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范泉历经人生的灾难岁月，直到1979年才终于获得平反，重新拥有了普通人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久违的绚丽阳光，温暖了他的心，激发出他巨大的工作热忱。他还是忘不了自己酷爱的编辑事业。1980年4月，他就在青海师范学院（后为青海师范大学）从事现代教学的同时，接下了《中小学语文教学》主编
【全文】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范泉历经人生的灾难岁月，直到1979年才终于获得平反，重新拥有了普通人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久违的绚丽阳光，温暖了他的心，激发出他巨大的工作热忱。他还是忘不了自己酷爱的编辑事业。1980年4月，他就在青海师范学院（后为青海师范大学）从事现代教学的同时，接下了《中小学语文教学》主编的担子。而他一旦回到编辑岗位，便马上想起了1940年代曾经支持过自己的文坛师友，并迅即广泛发函，约请了叶圣陶、骆宾基、李何林、赵景深、许杰等众多著名作家，从配合语文教学的角度为之撰稿，其中自然也包括老朋友艾芜。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艾芜致范泉的信函可知，他们重新恢复联系，是在1981年7月。1980年范泉给艾芜写信，应该就是向他约稿，可惜艾芜的回信范泉没有收到。1981年7月，范泉再次致函，当月19日①，艾芜从成都复信，就写道：“关于诗经的一些文章，我整理后，即邮寄您看看。”接着，艾芜在8月6日的信中又写道：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关押在狱中四年。72年释放后，我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查访问，约有两月，回成都写了一篇《高高的山上》，发表在《四川文艺》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出的第三期《简报》，大事攻击（1974年），成都的刊物，也随声附和。我只好研究《诗经》，写了不少笔记。有的整理成为文章，有的还未整理。文代会后，我又从事创作，放下《诗经》。
得你信后，有些兴奋，打算创作之暇，再把有关《诗经》的笔记，整理成篇。现将研究《诗经》写成的第二篇（尚未发表），寄您看看，如以为可以发表，即请使用。否则，退还给我。还有第三篇稿子，正在整理。
原来范泉复出后，很快便与许多老友恢复了联系。当他从骆宾基处获悉艾芜在“文革”挨整期间，曾潜心研究《诗经》并写了不少笔记时，作为一个老编辑家，他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艾芜的这些笔记很有可能是为刊物所适用的佳作，于是便立即致函向艾芜约稿。而艾芜本来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已然“放下《诗经》”，忙于创作，正是由于范泉的鼓励，使他“有些兴奋”，遂又重拾旧事，继续整理《诗经》笔记。嗣后他俩鱼雁往返，就这些笔记的写作进行了讨论、磋商，结果就有了当年《中小学语文教学》第十一和第十二期发表的艾芜对于《江有汜》、《十亩之间兮》两首诗的赏析文章。虽然由于刊物随后便告停刊，艾芜的《诗经》笔记未能继续发表，但他在范泉的鼓励下，努力不辍，还是整理出一批文字。这些笔记，后来就收录于他的散文集《病中随想录》（该书列入范泉和柯灵主编的《文史探索书系》）中。
从此以后，范泉与艾芜又开始了正常的联络，尽管时断时续，但彼此心曲相通，互相牵挂着对方，并且还先后有过三次愉快的合作。
1984年末，范泉应邀赴京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见到了阔别数十年的艾芜等诸多老友。就在这次会上，经周而复倡议，决定筹备出版由范泉担任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东方》。艾芜也积极参与其事，并为九人编委之一。会后不久，艾芜的力作、中篇小说《春天的雾》，像翩翩然飞到了范泉的书桌上。这两位老友间的黙契，经久而弥新，虽然《东方》月刊最后夭折，但他们的友谊仍令人悠然神往。
