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左俊芝其人其事《女声》从创刊起，一直由左俊芝以“编辑者”（后署总编辑）领衔负责。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她去看望常为《女声》撰稿的好友陶晶孙先生。离开陶家后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十六日去世。左俊芝原名田村俊子，亦称佐藤俊子，一八八四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一米商家庭。青年时就读日本女子大学，后学习写作，发
【全文】
左俊芝其人其事
《女声》从创刊起，一直由左俊芝以“编辑者”（后署总编辑）领衔负责。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她去看望常为《女声》撰稿的好友陶晶孙先生。离开陶家后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十六日去世。
左俊芝原名田村俊子，亦称佐藤俊子，一八八四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一米商家庭。青年时就读日本女子大学，后学习写作，发表的作品颇获好评。盛名之下，即对文学之路产生怀疑，遂弃文从艺，成为一名演员。一九Ｏ九年加入著名的女性解放运动组织“青靴社”。之后她又回归文学，其代表作《生血》《木乃伊》《口红》《炮烙之刑》倍受文坛关注。之后她与献身工人运动的朝日新闻记者铃木悦相恋，并追随其到北美，共同生活了十八年。其间她主持日文《大陆日报》妇女专栏，探讨国际妇女运动问题，由此，她成为一名具有世界视野的女权主义者，或者说，是一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者。一九三五年铃木悦回到日本后不久猝死。次年她重回日本文坛，继续着自由作家的生活。一九三八年她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身份来到中国，原计划访问两个月，结果却将生命的最后七年留在了中国。
本来，《女声》“筹划要出一个三周年纪念刊，我们想为自己和这一本小小的刊物表现一点慰劳和生辰的纪念的时候，我们的主编人左俊芝女士病故了。曾经为着这工作奠定过基础的人，在半路上离开自己的工作而死去，无论如何这是使同人们感到悲痛的事”（《三周年的话》）。这样，《女声》第四卷第一期的“纪念特大号”，具有了双重意义。这期刊物的第一个栏目即是“纪念特辑”，共刊出五篇悼念左俊芝的文章。
日本作家石上玄一郎的文章《佐藤女士及其文学的足迹》，对左俊芝作出了较高的评价：“由明治末年到大正年间，整个日本文坛被自然主义滔滔的洪流所席卷着，这个时期的近代小说可以说是奠基于此，由此看来，女士实在是建立日本近代小说的开荒者之一，而应该被人记忆的人”。
陶晶孙在悼文中说：“她是一个进步思想的，孤立而倔强个性的，可以夸示于男女社会的，一个极好标本”。
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写了《回忆漫语》，文中回忆道佐藤常常打电话来定书，有一阵时常来漫谈，说这里的谈话有趣，总是变得爽朗地回去的。完造先生的太太去世不久，墓地就在静安寺，请夏丏尊写的碑文。佐藤说，她假如在上海死了，也想葬在静安公墓，并请完造给她预订坟地，这样可以安心。果然，内山完造先生完成了左俊芝生前嘱托。
草野心平也写了《忆佐藤女士》，他说“为了帮忙整理遗物，我第一次到佐藤女士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去，看到阴暗的通到四层楼去的楼梯，想到她每天都从这里上下的时候，心里就觉得过意不去。看到没有阳光的房间里放着烧饭的器具，想着六十二岁的老太婆要自己来动手，真是不禁黯然。她的明朗是特别的，她心里虽然有着许多悲伤的漩涡，对人却是明朗的，这虽然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性，但令人觉得是她的自觉和教养令她这样。佐藤女士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女人，笔的劳动者。”
特辑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露的《我和佐藤俊子女士》。关露写道：“我认识了她三年，和她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和她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零七个月。有理想的人，想的太多，爱的太多，恨的也太多，佐藤女士就是因为这样而有了怪脾气的人。她懂得爱，她爱花，她爱美，爱艺术，她爱儿童，爱自然，爱她的祖国，爱世界和人类。她懂得音乐、戏剧、跳舞、绘画。她很爱中国，她爱穿中国旗袍，吃中国东西，交中国朋友。她说，中国的妇女痛苦得很，因为她们的知识太浅，我们应该多多帮助她们”。关露最后写道：“她是富于人性的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真正的艺人。”
然而，在紧接“纪念特辑”后面一期的《女声》上，出现了署名知堂（周作人）的文章《佐藤女士的事》。“编后记”说：“在前次出佐藤女士纪念特刊的时候，我们就寄了信到北京去，请周作人先生写文章。但是现在信件往返很费日期。周先生文稿寄来的时候，我们的纪念刊已经快出版了，所以不及刊登。本刊虽然不是纪念刊，但是周先生的《佐藤女士的事》这篇文章意义并不只是追悼，可以说是一篇佐藤女士简短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刊登出来，使读者们可以了解一位新近故去的日本女作家，同时我们在这里向周作人先生深深致谢！”知堂在文中说：“在二十年前我们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有佐藤女士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佐藤女士寂寞地客死上海，我们慨叹本因佐藤女士而发，可是结果还是转到平常的妇女问题上去。”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周作人是关注妇女问题最突出的一个。对于左俊芝的去世，他自然是“慨叹怃然”且“深为同情”。
