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孔海珠
【简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书记陈处泰，是一位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家，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他的事迹和对中国左翼文化的贡献，都与一位叫华克之的国民党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的生死之交，犹如一曲动人心魄的时代挽歌…… 同乡同学的发小情谊 陈处泰与华克之同是江苏省宝
【全文】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书记陈处泰，是一位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家，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他的事迹和对中国左翼文化的贡献，都与一位叫华克之的国民党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的生死之交，犹如一曲动人心魄的时代挽歌……
同乡同学的发小情谊
陈处泰与华克之同是江苏省宝应县人氏。陈处泰1910年1月10日生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里，祖父陈务人（1870-1947）清末禀生，当地著名的书画家。华克之，长陈处泰四岁，出生于宝应华氏一户武举人家中。祖父身材魁伟，武艺超群，极富正义感，常常代人铲除不平，深受乡里爱戴。父亲则是位秀才。到华克之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然而并不影响他的成长。这位武举人的孙子，虽然顽皮，学习成绩却相当优秀，是学校公认的学生领袖。少年时代他们俩同在县城公立第一小学读书。
受国民革命，五四爱国运动，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风潮吹拂，同学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国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上街呼号，当地市民们被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学生大游行的场面所激动。在校园，同学们不满保守而不学无术的老师。有一次，班上年龄最小的陈处泰大胆地揭穿一位老师的短处，受到学校的处分。布告栏里贴出一张校长签署的训令：
“查二年级学生陈处泰目无师长，屡犯校规，着停课反省，以观后效。”
陈处泰没有被吓住，年少的他在校园内演讲，说明事实真相，要求公道，得到同学们的支持，罢课声援陈处泰。这时，校长不安起来，担心闹到社会上学校和自己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当学生闹得沸腾时，华克之同学冷静出来归劝，平息了事态。事后，陈处泰的正直果敢、华克之的练达世情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学毕业后，陈处泰考入省立六中，华克之考入省立一中。他们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感情融洽。1927年4月，陈处泰考入省立安徽大学预科社会科学部，学习期间成绩优秀，特别是英语水平较高。受到思想激进同学的影响，开始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他和志同道合者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华克之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加入国民党，作为工作人员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华克之出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因其能干而被许多人看好。在此期间，华克之还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非常佩服他们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指使流氓捣毁南京国民党市党部，接着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曾试图拉拢作为国民党左派人物的华克之，被华克之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将华克之关押起来。后经国民党元老保释，华克之方得以出狱。此后，他参加了一系列反蒋活动，包括到苏北准备组织反蒋抗日游击队，都没有成功。
陈处泰在学校期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安大第一院毗连着的省立第一女中举行16周年校庆，演戏招待来宾。安大地下党团支部认为女中封建管束严厉，当即发动学生去看戏。外来学生无票进入女中看戏，女中即宣布停演并停电，混乱中有学生打坏了女中部分桌椅门窗，发生了冲突。女中校长报告省警察厅，召来军警武力镇压，酿成全市罢市罢课游行示威。适时蒋介石经凤阳、芜湖到达安庆，学生请愿求见，陈处泰是学生代表之一。蒋认为他态度狂悖，出言不逊，斥责安大预科主任刘文典管教不严。刘文典不服自辩，蒋介石大为恼怒。次日派安徽省主席召集师生训话，宣布将刘文典撤职查办，陈处泰等十一名学生开除学籍并限期缉拿归案。
