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6-03-01
【类型】报纸
【作者】赵修慧
【简介】郑振铎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才华横溢的作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文物鉴赏家；全国解放后任国家文物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不幸于1958年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郑伯伯是父亲的好朋友，去年10月18日，温州市的郑振铎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我很愉快地应邀参加。临行前我阅读《郑振铎纪念
【全文】
郑振铎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才华横溢的作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文物鉴赏家；全国解放后任国家文物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不幸于1958年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郑伯伯是父亲的好朋友，去年10月18日，温州市的郑振铎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我很愉快地应邀参加。临行前我阅读《郑振铎纪念集》，看到其中有两篇父亲赵家璧写的纪念文章，那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写的。我记得1958年，郑伯伯蒙难后，父亲是非常悲伤的，他在写信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郑伯伯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会想念他一生一世的，……心头的思念让我沏夜难眠。”但当时他没有写下任何表述心意的文章，因为当年他头上顶着一只臭资本家的帽子。1959年，我第一次得到十五天的休假，正巧父亲在北京有些工作，我就选择去北京度假。他要办事，我一个人逛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但北海是他陪我去的。一进门他就带我走上了团城，他指给我看，那个房间郑振铎的办公室，那里是他开会的地方。他这个不懂植物学的人，还能告诉我“那几棵是白皮松，而这棵是油松。”他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到这里来看看。”出北海后，他领着我在小胡同里穿梭，找到一间门前有一块招牌的四合院就进去了，原来这是一家福建风味的餐馆，老板娘好像还认识他，父亲说：“这是郑振铎最喜欢的餐馆，我每次到北京，他总要请我吃饭。我们常到这里来。这里烧的茄子味道特好。”父亲晚年，有一次要我陪他到北京去开会，一住下他就约郑尔康到宾馆来，他们谈了很久，都是说的《中国版画史》的事。父亲一辈子都想着郑伯伯。
1927年，十九岁的赵家璧将自己写的《陶林格莱肖像画》，投稿给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意外的被录用发表了。这是他第一篇在社会上发表的文章，开劈了他为文学奋斗一生的道路，但他与主编并无交往。1934年，赵家璧已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他通过巴金向郑振铎约稿，郑振铎将《欧行杂记》交给他，赵家璧先把其中一章发表在画报上，随后即将此书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这年8月，郑振铎到上海，他们在朋友的宴会上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随后几天，郑振铎邀约赵家璧去静安寺庙弄住处详谈。他们除了谈《欧行杂记》出版事宜外，赵家璧向他请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和编选者的人选。郑振铎建议把《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部份，分编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争论集》两册；又为他出面约请胡适、朱自清、周作人三人担当编选者，这两件事，对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功，影响深远，让他在赵家璧心目中有了“老师”的地位。1935年5月，赵家璧第一次去北平休假，同时会见新老作家朋友。郑振铎知道后热情地邀约赵家璧在北平期间寄寓他家。赵家璧到达北平时，他与靳以同去车站相接。因他有要事急于去上海，父亲改住三座门靳以寓所，从此赵家璧又多了一位好朋友——靳以。此后郑振铎回到上海，执教于暨南大学，他们见面机会更多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良友图书公司和我家老屋都被日本飞机炸毁，靳以将所住的华邨一号房屋借给我家居住，此处靠近郑振铎住的静安寺庙弄，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家事、天下事。郑振铎对良友出版物素有好感，知道赵家璧准备复兴良友，他大力支持还为他出谋划策，当听说 事情有进展就会兴奋地说：“这实在太好了！”赵家璧回忆说：“我就是在这最苦闷的时刻，得到郑振铎的精神鼓励才鼓足勇气，终于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这块招牌又树了起来。”
《良友》复兴半年后，郑振铎约赵家璧到他家中，说他个人苦心经营二十年，投资巨万的《中国版画史》的画录部份，已印成半数，现在国难当头，为保卫民族文化，只有通过印刷，化为多数，散发各地，才能分别保存，传之久远，免于毁灭。他希望赵家璧与他合作，除担任出版发行外，还要在经济上支持他。良友公司复兴伊始，规模和财力决非过去可比，但赵家璧在鲁迅先生引导下，已涉足版画事业，鲁迅曾遗憾对他说过：“欧洲的版画来源于中国，从唐到明，中国木刻图画有过极为光辉的历史，至今没有人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里下过功夫，也没有书店出过这方面的书。”当赵家璧把鲁迅这些话说出来后，他们两人便拥有了传承中国版画事业的共同决心。1940年1月，《良友画报》上，发表了郑振铎的长文——《谭中国的版画》，同期插印大幅《中国版画史》的广告，同时开始接受预定。他们还印了中、英文的《中国版画史画录》样本，供预定者函购参考。
