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9-12-01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八十五岁高龄的宣稼生，脸色红润，行动利索，真不敢相信他有这个岁数。听说他从十二岁起就开始经营旧书，七十多年沉浸在旧书堆里，从事被顾廷龙称之“文化拾荒”的旧书收购生涯，闻之我不禁肃然起敬。他俨然是上海滩旧书业最后一个“老法师”，硕果仅存矣！子承父业老辈把家业传给后代，是一件高兴的事，说明有了继承人，用
【全文】
八十五岁高龄的宣稼生，脸色红润，行动利索，真不敢相信他有这个岁数。听说他从十二岁起就开始经营旧书，七十多年沉浸在旧书堆里，从事被顾廷龙称之“文化拾荒”的旧书收购生涯，闻之我不禁肃然起敬。他俨然是上海滩旧书业最后一个“老法师”，硕果仅存矣！
子承父业
老辈把家业传给后代，是一件高兴的事，说明有了继承人，用文绉绉的话说，是“薪火相传”。这也是家业兴旺的景象。可对宣稼生来说，这里满含辛酸和泪水。宣稼生祖藉浙江诸暨，父亲宣剑游是乡间私塾老师，也算断文识字的文化人。父亲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上海谋生路。穷书生除了教书，别无一技之长，这就难以在上海滩有立锥之地了。父亲思来想去，决定租下卡德路（今北京西路近石门二路口）一个简屋，开了一家旧书店，自己找来笔墨，写了气魄倒是不小的“上海书社”四字大字，店招一挂，旧书店就开业了，勉强维持着一家生计。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父亲患上绝症，丢下母亲及他和七岁的妹妹撒手西归了。
1935年出生的宣稼生，当年只有十二岁，正在教会办的修德小学读五年级。家里突然遭此变故，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哀伤，还有恐惧。父亲没有了，仿佛家里的天塌下来了。母亲身体不好，小妹年幼，一家三口的日子怎么过?想想都害怕。此时，小稼生年小志不小，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接过父亲的旧书店，继续经营下去。他毅然找到学校老师，提出辞学请求，学校师生都为他惋惜，他品学兼优，却中途辍学。大家知道他的家事，在那个社会环境，也是爱莫能助。
宣稼生是个机灵小孩，他从读书起一放学就在父亲的书店里待着，在板凳上做完作业，就帮父亲照料店堂。遇到顾客需要什么书，他一拿一个准。没顾客时他也不闲着，找本书安静坐着慢慢阅读。这叫耳濡目染，再加上父亲的悉心指点，久而久之，他对旧书这行就不陌生了。文史哲的分类，外文书的书名，名家名著的出处，如此等等，他都不会弄错。如今，父亲走了，他把父亲亲笔写下的广告招贴擦拭干净，挂在书店门口的显眼处，看着“重价收购古今中外旧书”这行遒劲颜体字，他心中默默告慰父亲：放心吧，儿会把书店打理好。尽管父亲不在了，但他更自觉学习旧书知识。在稚嫩的双肩挑起一家生活重担时，他没一刻放松自己。从事旧书经营，就要懂得“版本知识”。哪些旧书刊稀少珍贵，哪些具历史价值，又值多少市场价，心里都要明白透亮。利用晚上时间，他到离家不远处的“树群补习学校”去读夜校，打实语文基础。一本王云五主主编的《四角号码字典》终日不离手，查过的内容折个角，时间久了，这些小纸角纷纷掉落下来，像天女散花。他每天回到家还不肯休息，在昏暗的油灯下，借助字典学古文。虽然在小学读过两年英文，但这点外语词汇是不够用的，他找来《英语百日通》，一头扎进书里进行自学。如此，外文原版书的经营，也成了店里的一项重要赚钱来源。旧书店的实践，加上业余时间的不断钻研，他的业务操作已十分熟练了。就这样，在别人眼中，一个不愔事的小毛孩，突然间长大了，成了一家旧书店的“顶梁柱”。这应了一句俗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二岁做旧书店的经理，这在我国旧书行业里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经营有方
宣稼生打小明白，经营旧书店，首要的是要有货源，也就是说，在书店里，顾客能淘到各种各样的旧书。旧书从何处来?一是店里做出声誉，有出售者会主动送上门来，这叫“守株待兔”。二是上门收购，这是主动出击。而更主要的进货渠道，是到旧书店集中的区域，一家家连续收购。这活计，宣稼生一做就是一辈子。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旧书店、旧书市场多如牛毛。哪条路哪个弄，有哪个旧书店，他是清清楚楚，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