陈处泰得到消息，躲开了军警的缉捕逃回宝应。潜回家乡后，在宝应城镇当了一名小学图画老师。在祖父的要求下与金家女子完婚。日子没过多久，安庆警方认定他是共产党员，派人到宝应追捕。在乡人的掩护下，陈处泰得以脱险。
1929年陈处泰到上海，入上海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改名陈成。法政大学的课程极容易对付，使他有空自修马列主义。不久，他结识了许涤新、邓拓、马纯古等同志。后由许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
加入了“社联”后的陈处泰，深入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读书会等，更直接地参与实际革命工作，显露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忘我革命热情。他和陶白一起在沪东从事工人运动，同时担负暨南大学和其它几所学校“马列著作读书会”的组织和指导工作。
同一屋檐下的知交朋友
1929年秋冬之际，华克之也到了上海，在法政大学就读的陈处泰接到他的书信后，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底法政大学对面的新新南里232号替他租了两间房。这个地方成了他们以及其它志同道合者聚集和交谈讨论的场所。他们给这间小楼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危楼”。陈处泰也搬来与华克之他们同住。陈处泰加入“社联”时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之间的知交关系，组织欢迎华克之到上海来，要他团结国民党左派，为民族、国家做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沪东区委发动各支部开展多种抗日救国活动。在所有重大活动中，都有陈处泰和他的战友的身影。有一次，陈处泰在上海的安徽会馆的小型的招待会上，认识了王亚樵。王在上海工人中很有号召力，是个坚决的反蒋派。他们相识后，陈处泰尊王为师友，凡有什么募捐事项，或者有什么同志出了乱子，曾多次请王亚樵找律师代为辩护。
1932年3、4月间，陈处泰在沪东搞工人运动时，因叛派出卖不幸被捕，反动当局因未掌握确切证据，将其释放。为恢复秘密印刷党的刊物《红旗》，组织指示陈处泰设法筹款，自办印刷厂。这件事，对于陈处泰来说难度很大。他找到同学好友华克之商量办法。但是，华克之自己没有这笔钱，他们想到找王亚樵求助。
王亚樵（1887－1936），安徽合肥人。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有“民国暗杀第一人”之称。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袁护法。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1921年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1923年11月暗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事发后投奔卢永祥，任浙江纵队司令。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便走上了一条坚决反蒋抗日的道路。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先后策划刺蒋、刺宋、刺汪暗杀，闻名于世。1932年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积极配合19路军抗日。次年赴福州参加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樵与华克之、陈处泰都曾秘密打过交道，互相知道底细。以后，在华克之、陈处泰的不断影响下，王有了许多转变。据说，这也是党组织当年给陈处泰的重要任务之一。
华克之代陈处泰开口向王亚樵救援，说明为了印刷中共的宣传品，自建印刷厂需要经费。王一口答应。三天后，王掏出一张数额七千五百元的上海商业银行支票。党组织就选中了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1号、2号上下两层房子，有十九个职工的旧印刷厂，顶费恰好七千五百元。不到一个月，这座专为我党印刷《红旗》和重要文件的印刷厂开张营业，更名为“公道印刷厂”。
当年犯人出狱必须交铺保，共产党人出狱找铺保最难，于是组织交代陈处泰开店做保人。他又在华克之和王亚樵的支持下，很快在法租界辣斐德生路茄勒路口，开办了一家“和平米店”。便于为出狱同志做铺保，也接纳他们暂且安生。1933年4月，在一次示威游行活动中，陈处泰和陶白由于叛徒出卖告密，一起遭到军警逮捕。先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后转押于苏州。经组织营救，于半年后获释。
在狱中，陈处泰化名李长贵。当他从前来探监的华克之口中得知，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十分高兴。他要华克之转告夫人：“孩子的名字早已想好。中华传统历来强调女子要柔顺，男子要礼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时代，我的女儿应当叫‘不柔’，新生儿子叫‘不让’。”
“七步流血计划”的布署
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在他的周围迅速聚拢了几位曾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良策。讨论的结果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们下决心要消灭蒋介石，手段则是刺杀！
