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现代文学编辑名家范泉先生与著名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大家、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冯至先生的交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范泉从青海返回上海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期间。跟众多有几十年友情的老作家朋友相比，他与冯至的交往显然是比较晚的，但他们一旦来往，便坦诚相待，从此结下了深厚
【全文】
现代文学编辑名家范泉先生与著名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大家、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冯至先生的交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范泉从青海返回上海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期间。跟众多有几十年友情的老作家朋友相比，他与冯至的交往显然是比较晚的，但他们一旦来往，便坦诚相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编辑，范泉一生与太多的知名作家有过往来，仅仅1944年至1949年间在上海主编的《文艺春秋》，发表作品的作家便有叶圣陶、茅盾、郭沫若、臧克家、艾芜、骆宾基、碧野、洪深、端木蕻良、萧乾、柳亚子、王统照、郑振铎、丰子恺、冯雪峰、李健吾等二百余人，几乎囊括了国统区所有的进步作家。对于冯至的大名，他自然早就耳熟能详，但一直没有机会在自己编的报刊发表冯至的作品。直到1988年，由于他们共同的老友、同济大学教授翟立琳的推动，这才给冯至写了第一封信。其时，他正在上海书店主持《大系》的编纂工作。本来，上海书店并没有足够的编辑力量承担如此巨大工程的出版事宜，但范泉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和丰富的编辑经验，在全国各地聘请了数十位顶级专家担任全书编委和各集主编，并通过一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以下简称《信息》）的油印小册子将分散各地的专家们联系在一起，集思广益，讨论切磋，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项填补空白的浩大工程。他给冯至寄发的第一封信，便是为了争取著名诗人和文学翻译家冯至对《大系》，特别是《翻译文学集》、《诗词集》工作的关注和参与。冯至是一位热情而诚恳的学者，他积极回应了范泉的求助，先后于1988年10月13日、11月4日、11月16日、12月19日，写了四封信发表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他对《大系》工程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范泉也非常重视冯至的意见，每接来函，必定立即摘登于《信息》，有的还特地加了标题，并且撰写了编者按以郑重推荐，如第26期的《精选诗文应以文学标准衡量》、第51期的《给〈总序〉（节录）提几点小意见》。他还多次复信，对冯至的意见表示赞同和感谢，如1988年12月16日的复信：“《诗词集》一定遵照您的指点，不收白话诗。”无疑地，《大系》的编纂成功，也凝聚了冯至的一份学识和心血。而范泉与冯至真挚坦诚的交往，则奠定了他们友谊的基础。
1991年，范泉应邀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要在短时间内，邀约到近百位文化界第一流名人的稿子，诚非易事。在考虑组稿人选时，范泉又一次想到了冯至。4月15日，他致函冯至，希望他“谈谈自己进入老年以后如何继续从事科研与写作，也可谈谈您对老年的看法，文字可多可少，写法不拘一格”。范泉的要求，恰与冯至不谋而合,冯至在进入老年以后，对人生正有着自己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于是他很快便写出数千字的《时间与寂寞》一文，热情回应了范泉的约稿。文中指出：“时间提供寂寞，寂寞保证时间，两者对于老年人像是一对孪生姐妹，谁若不甘心寂寞，也就丧失了时间。”因此，他认为：“寂寞也是一种美，要有勇气来担当。”这篇闪烁着人生智慧的文章，使《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大为增色，当然是冯至对于范泉的又一次支持。
冯至对范泉的支持，还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的审稿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是范泉在青海师大任教时开始着手主编的一部辞典，由于该书在学科建设上具有开创的性质，无论在资料收集或是审视阐述上，都有相当的难度。为此，范泉历尽辛苦，亲自带领研究生跑遍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还广泛请教现代作家、学者和知情人，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该书的质量。由于冯至当年是“浅草—沉钟社”和“骆驼草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又写过《〈骆驼草〉影印本序》一文，范泉自然不会放过向他请教的机会。他曾先后将两个辞条稿寄奉冯至，请他审阅指正，都得到冯至认真的回复。冯至逝世以后，范泉在写给冯至女儿冯姚平的信（1997年8月8日）中对此有所忆述，不妨抄录如下：