每天，清晨五点钟，不管天寒酷暑，他都雷打不动，骑上父亲留下的一辆破自行车，准时出门。小小的身影，出没在各个旧书摊位上。他常常去旧书店林立的武定路、虬江路、吴兴路一带，转悠在旧书堆中。看中能赚钱的旧书刊，就与摊主一番讨价还价，把价钿压到量低，再毫不犹豫购下。为了加快货源周转，他常常在得到好货后，为了不“搁仓”，就及时找到那些旧书店的“大同行”，因为他们店大财粗，不屑去小摊头收书。这样，他就把淘来的好书，加价转让给“合记书店”“秀州书店”“富晋书店”等大主顾，以此赚得更多差价。这样的生意经，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门槛精”。
除了跑旧书店，他还有一个进货渠道，就是去“洋瓶店”，这个名称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废品回收站。他乘店里生意不多时段，就挎个包，到这些回收站里“翻麻袋”，在各种废旧书刊和旧报杂纸中寻寻觅觅。因为那里的废旧品，全是论斤两出售的，收购价格极其便宜。这样的收购，既累又脏，但他为了书店的经营，乐此不疲哪！
我找唐弢
尽管宣稼生如此没白没夜的辛苦，旧书店也是惨淡经营，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挣扎在最贫困的生活线上。所幸，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党和政府对文化的重视，让他的旧书经营有了较好环境。
记得，在1953年初冬，他获悉在市东北方向的杨树浦路上，有一家小型的造纸厂，要处理一批报废的旧书。他想，这里边如有好的版本，被化成纸浆岂不可惜啊！就不顾路远天冷，早早上路去了那家厂。到了厂门口，给门卫师傅抽支烟，闲聊几句，算是套个近乎，如此就顺利进入厂区。在厂房后一大堆小山似的旧书杂纸旁，他抓紧时间扒拉，翻找可用之物。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收拢了一些不错的文艺书刊，还有新文学毛边本哪！他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好东西啊！还好来得及时，能抢救下这些珍本。可是，麻烦来了，当他捆扎好这些宝贝，准备与厂里经营人员谈论收购价格时，对方却拉下脸皮说，不能卖出去。一听这话，他猴急了，对着对方直喊：“这些书你们不要动，会找领导来决定”。口气之大，让对方吸了一口冷气。他二话不说，掉转自行车方向，直奔市里的文化局去了。
到了文化局，门卫问他干吗?他大声说：“我找唐弢”，也是好大的口气。门卫看他衣着脏兮兮的，像个拣破烂的，怎么会来找局领导呢，就要打发他走。他赶紧说，你快找，误了事你负责不了。对方没辙，就通报了进去。他心里清楚，唐弢是文化局的副局长，爱好并研究新文学版本，常到旧书市场逛悠，也光顾过他的旧书店，虽一面之交，彼此却留有很好印象。果然，唐弢从楼内出来，一见他就微笑着打招呼。时间紧迫，他就直奔主题，一五一十说了上午的收书情况，遇到难题，请唐弢出面解决。唐弢夸赞他爱护版本的热情，并安慰他说：别急，你先去厂里，我来帮你解决。接着就打电话协调，为了增加保险系数，还让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给他开了一张购书介绍信。拿着盖有文化局红色大印的介绍信，如同有了“尚方宝剑”。他一溜烟地快速骑车去了厂子。此事果然一路绿灯，顺利办妥出厂手续。车后座放着几十斤重的书，有鲁迅的毛边本《呐喊》《彷徨》，还有郁达夫、阿英等现代作家的毛边本，他一路喜滋滋地回到自家书店，好似今日打了一个大胜仗。
寻宝觅珍
1956年，旧书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很快成立了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为主体的国营旧书经营单位。由于宣稼生的旧书店经营得法，就被吸收进了属下的“上海旧书店”。这既说明他的业务能力得到认可，也说明他的人品得到肯定。从此，他有了固定收入，有了稳定的饭碗。心里不提有多高兴了。
进了公有单位，他依然做老本行，外出收购旧书。这活计，就是大海捞针、沙里淘金。吃得千辛万苦，方能觅得奇珍异宝。凭他的眼力，就能识得深藏之物。记得，早期刚办自家书店时，他在新昌路上的一个旧书摊，看到扎成一卷的旧报纸，经验告诉他，这是有年份的报纸。他翻开一看，心跳立马加速。这是他过去就知道的《热血日报》，是由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所主编。真是难得一见啊！他赶紧购下。进了单位，他专司收购一职，遇到的觅宝良机就更多了。一次，有人请他上门收书。他如约前往，看见一幢小洋楼，心想这是一户大人家。楼内一角，有一堆旧书刊，他看见其中有小开本的《劳动界》杂志等革命文献。这可不是一般人家会有的。好奇心驱使他与主人聊起了天。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里是民国要人吴稚晖的旧居。这些遗物，当然就是吴的私人藏书了。这批书，宣稼生足足用“黄鱼车”（即三轮运货车）装了三车。
