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丁言昭
【简介】骆宾基是第一个替萧红写传记的作家。《萧红小传》完稿于1946年11月19日，先在上海《文萃》上连载，后于1947年7月由上海建文书店出版，同年9月再版。《萧红小传》宛如一首淳朴动人的叙情曲，它没有高价急转的旋律，却有沁人心脾的音符，忠实地描绘了萧红坎坷的一生。偏重于萧红的生活一面，文学创作一面涉及较
【全文】
骆宾基是第一个替萧红写传记的作家。
《萧红小传》完稿于1946年11月19日，先在上海《文萃》上连载，后于1947年7月由上海建文书店出版，同年9月再版。《萧红小传》宛如一首淳朴动人的叙情曲，它没有高价急转的旋律，却有沁人心脾的音符，忠实地描绘了萧红坎坷的一生。偏重于萧红的生活一面，文学创作一面涉及较少，这却是此书的特点。
初次看《萧红小传》，就觉得这不是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者写的，因为从流畅的文字中，时时可以看到作者对逝者真挚的感情和深切的思念，没有“桃花潭水深千尺”般的友情，决写不出这样动人的小传来。后来和骆宾基伯伯认识，才知道他与萧红之间的友谊和友情。
骆宾基在1936年春逃亡到上海之前，在哈尔滨就从金剑啸那儿听说萧红的著作《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并且还知道鲁迅为该书写了序。但是当时没有见到，到沪后才读到这不书。之后，又陆续读了萧红的作品《商市街》《手》《牛车上》等，骆宾基心中暗暗钦佩这位女作家的才能。
我与骆伯伯通信，始于1980年3月9日，到1990年代初，现在留存的有近四十封。骆伯伯给我第一封信，就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关于萧军在武汉被绑架之事，由此可想，我一开始去信，即迫不及待地向他提问，其实，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可是骆伯伯一点也不责备我，反而耐心地解答。后来我不断地提问，他不厌其烦地解答。
有一次，我想到“版权所有”的问题，写信问：可不可以用他信中的话？1980年4月16日骆伯伯在信中说：“信中的话，当然可以用，指名引用与不指名的用，都可以。”在他的允许下，我在《爱路跋涉萧红传》里，大胆地引用了骆伯伯所提供的材料。
1936年骆宾基在上海认识了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并成了好朋友。他与萧红第一次见面，是在皖南事变后，辗转逃亡到香港。1941年11月，萧红刚从玛丽医院出来不久，住在九龙。骆宾基见萧红脸色苍白躺在床上，不能起来，说话也无力。两人未谈多久，萧红即嘱端木蕻良陪骆宾基外出吃饭。归来，萧红还问起西菜怎么样？骆宾基见她体弱无力，不便多打搅，稍坐，即起身告辞了。
第二次骆宾基去萧红家时，萧红因病稍有好转，谈的时间较长了一些。萧红风趣地对骆宾基说，她替他的长篇小说《人与土地》作的报头式的标题画，高梁叶子又肥又大，就像夏末的高梁林子。接着，萧红又像姐姐关心小弟弟那样，关切地问起他的创作活动，要他讲讲短篇小说《生活的意义》的故事梗概。骆宾基见她这天精神愉快，就尊命讲开了。萧红听完，大笑不止，还发挥作家的想象力，添枝加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这两次。但战争爆发后，直至萧红1942年1月22日逝世的44天，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身边。萧红在他的护理下，渡过了她文学创作上光辉的十年路程的最后时光。
在1943年1月15日出版的《人世间》1卷3期上，我看到《红玻璃的故事》，署名为：萧红遗述，骆宾基撰。虽然只是萧红遗述，但骆宾基写来酷似萧红文风。骆伯伯在1980年4月9日信中说：
“至于《红玻璃的故事》，是香港发生太平洋战争之后，萧红在思豪酒店五楼避难期间，在炮声隆隆之夜，为我作为未及写出的短篇素材讲的，而战争的炮火虽然时时震的楼玻璃作响，但我们却如置身于现实的局外，虽然有时讲述者突然睁大两只眼睛凝视空间，意在倾听炮弹落处，但也为我的如处世外的听者之入迷神色所宽慰，继续讲下去，以后她曾称我‘也是在观念里生活的人’……”
我经常寄一些发表的文章，请骆伯伯提提意见。1979年7月《文教资料简单报》91期上，我发表《“我将与蓝天碧水永远处”——纪念萧红迁葬二十二年周》，寄给骆伯伯，他来信中说：“这次读您的文章觉得很有水平，写出了情感，确有才华，希望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下去，大概前一篇是写实，受限制的原故吧！”（1980年4月28日）受到鼓励，我越发写得起劲了，接二连三地发表有关萧红的文章。
1980年8月15日出版的《北方文学》1980年8期上，我发表《美好的礼物——读美国文学博士著〈萧红评传〉》，讲的是葛浩文的作品。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取了个名字，由于他的指导老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因此研究萧红。1980年8月，葛浩文先到北京，然后到上海，我和父亲丁景唐于22日接待了他，陪他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处参观，以后他经常到中国来，追寻萧红的足迹，每次到沪，总要到我家来，畅谈一番。
