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贾植芳先生上年去世的时候，我正患重病刚刚从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里回家，未能赶去上海为他送行，至今想来仍觉十分愧疚。接到讣告后，我写了一封唁函表达深切的哀思，云：“顷接贾植芳先生不幸病逝之讣告，不胜哀痛。贾先生是我走上文学研究之路最早的引路人之一，二十余年来对我关怀备至，曾多次为我和我参
【全文】
贾植芳先生上年去世的时候，我正患重病刚刚从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里回家，未能赶去上海为他送行，至今想来仍觉十分愧疚。
接到讣告后，我写了一封唁函表达深切的哀思，云：“顷接贾植芳先生不幸病逝之讣告，不胜哀痛。贾先生是我走上文学研究之路最早的引路人之一，二十余年来对我关怀备至，曾多次为我和我参与的著作写序，奖掖扶植，不遗余力，倾注了一个仁厚长者对后辈学人的殷切期望，也成为我一生难以忘却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先生虽然驾鹤仙去，但风范长存，业绩永在，千古流芳。”这封唁函是我想对贾植芳说的由衷之言，也大体勾勒出他多年来对我的引导和帮助。
我最早知道贾植芳先生的名字，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读于复旦大学附中期间。当时只听说大学部中文系教授中曾有贾植芳其人，但属于被镇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自然“面目狰狞”，因而从未想过以后会跟他发生联系。“文革”以后，我在黑龙江一所县城的师专学校读书，虽然地处偏僻，但由于整个中国已经春回大地，自然也暖风阵阵，传来许多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曾经被钦定为铁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竟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冤案，包括胡风、贾植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蒙冤系狱的“胡风分子”正在陆续平反。这，事实上已经注定了我日后将会与贾植芳先生建立联系并成为忘年之交，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
1982年初，我在教学之余开始着手现代作家笔名研究的项目。我从小爱好现代文学，在上海读中学时期经常到福州路旧书店去翻阅各种民国书刊，对现代文坛层出不穷、纷繁多变的笔名现象甚感兴趣。二十多年后当我侧身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再一次感到现代文学笔名现象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海，尽管已经有一些学者编印若干作家笔名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收集、整理、辨析、正误。经过反复的考察和研究，我决定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向作家、研究者征求笔名和查阅现代报刊进行验证、落实这样双管齐下的办法，来编一本收罗较全、准确可靠、检索方便的现代文学笔名工具书。于是，我与闻彬一起，以克山师专中文科《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编辑组的名义，首先向全国各地的现代作家们陆续寄发了数百封笔名调查函，也寄给了贾植芳先生。
查阅我的日记记载，我是当年10月11日给贾先生寄出调查函的，可能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缘故，此信寄到贾先生家已是11月15日了。当天，贾植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收到黑龙江克山师专寄来的征求笔名函，他们在编《中国作家笔名索引》，下午写了校阅的复信，明日发出。”（见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第85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他在收信的当天立即写了“校阅的复信”，并且洋洋洒洒地写了七页信纸，可见他对此事相当看重。在信中他热情地肯定了“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认为虽然已经出版过袁涌进1936年在北平编印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朱宝樑1977年在美国编印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及其笔名》等书，但这些出版物“往往错处很多（尤其是不同作家用过同一笔名这一特殊情况），遗漏更所难免，因为这个工作是细致而又分散，不易求得完整和正确”。因此，他特别赞赏我们“采用征求作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支持办法”来编笔名录，认为藉此“可克服上述那类缺点”。同时，他还详细地列述了自己使用化名、笔名的具体情况，并提供了他的朋友路翎、阿垅、芦甸、鲁藜等人的地址和线索，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贾先生的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在此之前，我还有些犹豫，毕竟反“胡风”运动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驱散，因此我们虽然从1982年初便开始了笔名调查工作，可给他寄发调查函却迟至十月中旬。然而没有想到他的复函却如此热情而详细，更以一个文史研究家的眼光，在评析已有的几种现代文学笔名录的基础上，充分认可我们的工作。这实在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这封信也驱散了我当时心中尚存的疑惑和顾虑，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之间的距离，从日后我们的交往看，这封信正是吸引我向他走近的起点。
第二年4月中旬，我去杭州出席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讨会。会议期间，遇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良春。他听我说起正在进行的现代文学笔名调查项目，遂问我是否愿意纳入他们研究所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嘱我回去写一个详细的材料寄给他，他将提请编委会讨论，使之列入“丛书”计划之内。会后回到上海，我去贾先生家里向他汇报此事。这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贾先生，但贾先生却对我一见如故，完全将我视若他熟悉的晚辈朋友，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一两个小时。他对编纂现代文学笔名录甚表支持，说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编委，认为编委会一定会将我的工作纳入他们的项目之内，这自然大大坚定了我的信心。贾先生还谈了笔名的起源、发展以及在现代文坛的各种表现，谈了笔名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些观点后来都写入他为我们编的笔名录所写的序文里。