丁景唐与《女声》
健在的文化老人中，丁景唐是唯一与《女声》有着特殊关联的知情者。他的文学创作激情因《女声》而蓬勃兴起，并影响其几十年的学问生涯。
上海沦陷后，大部分地下党员撤退到解放区去了，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按党的指示，留下来坚持隐蔽斗争。丁景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在中共学委负责宣传工作，联系多位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青年党员开展工作。根据党关于在敌占区工作方针，在不宜办刊物的情况下，想办法利用敌伪刊物，写一些具有积极人生意义的文章投稿，以占据敌人的宣传阵地。当《女声》创刊后，丁景唐不知此刊是否采纳自由来稿，作为探试，他布置青年女党员钟恕写了小说《青色的恋》，以笔名微萍，向《女声》投稿，很快在第六期刊用。这使丁景唐燃起希望，他接着自己以微萍作笔名，给《女声》投去小说《三男跟一女》，散文《寒窗琐语忆之江》，分别在第八期与第十期上刊出，又以歌青春的笔名，在第九期上刊出诗歌《敏子，你还正年青》。初战告捷，给了丁景唐及进步文学青年不小的信心，他们以各种笔名，开始楔入刊物的这块园地。其中，杨志诚以笔名陆萍、陆以真，在第九期上发表《舟山群岛的渔盐农妇们》的报告文学，其中篇小说《秋潮》在《女声》上连载三期，并获得征文一等奖。圣约翰大学生董乐山以笔名麦耶、史蒂华撰写不少影剧评论。鲍士用（笔名席明）、杜淑贞（笔名李璈）、陈新华（笔名陈联）、李祖良（笔名方晓）、陈嬗忱（笔名凯勒）、陈綝（笔名罗沉）等文学青年，分散向《女声》投稿，刊出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及影剧评论。丁景唐则以十余个不同的笔名，不间断地为《女声》写稿，一直到《女声》终刊为止，共刊发各类稿件多达五十六篇（首），其中仅诗歌就有二十六首之多，其它还有小说两篇，散文十三篇，速写一篇，论文八篇，杂文两篇。
丁景唐与文学青年的这些作品在《女声》刊出，一方面由于思想锋芒相对比较收敛、隐晦，突出文学性、知识性、娱乐性，以健康而有意义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妇女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使青年文学作者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
有人说，报刊编辑是培养作者的最好老师。由于《女声》主持“文艺”栏目编辑关露的慧眼，及时在众多来稿中发现和采纳了青年党员作者的自发来稿，尤其是丁景唐的稿件，促使丁景唐在这一时期文学写作的丰收，形成第一次创作高潮，诗歌成就更为显著。他以在《女声》上发表的二十多首诗为基础，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星底梦》。又将在《女声》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加上其它文章，选编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妇女与文学》。《女声》终刊号上，特地刊出了丁景唐以歌青春为笔名的诗集《星底梦》的出版广告，同时刊出他的诗歌新作《雨天》。在这期《女声》上，关露以梦茵为笔名，写了诗评《读了〈星底梦〉》，文章开首写道：“在近来惨淡荒凉的这片诗领土中，突然看到这本小小的册子《星底梦》，好像在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一只有灯的渔船一样……渔船虽小，仍旧是一只船，星星点点的光虽然不强，仍然能够把宇宙照亮”，“几乎作者大部分诗里都充满青春和早晨的气息，而且向着未来的生命去奋斗，为自己奋斗，也为着别人去奋斗，这已经成为作者诗的使命了”。关露第一个在文坛上发表了对丁景唐诗作的热情评论。
作为以《女声》编辑为公开身份的关露，一直默默无闻为党战斗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当初丁景唐曾去编辑部领取稿费时与关露见过面，关露亦约丁景唐到自己的住处谈过稿子。但他俩都是地下党员，彼此绝对不能暴露身份，由于党组织的严密纪律，他们只能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正如丁景唐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这是在日本法西斯军事占领下的黑暗岁月里，同志式的相濡以沫的真切关怀与鼓励，是难以忘怀的”。
但是，丁景唐与关露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女声》停刊八年后，即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的丁景唐，赴北京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主办的学习讲座，学习期间，专门到关露所在单位文化部电影创作所看望她，两人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他们相约再见，却因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文革”灾难性的遭遇，各自命运多舛。直到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才“第二次握手”，倾心交谈。一九八Ｏ年，丁景唐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曾携夫人王汉玉、女儿丁言昭三次到关露住处探望。之后，丁言昭根据相关资料，为关露整理成《左联琐忆及其它》一文，刊登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上。以后丁景唐与关露一直保持通信联络，互相寄赠书籍资料及照片，直到关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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