1991年5月，范泉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主编一本《文化老人话人生》，艾芜无疑是理想的作者之一。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络。原来，艾芜时已年届耄耋，又经“文革”摧残，衰病日甚，到1987年后又多次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连写信都成难事。而范泉在繁忙的编纂工作中，一刻也没有消释对远方故友的怀念。他曾发电报为艾芜祝寿，也曾多次写信向他问候，还寄过一些《〈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却都没有回音。范泉非常焦急，只得转而向与艾芜接近的朋友们频频写信打听消息。写过艾芜传记的成都师专教师张效民回信告诉他，艾芜患了心脏病，住院装了起搏器，碍于健康原因无力回信。艾芜的学生、在内江市委工作的刘竞程则多次复信说，艾芜身体状况不佳，连说话也低沉乏力。于是，范泉不忍心干扰艾芜的疗养，有一段时间不敢再给艾芜写信。但这次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他不想让艾芜缺席，遂“又鼓足勇气，一而再地写信”，终于得到艾芜儿媳王沙的回复，表示愿意出力协助，他不禁“喜出望外”（见范泉1991年7月20日致王沙函）。随后，他与王沙频繁通信，通过王沙，婉转而执着地向艾芜约稿；艾芜则深为范泉的热情所感动，在病床上勉力撰写了一篇题为《我是这样对付老年的》的文章。
到了1992年3月，范泉与柯灵一起主编《文史探索书系》时，他再一次想到了艾芜。他素知艾芜生命不息、写作不辍的顽强性格，在与王沙、刘竞程的通信中又获悉艾芜尽管卧病多年仍时有所作，便驰函向王沙提出“艾芜兄有现存的文稿，正是可以出版”（见范泉1992年3月18日致王沙函）之建议。而在尚未得到艾芜答复之时，他就已经开始与王沙商议编选文集的相关事宜。不久，艾芜不幸病逝，在料理完丧事之后，他又再次写信与王沙商榷，请王沙“将艾芜兄在病中写的随笔杂感，编成一集，交上海书店出版”。又提议说：“如果字数太少，可以将我上次寄给您的《诗经》新解及有关文章编入。一切由您决定。如果有七万字左右，就可以了。那些过去写的而还没有收入集子的文章，也可以分辑编入。”（见范泉1993年2月9日致王沙函）这以后，他给王沙夫妻写了许多信（如今留存七封），又经常通电话联系，进行了反复商议，既有编辑方针上的点拨，又有对种种细节问题的指导，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帮助。收到书稿后，他又仔细审阅，甚至对排序、文题、标点等细节，均一一作了校核或修订。这期间，他给王沙的信中有云：“由于艾芜兄写的字很小，复印不清楚，很多字我是一笔一笔描出来，或补上笔划。有些笔误已改正，有些多余的错词语已作正确的处理”（见范泉1993年7月8日致王沙函）。范泉就是这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即便一本薄薄的小书，也决不马虎从事。
综上所述，范泉与艾芜1980年代以后的交往与合作，与他们在1940年代的交往与合作略有不同。如果说，在1940年代，作为青年编辑的范泉，更多地还需要著名作家艾芜支持和扶助的话，那么，到了1980年代以后，两人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时光的流逝，艾芜逐渐被衰病所困扰，创作力也随之而渐渐消退；而范泉虽年届古稀，但精力旺盛，为了抢回被无端剥夺的几十年宝贵光阴，斯时更是抖擞精神，奋力拼搏，迸发出无限的干劲和创造力。这样，他俩一个以极端的负责精神和高超的编辑技巧，千方百计调动对方及其亲友的积极性，一个则报以热情的配合，本人离世后，子女又接力续行，终于使彼此的心血浇灌出了美丽的花果。
在长期的交往和合作中，范泉对艾芜的成就和贡献的认识愈来愈深，渐渐萌生了对他作专题研究的念头。范泉原来想让自己的研究生来做此事，后来索性亲力亲为，在艾芜故世两年以后，写成一篇三万余字的长文，全面而详尽了评述了艾芜一生的生活经历、创作面貌和文学业绩。文中渗透了作者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又记述了作者目闻目睹、亲身感受的大量宝贵史实，从而以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众多艾芜论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作者范泉而言，则倾注了自己对老友艾芜深挚的敬慕、感激和关爱之情，也为他们一生谊兼师友的肺腑之交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释：
①查艾芜原信手稿复印件，落款为“1982年7月19日”；又，范泉将艾芜给他的信函整理为《致范泉（信十一件）》，发表于1994年9月福州《榕树》第五期，其中该函作 “1982年11月19日”。此文后被收入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艾芜《病中随想录》书中，文字如前。但据考，“1982年”应是艾芜误写，“11月”系范泉误认，正确的时间为“198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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