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7-10-01
【类型】报纸
【作者】王尔龄
【简介】尽管因为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以一封不逊的信惹出是非，但徐懋庸终于从一时的不解而至终身的追悔。每念前情，悲痛无似。徐懋庸私淑鲁迅，由师法鲁迅而成为名重一时的杂文家，这是尤其不应该因他们的一度龃龉而忽略的。徐懋庸出生浙江上虞县农村，苦学出身；一九三三年春天以翻译在上海立足，不多久却对杂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全文】
尽管因为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以一封不逊的信惹出是非，但徐懋庸终于从一时的不解而至终身的追悔。每念前情，悲痛无似。徐懋庸私淑鲁迅，由师法鲁迅而成为名重一时的杂文家，这是尤其不应该因他们的一度龃龉而忽略的。
徐懋庸出生浙江上虞县农村，苦学出身；一九三三年春天以翻译在上海立足，不多久却对杂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文字工作的天平上，专著的翻译便因此向杂文的写作倾斜了；发生这种倾斜起始于读鲁迅杂文。这年夏天，他因妻子刘蕴玉快要分娩，就同往浙江黄岩岳家。乡居从事编译，订阅《申报》，看到《自由谈》副刊上何家干（鲁迅）的杂文，他就跃跃欲试。写成两篇寄去，题目是《<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短文接连刊登，这使他意外地高兴，于是写杂文成了他乡居的一件乐事。编者黎烈文，在寄稿费的同时，还写信给他，希望再写。这已是八月间的事了。他第一个孩子（女儿晔子）是八月十日满月的，稍后即全家重又到上海，他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已有十一篇之多。大约因为写得多，在沪继续为《自由谈》撰稿就开始变换署名，所用笔名有：余致立、致立、余灵扬、灵扬、扬、敦厐、晔子等。
徐懋庸因为读鲁迅杂文而踵步其后，并非偶然。他对鲁迅的为人，心仪之至；对鲁迅的为文，心折已久。揣摩既久，有会于心，这才用隐晦的笔写泼刺之文。出手第一篇《<艺术论>质疑》就有一点鲁迅的笔力。其中说：
我之看懂这一节（按指《艺术论》中引用的《东非诸大湖游记》中的一节）译文，并非由于这节译文特别易懂，而是因为这节文字所说的事实，就在眼前，过于亲切，所以使我恍然大悟。
然而，我疑心鲁迅先生的译文，有几处错误。所谓“非洲”，我以为当作“亚洲”，“黑人”该是“黄人”，至于“瓦仰安提族”，则当意译为“汉族”。
试把这些话与鲁迅在两个多月前发表的通篇说“变戏法”，只在最后奇峰突起的杂文《现代史》结束一句比较一下，就可以觉察其间笔法上的相似了。鲁迅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两文都故意说“错”，却是借“错”示“正”，指点读者需要注意的正面意思。徐的《苟全性命法》（1933年7月9日《申报·自由谈》）以“近来文人容易失踪，而且一失踪便成‘大团圆'，这样的世界，实在有讲究苟全性命法之必要”起笔，煞有介事地谈“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的“陈眉公法”，说“闭门”靠不住，“易招嫌疑，或以为在秘密开会，或以为在制造炸弹”；“闭口”仍有未妥处，“盖由于心的多感”而仍要做“言至玄远”的咏怀诗，因而“要提防‘索隐'家”；“闭心”史有实例，“但你能做到么？”笔涉古今，开阖自如，立论尖锐，而用语老辣，与鲁迅有几分相象。《说穷途》（1933年7月22日《申报·自由谈》）简直就是从鲁迅、许广平《两地书》里勾出来的题目；《元旦漫笔》评论仅有“一年之计”而不去实行，今年的计划可以“保留到明年的元旦”的世态，与鲁迅的《毫语的折扣》所嘲笑的现象也还能相通。