因为广泛收购，他结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这书运与人脉总是连在一起的。有一次，他在复旦大学贴出旧书收购广告，有人打电话联系。他应约上门看货，一见面，才知道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教授，打算把一些不用的旧书处理了。他一边帮陈教授清理旧书，一边与之聊起书来。不料，两人聊得十分投入，谈起新文学，他是对答如流，令陈教授刮目相看。他还知道巴金笔名的由来，郁达夫神秘消失在新加坡等等，还懂得那么多的版本知识，两人遂交上了朋友，陈教授还把周谷城教授介绍给他，又请周老题写条幅“业精于勤”赠送给他。以后，像滚雪球一样，通过陈望道的介绍，其他教授也纷纷找他上门收购旧书。这就是人缘的力量。一边收购，他还一边解人所难。著名画家谢稚柳急需一套《二十四史》，他到处去寻觅，终于找到带书箱的整套书，立刻请谢老购了去，解决了老画家鉴定书画的困难。
为收得更多有价值的旧书刊，他走南闯北，远至新疆、云南，都留下他寻找旧书的足迹。那时交通不便，有次去贵州收书，光路上坐硬座，一坐就是五十多个小时，好在年纪轻啊！而住的地方，往往是最廉价的招待所，甚至浴室大堂的通铺。吃的更是简单，一碗面条或馄饨，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当然，辛苦换来的是累累成果。他和收购处的几位同伴，一箱箱有价值的旧书刊，通过火车或汽车，运回上海总部。一次他和同事在常州，收购到清代孤本《阳湖县志》，该书常州当地找了许多年都未果，如今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还有地下党的伪装本《地下暴动》《红星佚史》等红色文献。一次，收到一批民国年间研究中国问题的外文原版书，其中有一册原文初版羊皮书《戈登将军传》。以及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等。还有一次，收到一批翻译家傅雷的旧藏，这是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全集后留下的原版本，有《邦斯舅舅》等，不少留着傅雷的批注或签名。这批书后来供给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使用。旧书刊，就是给这些专业部门或专家学者派用场的。宣稼生如此说。
令他最为难忘的是，收购到价值非凡的明成化年间《说唱词话》。那是七十年代初期，他与同事到嘉定县去收购旧书。因之前已请当地新华书店的同志贴出收购海报，他们坐在书店里等候。只见一宣姓农民走进来，把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放在他的眼前。看看已很陈旧了，他小心翼翼打开，顿时眼睛一亮：这是一套古书，共十二册，由于年代已久，还浸过水渍，有一册粘住了，像块砖一样。但仅仅封面上“成化永顺堂刊”这六个字，就让他大气不敢喘一口。这是难得的明版书啊！经问询，得知早年村里种庄稼，挖到坟墩头（旧墓），里面挖出的镜箱、梳子等物，由县博物馆收去了，这书馆里不要，就退给了农民。此人有点爱物之心，觉得丢掉可惜，回家后把书放在竹篮里，悬挂在房梁上。这套明版的《说唱词话》，就留到今朝。听到此时，他决定收下。并由单位派人作了鉴定，确认无误后，就把书带回市内总店。后经上海图书馆长顾廷龙、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等专家“会诊”，得到高度评价。赵景深说：“这是曾任明朝西安同知宣昶夫妇的随葬品。这套唱词发现，将说唱词话的历史推前了两百余年，对我国研究版画史、文字学都极有价值”，还写了专题论文。消息传到京城中国文物局长王冶秋那里，被他誉为“第二个马王堆的发现”。这套海内孤本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后来出版了影印本。其对文化的贡献和传承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也是巧事，墓葬主人姓宣，挖到古籍的农民姓宣，发现并收购这一珍宝的人也姓宣，“三宣合一”，也是一种缘。
旧书收购，需丰富的版本知识，是旧书行业最具含金量的工作。有一时期，他调到市文物清理小组工作，负责人是顾廷龙，顾老赞赏他从事一辈子旧书收购工作，用自己掌握的书的知识，来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教他不少版本鉴定知识。然面，因他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后来行业评高级职称，他样样过硬，只缺一张大学文凭。
说起这些，宣稼生只淡淡一笑。他说一生做的是收购旧书，人也弄得“蓬头垢面”，像个“拣垃圾”的人，同事戏噱他“邋遢相公”，他也安之如素。退休后，他把几十年积累的收购旧书经验写成教材，给各地同业及爱好者上课，继续在旧书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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