些高官弄成了什么模样，也不准国家的广大成员们议论。
沿着这个意思，贾植芳先生举了不少实例来证明一个道理：如果掌握政权的政党不听从广大老百姓的话，国家就管理不好。当时，我是头一回听到把如此重大的“政治命题”说得这样平常而又让人惊醒的话，所以记得特别牢固。后来大量地读了不少名家如胡适等人的著作，才知道这样说话才是真有学问的表现。那些把平常的浅显道理也说得含混不清的人，其实都是“伪文化人”。
那回见过贾植芳先生离开上海回成都之后，过了一两年，曾经为一部巴金研究大部头著作的署名，与贾先生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贾先生这一回发了大脾气，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的两三个山西小老乡的学术劳动而正名。我夹在中间，力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贾先生有一封很长的信写给四川出版界领导，最后这封书信原件交给我保存并处理。我仍是以“和事佬”的晚辈后学，给贾先生道歉，说我在出版此著的时候不了解情况、说贾先生的几个山西小老乡从来也没与我联系，这事情应该由我负全责。并请教贾先生，我现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过去了的事情纠缠都不再说了。印象中，有一位贾先生的小老乡远远地突然来到成都，在我的办公室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应他的要求去办公室开了一封公函证明他参加了某书写作的信，加盖了红红的公章，这桩案子就这样了结。
巴金百岁诞辰，要举办一个规模较大的国际研讨会，由当时我供职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具体负责联系，我受社长委托两次去上海办理有关事务，都去了复旦大学家属区拜会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的住处，房间不大，在底楼，是旧房子。有一回去，贾先生兴致极高地把一沓正在校对录入的打印纸样给我看，是他的日记。我索要了十多页，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和十月份贾先生的日记，没有经过修改，是原手稿的照样录入。
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一天的日记中，贾先生评说郭沫若，他写道：“午后肖斌如来访，赠我们杏花楼月饼一盒，给她写的郭沫若小传提了些意见，要求她写文学作家的郭沫若，不要写成政治家的郭沫若。其实，这人是打着文艺学术招牌的政客，文革中他是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文革初，他首倡烧书，粉碎四凶后，他又以受迫害者自居。他既是敬神的蜡烛，又是送鬼的馒头，都是实用品也。”
上个月，我在旧书地摊买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贾植芳先生的日记，但放在了玉林，不知这一天的日记被“处理”了没有。
谈到巴金百年诞辰，我向贾先生汇报了我们的一些设想，他都支持，还写了一句祝贺大会成功的致词，请我在会上代他宣读，他说他就不去成都开会了。
说完正事，贾先生边抽烟边跟我轻松地谈起了巴金。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是贾先生反复地对我说一句话：“你要晓得，巴金是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哦！”说这话时，贾先生脸上带着孩童式的笑容。我当然明白贾先生说这话的含义，但却不便把我知道的巴金晚年状况说给他听，本来我知道的也多是道听途说，因为我与巴金并非生活在一起，几次有限的见面，也说不了多少话。我，只好陪着贾先生一起笑，我说：巴老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之一了；仅仅中国作协主席，也是部级高官……
贾先生听到我的话应证了他说的，也高兴。我们一老一少就这么闲聊着。临别时，贾先生说要送我一本珍本书，我以为是什么“民国版本”，待到见书，才知道是由华宝斋书社精印的手迹宣纸线装本《贾植芳致胡风书札》，是那时的两年前出版的，一个长条大本子，定价二百八十元。我要给钱，贾先生大声阻拦：“我不卖书！”我收回递出去的钱，贾先生说要写一句话给我。等我返回旅馆，才从一个大封套里取出贾先生的赠书，他老人家给我的题字是——
最高指示“他们给人以假象……”，这就是假象的表演。写给胡风同乡龚明德
贾先生在题词的左上方加盖了一方随形名章，在题词的右下方加盖了两方闲章。两方闲章的古字体篆文印文，宏亮帮我辨识了，分别是“洪宪生人”和“秦坑馀民”。
这一天，是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八日。
作为“胡风同乡”，我接受了贾先生如此的厚赠，真值得一书呢。
但愿贾植芳先生的在天之灵，永安……
浏览数：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