徐懋庸的杂文确乎有点像鲁迅，以至于林语堂以此属彼，“不分彼此”。《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记载：“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据徐懋庸回忆，此外还有陈子展、曹聚仁、唐弢、周木斋和徐懋庸自己。这次午宴，“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林语堂与鲁迅相识多年，何以有这样的误指？我想，他的猜测虽然不准，但也不能说乱作牵扯。两者的杂文有某些相像，便是林语堂误指的原因。自然，笔墨相似，只在有限的程度上、范围内做到，主要是在构思行文、用语造句上会有某种程度的仿佛一致，而作家各有生活经历、思想深度、艺术造诣，语言修养，风格不可能“不分彼此”。如果说，从风格上辨别，不免难有确证，那么徐懋庸的《欢迎巴比塞调查团》里说的“我在拙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的《校后附记》上说过……”已透露了作家的一点经历，这个译本是从法文翻译的，由此可知决非鲁迅的译品，“徐懋庸”当然不是鲁迅的“新笔名”了，林语堂没有细读，遂有此喜剧性的插曲。
徐懋庸私淑鲁迅，不仅在杂文文笔上，还表现在获取教诲上。他在古益轩被鲁迅指明“正身”时，他们还是初会，但先前已有聆教的机会了。徐懋庸还在做劳动大学中学部学生时，他听过鲁迅的几次演讲，“他的一口低沉的绍兴官话，许多人听不懂，我却听得津津有味”（10）。在这以后，古益轩初会之前，他们已通过信了。通信始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徐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出版的时候。《徐懋庸回忆录》里说，他寄了一本译本给鲁迅，“并提出其中两个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汉字写法。鲁迅于十五日收到我的信和书，当夜就作复，并对我没有问到的人名，也给了提示，可见他是把书即时浏览一过的。他这种精神使我非常感动。十七日和十九日，他又给我两封信，更正了他十五日信中答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我的一句译文的错误。”同年十二月，因为在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在《自由谈》上与韩侍桁发生争论，向鲁迅请教，要求他对问题本身作些指点，又请他介绍文艺理论方面的日文书。鲁迅在二十日写了复信，从“文学与社会之关系”谈到“小说上的典型人物”；至于日文文艺理论书目之叩询，所开来的却是《世界史教程》等六种，文学论仅占其二。鲁迅信里提出：“首先是改看历史”，“其次是看唯物论”，后是文学史，再才是文艺理论。“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这个看法为徐懋庸所信服，他的《改读历史》记下了“偶而向一个作家问起”读书问题，得到“首先是改读历史”的教益，使他懂得必须读“历代建造文化者的活动和状况的历史”；他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学和哲学史，就是以此为起点的。
徐懋庸在三十年代，主要是以杂文进入文坛的，这正是被吸收到“左联”的原因之一。一九三四年春，由任白戈介绍，成为“左联”盟员。当时，鲁迅同周扬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但没有涉及徐懋庸；倒应该说，他与鲁迅的关系已非泛泛；鲁迅对他期望殷切，爱护备至。这年五月九日，黎烈文被迫辞《自由谈》编辑职，“左联”想办一个半月刊，以代替《自由谈》这个发表阵地。光华书局愿意出版这个刊物，但主张定名为《自由谈半月刊》。“左联”叫徐懋庸担任编辑，他就写信给鲁迅，请求拿主意。鲁迅在五月二十六日复信中指明了投机的出版商的面目：“他们善于俟机利用别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例如罢，《自由谈半月刊》这名称，是影射和乘机，很不好的……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经不听编辑者的话了么。”“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不要跳下这泥塘去”后来，光华书局接受了所提的《新语林》刊名，徐懋庸服从“左联”的决定，担任编辑，请鲁迅支持；鲁迅答应了。事情的结局果不出鲁迅所料，光华书局不讲信用，徐懋庸陷入了泥塘，《新语林》终于夭折。这时鲁迅给予鼓励：“伤感是不必的，……此后可以仍旧只与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