不久，他们的同乡同学张玉华也奔赴上海寻找革命出路。后来，文化并不高的孙凤鸣也来了。孙凤鸣是江苏徐州人，曾有从军经历，立志抗日爱国、铲除奸暴。孙凤鸣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
已是“社联”党团书记的陈处泰经常向华克之等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其实，华克之的政治目标就是刺杀蒋介石，非常坚决，非常执着。陈处泰对他们“五步流血”的计划也非常清楚。作为党组织与华克之等人的联系人，陈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你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华克之等人血气方刚，没有接受党组织的意见。陈处泰将他们的态度向上级汇报后，中共中央军委代表答复：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华克之等人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0月8日，在上海新新南里232号“危楼”上，陈处泰最后奉组织之命向华克之、张玉华、孙凤鸣三人传达：“现说服不了你们，祝你们成功！”
暗杀计划开始实施了。为刺杀蒋介石，华克之进行周密部署，切断了一切与亲人的联系。由王亚樵帮助筹款，于1934年11月，在南京陆家巷23号设立了一个掩护机关，即晨光通讯社。社长为华克之本人，化名胡云卿，是一位“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陈处泰看他们人手太少了，推荐了一位新同志，叫贺少茹，丹阳人，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浦东一所小学里任教，是陈处泰领导下的“社联”成员，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他对华说：“他品行纯正，完全可以信赖。你们人手太少，少茹的一支笔，特别是他那拼命三郎的精神，会有助于你们事业成功的。”这样，晨光通讯社成员：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张维），采访主任贺坡光（少茹），记者孙凤鸣。他们组成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在案发之前，晨光通讯社没受到任何怀疑。华克之等人一方面密切关注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一方面加快了刺杀蒋介石的步伐。他们获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遂决定在会上动手。华克之为刺杀行动的总指挥，而枪法精熟的孙凤鸣则毅然担负起刺客的重任。
会议当天，按照大会议程，代表们首先到中山陵谒陵，九时在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聚集在会议厅前，等候蒋介石来拍照，按惯例蒋会出席这个合影仪式，但不知为什么，这次他却推却了，只见汪精卫坐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这个时侯，摄影记者人群中闪出一人，举抢对准汪精卫连开三抢，并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汪精卫应声倒下，全场秩序大乱。汪的卫士还击，射中了暗杀者的胸肺部，被押送至医院后受到审问，没有留下任何供词，次日去世。
这位义士即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分进入会场的孙凤鸣。
场内秩序渐渐稳定下来。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带着几分惊慌的样子，从楼上跑下来。他的这一举动，让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一口咬定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她用力抓住蒋介石的手，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事发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有关，令蒋非常被动。蒋介石召集军政有关人员及特务头子，命令多调得力人员参加侦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早日破案，澄清视听。
得知刺汪案负责人是华克之后，特务们悬赏10万大洋缉拿华克之。华克之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仍然想办法营救战友，并募捐钱财资助死难者的亲属。特务们到处搜查，放出了遍布全国以及香港的眼线，但华克之似乎永远戴着神秘的面纱，令特务们无处着手。许多次，华克之就在特务们的眼前，他戴着假牙，配了一副很厚的平光镜，不停地迁移住址。
在案件未真正破获之前，国民党特务为解脱蒋介石，曾不断放出谣言，称刺汪案系共产党所为。1935年10月，国民党报上登载，暗杀集团的成员中有“社联”的成员。据王翰回忆，作为“社联党团”成员，他就此事曾询问过陈处泰。陈说：“……华克之等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也是革命的，支援他们对我党有益无害。从社联派去人支援这个恐怖组织，是他调去的，是由他自行决定，还是由林伯修或那一位领导人同意，我已记不清楚。”社联党团一致批评陈处泰，指出他的行为是盲动主义的。
社联党团批评陈处泰不久之后，忽然发现陈处泰有几个约会未到，于是怀疑他被捕了。果然上海的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共党文总”的负责人陈望之被捕消息。陈望之即陈处泰的另一署名。报上没有提到他与暗杀集团有关系。