谈话中，他还就如何编纂笔名录谈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特别是，他在举例评议古今众多工具书编辑得失的基础上，指出编笔名录主要是向学界提供查寻现代文坛各种笔名的一种工具，因此一定不要人为地去区分所谓大作家的笔名或小作者的笔名，应当兼收并蓄，尽量收集入册，以备查索。贾先生的这一意见，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当时，我正为笔名录的收集范围而踌蹰。已经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笔名录，以及当时一些单位和个人正在编著的笔名录，收录的仅是一些较为著名的作家，然而实际上，现代文学报刊上大量出现的各种笔名，并不都是著名作家的笔名，还有许许多多是那些并不太出名的作家和文学作者，还有相当数量的偶尔涉及文学写作的各界人士。如果仅仅局限于著名作家的笔名，那么编出来的笔名录势必仍然不能反映现代文学的全貌，仍然不能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实际需要。但如果要将范围扩大到整个现代文坛的各类笔名，则不但从来没有人做过，没有前例可循，而且工作量之大也可想而知。就在我疑虑不决时，贾先生的一席话震聋发聩，使我拨开了迷雾，看清了方向，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尽最大的努力，编一本能切实满足教学和研究需要的全方位收录现代文坛笔名的工具书。后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果真将我的工作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计划，从而给了我许多有利的工作条件，合作者徐迺翔也很支持我的想法，前后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编成一本收录近七千名文学作者、三万余个笔名的《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12月出版。贾先生在序中对这本笔名录“覆盖面广、收录齐全、内容比较精确可靠而又检索方便”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此书“可以说是用笔名形式勾画出来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全史，它对于开阔我们的眼界，开掘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重大贡献”。许多年以后，我读到贾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他在1983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有阳光的日子。上午，克山师专的教师钦鸿同志来访，他们在编《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提了些问题，谈了些意见，十时别去。”可以看出，贾先生对我的来访非常重视，那一天他的心情甚佳，充满了“阳光”。对我而言，那更是难忘的一天。
1984年春，我去北京与徐迺翔商议笔名录工作事宜后，再一次来到上海。其间我经常跑图书馆查阅资料，还访问了许多在沪的现代作家，其中也有贾先生。这次访问贾先生，除了向他汇报笔名录工作的进展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借阅美国朱宝樑编著的英文本《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前一年拜访贾先生时，他曾叮嘱我应该看看已经出版的两本笔名录，然后再超过它们。我告诉他，袁涌进编的那本笔名录，我已经全书抄录，但朱宝樑的一本迄未看到。他立即说道，上海图书馆藏有此书，他可以让复旦图书馆把这本书调来给我用，只是不能带到外地去（当时我还在黑龙江工作），只能在上海看，用完就还给他。这次我回到上海，先给他写了封信。那时他因车祸还住在医院里，但出院后马上就派人去上图借好了书，等我3月9日登门时，他就笑呵呵地把书交给了我。那一天，他又对我谈了许多，勉励有加，关怀备至，可惜我没有记录下来，时过境迁，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他那天留我吃了午饭，并赠送了由他领衔编选的《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下三册一套给我参考，还有他由衷的热忱和对我的信任、支持，却使我感动之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贾先生当时身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工作上有此便利条件，但如果不是出于巨大的信任和对笔名录工作的倚重，恐怕不会对我这样一个并无特别亲密关系、而且在外地工作的青年学人如此主动地鼎力相助的。从这件小事上，我深深地感受到贾先生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和他对我的殷切期望，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动力。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贾先生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文学前辈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条件，比较圆满地完成笔名录的编纂任务的。
这以后，我与贾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曾写信对他使用过的笔名进行核实请教，我从黑龙江调到江苏南通任教后，也及时写信向他报告。每次回上海出差或探亲，我总要登门拜访贾先生，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也听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幽默地调侃文坛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与事。他始终关心笔名录的进展情况，在1985年4月1日的信中，他写道：“‘笔名录’如能早日峻[竣]工付梓，当是一大贡献也。”其殷殷关切和敦促之情，跃然纸上。当笔名录完稿以后，他又应我和徐迺翔之邀，为笔名录撰写了序文。1987年6月的两封信，谈的就是写序之事。从信中可见贾先生当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然抽空认真地执笔为文。写完寄出后，又推敲再三，又给我寄来了修改稿。此序先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后来冠于笔名录出版，不但使笔名录大为增光，而且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附录：贾植芳先生信——
一
钦鸿同志：
来信收到，我因为车祸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所幸开刀情况良好，我准备日内即回家疗养。因此你就直接到家里，不要去医院扑空了。
所说各事，容见面后商办。朱宝樑那本书，上图藏有，我回去后即请学校图书馆派人调来，以便应用。
余面叙。顺候
旅安！ 贾植芳
84，3，5，病床上。
二
钦鸿同志：
信收到。得悉你已调到南通，十分高兴，也为你祝贺。那里距上海近在咫尺之间，以后来往当更加便利了。
我的那个笔名，应该是“李四”，年深日久，记忆难免混乱，仍请用李四为盼。
“笔名录”如能早日峻[竣]工付梓，当是一大贡献也。我已迁居，新址是“复旦第九宿舍13号”。匆覆。
问好！ 贾植芳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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