徐懋庸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他起初坚决反对我编《新语林》，但我编了起来之后，他则大力支持，并多所指示，这固然是以事业为重，但也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他曾经对我说过，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于我的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颇致赞许。
鲁对徐的器重，只是爱惜人才，全无私心。曹聚仁说：“鲁迅先生对余（致力）兄的才华十分看重，有一段时间，相当接近。余兄先后刊行了《不惊人集》和《打杂集》，都为鲁迅所称许。……余兄可以说是杂文作家中的一支健笔”。曹聚仁称之为“健笔”，还有人美之曰“能手”：“短小精悍的杂文应当是而且实在是战斗之际的轻骑，它可以来去如风，左冲右突，捍卫自己的壕沟，冲乱敌人的阵线。这效益，年来的杂文，的确多少实现了。《打杂集》的作者，要算是这种杂文的一个能手”。
徐懋庸的杂文，是踏着鲁迅的足迹走的。他曾经这样自述：“我之所以不管人们的轻蔑，自顾做我的‘杂文'，就是因为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中，‘杂文'对于社会实在很有点用处……我的思想却是一贯的，所以《人间世》要我做‘闲适'的文章，我就做不出”。“我以为小品当以清新俊逸者为上，平生爱读此派，亦尝有志拟作，而终于不能。这固由于学力未逮，，但缺乏轻松的心情，也是一个大原因”。杂文（小品文）既要“小”，又要区别于案头清供，他以为在于：“小品文系从小处落笔，却是着眼于大处的。‘文艺小品'是小品文，但文艺的研究是大工作。‘科学小品'是小品文，但科学的研究是大工作。‘历史小品'是小品文，但历史的研究是大工作，所以虽是做小品文，却要从大处入手的”。“论起用途来，浪掷千金，未必胜于善用百金，同样，洋洋的大文，未必胜于短短的小品文。博士买驴，书券三纸，不见驴字，播为笑谈，足见大文章也有无用武之时。而小品文，有时却有很大的效果，”这效果，就在分明地写出“社会的真相”上。正是如此见识，使他的杂文具有鲁迅风，非徒形似而已。
但是，和鲁迅的杂文比较起来，徐懋庸的杂文，酣畅或可匹俦，而深刻显有不足。特别是“左联”后期，他在杂文写作上陷入了矛盾。“我写杂文，本来是批判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状的居多，……但一九三四年八月国民党实行图书检查制以后，这种批判文章，意思较明显一点的就通不过，于是只好‘隐藏'得非常含糊”。与此同时他却在“有意减少文言的使用，避免过于隐晦，这是根据‘左联'同人们的建议的”。既要“隐藏”，又需“避免过于隐晦”使读者看懂，这就难乎其为杂文了。《“官场现形记”》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行文的。“《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究竟也是现实的。倘有读者嫌他刻画得太过火，不近人情，那是他自己不懂世态之故，……大概中国的社会，尤其是旧时官场，畸形发展得太厉害，积习太深，所以一入此中，人性真会变成书中所写的那样罢。”临末举出劳主政与梅飏仁（媚洋人）的不愁国家瓜分的奴才论调，加上结语：“这样的百姓和这样的官，跟我们实在太熟习了。”本意是在借近代小说以论“今世”世相，但一面要隐曲，一面又要明白，实在难于兼顾，只好失之于平了。这时的某些杂文，不如先前的泼辣，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却也不全然如此，“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思想不深刻，艺术不熟练”。不在隐曲中追求深刻，以深刻性发挥隐曲的杂文艺术性，却在受到限制中去寻找表达上的显豁，以减弱泼辣去牵就同人的未必正确的告诫，这就是徐懋庸不能像鲁迅那样在“镣铐的跳舞”中把杂文艺术提高到新的高度的原因。
［本文参考文献：《不惊人集·前记》、《申报·自由谈》、《徐懋庸回忆录》、《鲁迅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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