我把这篇文章寄给骆伯伯，1980年6月11日，骆伯伯来信中，对我的文章进行了点评，他说：“首先，《礼物》写的分寸合适，字里行间也带着迎宾的气息，这是好的，落落大方，大家之笔也。”接着，骆伯伯毫不客气地指出不够之处。说：“意有不足者：一，肯定其所得为‘第一手材料’，未免过早，材料来自孙陵其人，多为贬人而自吹之虚妄之辞，盖当事之主要人萧军、好友如舒群、白朗、锡金等人都在北京，台湾那里会有什么第一手材料？而诸说之中，自然应以萧军与萧红之初次见面的自述为可靠，转言之笔，只能参考！这对有志于萧红生平及其作品的研究者来讲，不能左右摇摆，毫无主见，至为重要，不知以为然否？”
骆伯伯客观地分析了葛浩文《萧红评传》的长处，他说：“《评传》长处在于对萧红的作品的研究，尽管艺术观上，与吾辈有异，但在研究萧红的作品来说，还是第一人，只此一点，也就够了！”后边又加了一句：“阁下又以为如何呢？”
改革开放后，老作家都唤发了青春，忙着接待各方面来访的研究者，写稿等。因此，骆伯伯信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句子：“事繁，压力大，奈何，奈何，一叹！知念顺便诉苦……”（1980年6月11日）
“最近越发不济，血压从90-140突增110-180，头晕之情，可以想见，但有些事，还待等着作，如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已编好，会要写编后记之类，因而许多信，都压在那里未及复。”（1980年11月28日）
“我害热伤风很久，是真正休息了十几天！拦的活儿多了些，零工碎工，‘吐不尽的丝，写不完的字’，现在又开始了正式的写作，是关于上古旅游方面的！”（1987年9月1日）
很多作家，经过十年动乱，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摧残，可是，活下来就是胜利，想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读者，多少是益事，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品格、品味、品德。
我除了寄文章外，还寄稿纸、互寄照片等。骆伯伯寄来四张照片，一张是1946年于上海《萧红小传》写作之前，浓密的黑发，粗眉下面，是一双若有所思的眼睛，笔挺的鼻梁上，戴着金丝边眼镜，欲说又止的嘴，白衬衫上系着深色的领带，外穿小格子西装，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与我后来见到的骆伯伯有点区别，头发还是那么浓密，不戴眼镜，衣着很随意，知识分子的那种气质仍然照旧。
一张是1973年在写“金文新考”的照片，骆伯伯左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右手拿了圆珠笔，低头在写，只见他微皱眉，眼睛盯着桌上的纸，精神专注地研究金文新考。
一张是1980年骆伯伯在北京的家里，墙上满是肖像画，我看其中一幅似乎画的是骆伯伯。他右手拿着笔，眼睛看着左边，大概旁边有客人在。
还有一张是1981年9月12日，骆伯伯在南京，与陈白尘合影，影中人面对面亲切交谈。陈先生口中衔香烟，翘起二郎腿，脚上的皮鞋呈亮，骆伯伯脚蹬一双布鞋。骆伯伯于9月28日送给我，不知他自己是否留存？
我也寄照片去，其中一张是我向长辈借了件1930年代的旗袍，格子、短袖、淡色的夏日旗袍，模仿萧红那个年代的样子，脸部表情比较严肃。骆伯伯在1980年4月16日信中说：“今天接到来信，见到照片，真高兴！”后又寄了张生活照，1980年5月9日来信中说：“信、影印稿及像片，都收到，谢谢！这张像确是活泼，与第一张照片，性格如两人，祝您永远如节日般欢快！”
我与骆伯伯第一次见面，是1980年10月7日，在他家阳台上拍照。我们聊天，讲的最多的是萧红，快到吃午饭的时候，骆伯伯带我到附近的一个店去，印象最深的是火烧，这是北京特有的点心，类似上海的咸大饼，不过比上海的小一圈，蛮好吃的。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年要到北京，不是开会，就是观摩文艺演出，每次去，我总要到前门，骆伯伯的家去。
1942年1月19日夜12时，萧红用手势对骆宾基表示要笔，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身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骆伯伯为我的萧红纪念卡上题：“1982年1月22日是萧红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忌辰！”
1994年6月11日，骆宾基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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