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祝淳翔
【简介】老同事张林岚说唐大郎是解放前的小报状元，我估计实源于“江南第一枝笔”——这名号最初是挖苦，让唐氏受之有愧，以后等他写得多了，也有了名，心态便渐渐坦然，且安之若素。话说大郎十七岁在北平读书，初中未曾毕业，来沪入中国银行当职员，点钞票七年，因在外荒唐，为上级劝退。任职期间，酷爱读小报，也常替小报（如《大
【全文】
老同事张林岚说唐大郎是解放前的小报状元，我估计实源于“江南第一枝笔”——这名号最初是挖苦，让唐氏受之有愧，以后等他写得多了，也有了名，心态便渐渐坦然，且安之若素。
话说大郎十七岁在北平读书，初中未曾毕业，来沪入中国银行当职员，点钞票七年，因在外荒唐，为上级劝退。任职期间，酷爱读小报，也常替小报（如《大晶报》）写稿，故失业后索性接受友人邀请，入《东方日报》当主编，时当1932年6月，虚岁廿五。
甫入新闻界，人脉有限，稿源尤成问题。大郎无奈，只得取多个笔名厕身其间，以充实版面。倘若稍加留意，便会逐一发现这样的一些：“云哥”、“唐人”和“云裳”，均肇自本名唐云旌；“怀素”，估计与苏滩艺人张素兰有关（唐大郎后与之同居，称她为闺人）；另有笔名“高情”、“香客”、“萧郎”、“郎虎”，以及不那么雅驯的“平生不四色斋主”。有意思的是，次年四月，画家姚吉光过访，用毛笔替大郎画一幅速写，将大郎的一张方脸，一副圆镜，展现于读者眼前，虽寥寥几笔，亦栩栩如生，十分传神。
从1935年起，大郎始为陈灵犀主持的《社会日报》撰稿，起初用笔名“大唐”，写“闲言碎语”、“恣言集”等专栏，当然也间或延用之前的旧笔名。第二年，当专栏名统一改为“高唐散记”，“高唐”遂成其最具代表性的笔名，一写十几年，直至解放后。到了1938年，《社报》又出现笔名“云郎”，使用频率之高，仅次于高唐和大郎。
1939年4月，唐大郎在跳舞场结识舞人刘美英，很快为其吸引，数数写诗赠之，其中有“望中玉貌如明月，碗底酡颜似夕曛”之语，令人想见刘氏风仪之美，大郎倾倒之深。四个月后的8月15日，友人毛子佩创办《小说日报》，邀其长期供稿，创刊号上大郎即以云裳笔名写“刘郎杂写”，并解释此专栏是为纪念女友惠民而设，称“初望其人，凛然不可犯，与之言，亦一婉媚佳人。”不难猜度，惠民即刘美英的本名，而“刘郎”云者，出自陈灵犀的诗句：“王粲天涯漂泊惯，丈夫何必定依刘”。此后，大郎便自称定依阁主，但要到1941年起，才启用刘郎为笔名。此前一度用过“羸材”，表明身心疲惫之状。插句题外话，唐刘二人之间感情经历分分合合，终于修成正果，结为夫妻。
1942年3月中旬起，大郎替胡力更主持的《力报》写“妇人科”百篇，拟王渔洋怀人三十二首，写十年以来所识之海上女人。引言里约定不相识者不记，写至第六十四则时，因以后的蛾眉皆为素昧平生者，遂将此专栏，“委之他人”，称“吾友十一郎、费解、狄珩诸子，愿为吾助”。细细品味，此三人的文字嬉笑泼剌，与大郎的并无二致，故我怀疑实无其人，当均为大郎自己。尤其是“十一郎”写鼓书艺人小黑姑娘时，提及曾在北平书场见其引吭度曲前，先解领扣。此一细节，已见诸大郎笔下。又十一郎，可解为刘十一（惠民排行十一）之夫，亦是一重证据。之所以要用这些陌生笔名，或为避免食言，或因事涉隐私，故不愿以真身示人。
1942年7月，大郎以云郎笔名，在《力报》开设“云庵琐语”专栏，写至44年6月，与十几年老友南山斋主人闹翻，而于报间发生笔战，不久言归于好，大郎遂撰诗文，记其与南山言和后的一次邂逅，文章同样刊于《力报》，署名则为“一尺”。
至此，大郎解放以前所用笔名，已略陈于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两月后，由华东局文教工作的负责人夏衍授意，大郎与龚之方创办革新小报《亦报》，唐氏任主编。在该报，高唐、大郎、刘郎等旧笔名得以延用外，还有新笔名。
其中如“思郁”，最初用于1950年底至1951年初，多为补白性质，有时亦写旧诗，题材很私人，毫不引人注意。某次提及“友人媿翁”，媿翁姓王，系大郎之谂友。直至1951年10月6日的《高唐散记·最好的药石》，篇首说：“上海的朋友看了我用思郁的名字，写的那篇《薄暮花光往往红》的稿子，跟我提意见。”这才揭晓，思郁正是唐大郎。
1951年3月，大郎孤身赴京，不久落脚西山就读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期间，曾用“万静”为笔名，述其“每天早晨不到五点钟就起身，天没有大亮，早操完毕，方见红日东升，总是跑出去远望西山，一派青青紫紫的彩色，其壮丽真似一张最好的国画。”（《七月》，《亦报》1951.9.4）
1952年7月起，大郎还用过“宝琳”。常写北京风物，又谈京剧名伶，《盖家小坐记》记他与同事去访问盖叫天，与之相谈甚欢。《来写江南盖叫天》又称一直想给盖写一篇系统的传记，篇末写道：“‘愿倾万斛情如沸，来写江南盖叫天。’这是我的旧诗，也是说明了我在当初要给盖先生写传记的心愿。”那两句诗，三次见于唐大郎的笔端，稍有不同的是，旧日里将盖叫天唤作盖五爷。
《亦报》上尚有“端云”笔名，比宝琳早用两个月，但始终辨识度不高。《游泳代午睡》写他去年在北京，“吃过中饭不睡午觉，每天到什刹海人民游泳场的水里，泡上一个钟头”，对照此前的高唐《始作弄潮儿》，说“泡在昆明湖里，胜于在什刹海人民游泳场”，似有所印证，但证据还不够“瓷实”。好在延至1957年4月25日《新民报晚刊》（1952年11月，《亦报》并入《新民报晚刊》，大郎留任编辑委员兼管副刊《繁花》），端云在《紫藤花》一文里，赋诗一首，其中有“猛忆儿时耽昼寝，阿婆怀里阿常头”句，并于文末说“诗里的阿常是我的小名，祖母老这样叫我”。揆诸唐大郎在1940年3月《社会日报》的多篇悼念舅父的高唐散记里自称阿常，两相参看，方为铁证。
张林岚撰文提及，大郎曾“配合国际形势，写一些抨击帝国主义的讽刺诗（旧体诗），篇名题作《嘘烂篇》”，经查证，这些诗篇最早写于1959年初，多揭露与鞭笞美日英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不良生活场景（其中也不无理解的偏差），此时用过笔名“岑生津”，其名或源于中药材陈皮，因大郎患有严重的咽喉炎。
此外，1960年前后，唐大郎在香港《大公报》设有专栏“唱江南”，期间，有一个笔名“流金”，似乎也是大郎，因证据较松，故在此提出，留待日后详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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