……我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时，撰写了《骆驼草》这一辞条后，寄给他，请他审阅修正。他在我写的辞条上，批改并补充了多处，寄还给我整理定稿。《辞典》已在1993年6月出版，我寄赠他一部，谅在他的书室内可以找到。为了缅怀他对我的亲切教诲和帮助，我把他的批示和补充，整理成信，约600字，交上海书店俞子林主编的《书窗》第2期发表，题为《关于〈骆驼草〉》。
相信读到范泉此信的人，都会深受感动，不仅为冯至对朋友帮助尽心竭力，而且也为范泉的投桃报李、将感恩化为“缅怀”的举动。这正是这两位老作家朋友深挚友谊的生动写照。
当然，既称友谊，那么友情的传递自然是双向的。事实上，在范泉与冯至交往过程中，范泉也同样给予了对方许多的关爱和帮助。首先可以提到的就是关于《沉钟》的影印出版之事。上海书店在“文革”之后以“积累文化，提供资料”为宗旨，影印出版了大批富有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现代文学报刊图书，《沉钟》也在计划之内，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冯至作为沉钟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对此非常关注。当他与范泉开始交往之后，便于1988年11月4日写信向范泉打听此事。五天后范泉便复函云：“《沉钟》事我已问刘华庭同志，还到出版科去查问了一下，说此刊影印橡皮片已全部做好，因为新华书店的征订数只有350本，因此尚未开印。昨天书店讨论明年选题时，我在各编室负责人会上提出《沉钟》事，仍由二编室设法，印制500本。此事仍由刘华庭同志负责处理。勿念。” 可见范泉对此甚为重视，并努力作了许多促进工作。但将近三年时间过去，此事仍未解决，1991年9月，范泉又两次催询书店经理和具体负责人员。10月18日，他又驰函冯至云：“今天中午吃饭时，我和书店总经理俞子林同志谈了出版尊编《沉钟》影印本问题，他已表示同意，并叫一起吃饭的刘华庭同志准备。大约明年初可以争取征订出版。我已叫老刘写信通知您一声。（销数多少，总经理意见再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一次。）如果销数少，定价可以高些，还是可以出版的。”为了《沉钟》影印出版之事，范泉真是见缝插针，紧盯不舍，甚至连吃饭机会也不放过，把有关人员叫到一起三对六面地将事情落到实处。为了促成此事，范泉于11月8日再函冯至，信中甚至还为冯至代拟了一封致书店总经理俞子林的信，嘱咐冯至抄写后寄去，要求俞子林兑现承诺，切实解决问题。正是在范泉的多方协调、极力敦促之下，《沉钟》影印本终于1992年底如愿问世。
还有，为冯至出版遗著《文坛边缘随笔》一事，范泉同样也是费尽了心血。1992年，范泉与柯灵共同主编“文史探索书系”时，冯至有意将自己近年来写的文章编成一集，纳入该“书系”出版。但他的想法与范泉他们的要求并不相符，而范泉不愿舍弃冯至的书稿，也很想为他提供一个出版近著的机会，于是便写了如下的信：
您准备将88年后写的文章（附少量过去佚文），编成一集，交“文史探索书系”出版，欢迎之至。①但“书系”的性质与一般的文学丛书不同，需要有一个专题，所收文章基本上能围绕这一专题，或相应编入一些接近这一专题的文章。比如第一辑里端木蕻良兄的有关抒写《红楼梦》的文章汇编成集，加上新写的长序，同期内写的其他文章不再编入。因此您可否选择归类，组成若干辑，围绕一个专题，拟定一个较有特色的书名。如能同意选编，则请先将书名及目录赐示。
第二辑里已约冯牧的《战地黄花》，写他解放战争期间的戎马生活；陈荒煤的《延安文坛忆旧》；三联书店总编范用的《书坛沧桑录》等。
信中既委婉地说明了“书系”的特点以及冯著不符合要求的理由，又详细介绍了所约其他作者书稿的情况以启发冯至，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操作建议。从而使原本无法采用的书稿起死回生，又让“书系”增添了一位重量级作家的加盟。这充分显示出范泉作为一个编辑名家高超的组稿本领，以及他那诚恳而良苦的用心。
此后，范泉不断关注该书的进展情况。冯至不幸病逝以后，他又与冯至的妻子姚可崑、女儿冯姚平多次书信往返，就书稿的文章弃取、内容校核、编排顺序，以及序文的安排、书名的酌定、照片的选用，都与她们详加讨论，甚至连“编好后，请即将文稿连同照片，用较厚的牛皮纸包好后挂号寄下”这样的小事，也细予叮嘱。正是由于范泉无微不至的关照和不遗余力的推进，保证了冯至晚年的著作《文坛边缘随笔》的顺利问世。这本书的出版，也为他们两人的真挚友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当冯姚平为编辑父亲的《冯至全集》向范泉征求冯至信函时，范泉再次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他在百忙中及时寄去了所有能找到的冯至信函，其中有几封原信已不可寻，他便翻找到曾被节录发表的《信息》，亲自或请妻子吴峤从《信息》上抄录下来。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情况，他还为其中两封信（1992年3月20日、1992年9月23日）撰写了详细的附记文字。他对老朋友冯至的深沉的友情和怀念，真可说是绵远无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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