英雄牺牲和幡然醒悟
陈处泰是位有才干，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左翼文化领导人，但是，或许由于他性格中的某些冲动，或许正如他的入党介绍人许涤新所说:“他是一位有江湖义气的人物”。正由于受孙凤鸣刺汪案子的牵连，使他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时间，缉拿与刺汪案有关人员的告示迅速发出，军统、中统侦骑四出。不料在此时此刻，晨光通讯社一公勤人员在上海北站被捕，供出了孙凤鸣的妻子住在新亚酒楼的房间号，致使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酒楼，并布下了陷阱。
陈处泰并不赞同这种暗杀活动，但在得知孙已牺牲，孙妻抵沪住在新亚酒楼后，陈前去看望并慰问孙妻，于是被捕。虽然很快查清他与刺汪案没有关系，但他“文总”书记的身份被查明，受到严刑拷打，威逼交代组织情况。无论敌人采用什么手段，陈处泰从未吐出党的半点机密，直至被打得体无完肤，两腿折断。数月后，被解送南京警备司令部，在囚车中遇到难友张玉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他低声说：“两腿受刑已经折断，但我什么都没讲。我能舍弃一切，但我不能舍弃革命事业。”
陈处泰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据中共宝应县委组织部、宝应县革委会民政局在1980年7月18日的《关于陈处泰同志早期参加革命活动及牺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王翰同志证实：“陈处泰被捕以后，他所知道的众多的地址和人名，有的可以搬家，有的不能搬家的，一概没有发生任何破坏。由此可以证明，不独陈处泰同志的忠贞，没有可疑之处，而且他的被捕是偶然事件，他被捕之前，他并未被敌人追踪。据说陈处泰同志被捕后自称与刺汪无关，敌人说：知道你与刺汪无关，但你是上海共产党文总的领导人。敌人对陈处泰的态度和对林伯修、许涤新、田汉、阳翰笙等人的态度大不相同。敌人把后边这一批人看成是学者文人，而把陈处泰看做是常务工作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敌人将他秘密杀害于南京，并将他的尸体投入镪水池中。就义时年仅27岁。
1936年10月王亚樵在广西梧州被国民党特务戴笠暗杀。再说华克之，这血淋淋的现实，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令华克之痛定思痛，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要遂烈士未竟之志，就必须另谋救国道路。他反思后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改造中国，拯救中国。
1937年春，经过积极筹备，华克之终于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华克之，二人做了长谈。毛对刺汪案没有多加分析，只是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毛主席交给华克之另外重要的任务，让他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
几天后，华克之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文件南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途。1938年秋，华克之见到华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和潘汉年。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华克之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的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亲自批准，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得力干将。 解放后又因潘汉年案件蒙冤入狱，平反以后在报社任编辑。
1962年华克之被关在秦城监狱时，作诗《痛悼陈惘子三弟》：
中秋过后草渐芜/披肝沥胆气不舒/三年同窗恨见晚/十载偕行喜同途/中统效法美国佬/军统师承褐衫徒/一致公认是恶汉/独自解嘲学郅都/青松翠柏陈惘子/朔风大雪碧扶疏/高官厚禄耻硕鼠/嫣姌娉婷斥毒姝/汤烫火烧再电烤/伟大庄严一言无/途穷而后见节义/旻气气下识松蒲/子女均能承其志/父母应称道不孤/巍巍红旗遍大地/历历吾弟在欢呼/黑头早已羞后死/青史何曾载懦夫/当此江南秋风茂/圣狱追悼情更殊。
诗中道出了对陈处泰的无尽思念和敬佩。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克之动手写一些回忆文章，其中有回忆潘汉年的《风雨话当年》、《卅年实录》等，留下了宝贵的史实。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逝世，终年96岁。新华社发表他逝世的消息，用的是“张建良”这个名字。其实，在中国革命史上，华克之是一位经历丰富的传奇人物，这个名字更为响亮。
可以这么说，华克之们的长寿，使他们赢得了讲述、回忆历史真实的时间，说出沉没久远的秘密和真相，包括他的密友陈处泰的史迹，和对自已思想转变的影响。当年，华克之曾因一件震动全国的刺汪大案而声名远扬，然而，受之牵连，陈处泰却在27岁青春年华时生命戛然而止，不能不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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