《中国版画史》全书二十四卷（正文四卷、图录二十卷），分六函，每函四卷为一辑，分六次出售，先出《画录》部份。《画录》用珂罗版印，限印二百套，广告刊出后，国内各大图书馆、美国哈佛等许多外国大学、苏联版画协会等都来订购，除郑振铎自留20套外，全书基本售罄。《画录》第一辑四册，于1940年5月出版，外套丝织锦缎书函，售价大洋五十元。熟料，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上海租界，良友公司被非法查封，此时《画录》已出版四辑，十六册。第五辑的《嘉道以来版画集》已完工，其余三册彩印本，《明清之际下集》、《北平笺谱选》和《风俗画选》尚未印成。此后，良友迁往内地，郑振铎留在上海，他独自一人编印了《诗余画谱》上、下册和《万历版画集》上册，加上已完成的《嘉道以来版画集》共四册，合成一辑，草草完成了对预定者的承诺。他的良苦用心和独自奋斗的精神，怎不令后人感动呀！
抗战胜利后，赵家璧虽然回到了上海，后来又与老舍合办了晨光出版公司，但店小力薄，没有敢向郑振铎问过《图录》的后事，当然也不去提及“是否有意把《中国版画史》正文，继续写下去？”但郑振铎交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名贵画册，每有问世，不论价格多么昂贵，他都会签名送一部给家璧。可惜，所有这些珍贵的画册，经过文化革命运动中都不见了。
1939年1月，改组后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成立了。赵家璧与郑振铎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帮助朋友耿济之出版他的翻译作品。他们三人决定：选十部旧俄名著，分五年陆续出版，统一编排、统一封面设计，每册二十万字左右，名称为《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第一种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在1941年5月出版了。第二种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这部书，1941年11月出版，书名简称《兄弟们》。但《上册》出版后仅一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苟且偷安的“上海孤岛”从此陷入苦海，街上尽是日本兵和铁丝网，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民生凋敝，十八天后良友公司被日本宪兵队查封，《耿译俄国文学名著》丛书当然也不能再继续出版了。
赵家璧被公司内部意欲与日本合作的人，请去会见日本人，企图让他拿《良友画报》去宣传“日中友善”，几经周旋，他才得以用宣告公司歇业的方式，暂缓危机。但是，上海已无他的生存之地了。他只得逃往桂林，去重振良友。临行前夕，郑振铎与耿济之为他饯行，郑伯伯多喝了一点酒，情绪激动满脸通红地大骂汉奸文人；济之说话很少，愁肠满腹，今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呀！
抗战胜利后，赵家璧满怀信心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熟料，那个企图同日本人合作的家伙，又使尽技谋，控制了良友公司的大部份股权。赵家璧怀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忍痛结束了《良友公司》。郑振铎了解前情，支持他的决定的，给了他极大的勇气。
1946年冬，赵家璧与老舍合资创办的晨光出版公司成立了，他用老舍的两部《四世同堂》和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四本书打开局面后，立即想到要把耿济之应他邀约，在日军铁蹄下，化了几年功夫，翻译成文的这部百万余字的长篇出版发行。耿济之在沪期间，答应将《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分成四册，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不料，1947年3月4日，译者突发脑溢血逝世，最后一批清样由邮局退回。
1947年8月，《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分印四卷，内插许多名画家的插图，放在一只护匣中面世了。封面上印着《耿济之遗译》五个字。
郑振铎为此书写了序言，赵家璧虽然完成了此书的出版与发行，但执友生前未见全书问世，仍是他终身的遗憾。
就在这一年的深秋，郑振铎打电话约赵家璧去他家，兴奋地拿出一份丛书目录和译者名单给赵家璧看，说：“这是我们文协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处合作编译的，二十部译稿，共有四、五百万言。今天同你商量，文协可以把它的出版权，交给晨光出版公司，你是否愿意接受？”赵家璧看完目录，就像得到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宝，情绪激动地，不断感谢郑振铎。因为，他自中学时代就喜爱美国文学，写过一本，名为《新传统》介绍美国文学的书，此书可以说是我国介绍美国文学的第一本书。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动手编辑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但是当时晨光公司那有这个组织能力呀！郑振铎随后向他提出了四点要求，1，1948年交稿，1949年一次全部出齐；2，编排、印刷、装帧都要是最高质量的；3,出书前后要大登广告；4，由晨光公司与译者分别订约稿合同，并按照15%给译者稿费。这四条赵家璧全部答应了。但是随后，国内形势大变，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人心惶惶、物价飞涨、金元巻的币值一日数变，人们哪有心思于文化和书籍呢？！到1948年年终，译稿只来了十七部。而郑振铎在1949年1月已离沪去香港，转道解放区了。临行前他们商讨认为，这套丛书内容都是进步的、健康的，应按原计划出版。但将书名改为《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第一批一一美国之部。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首都北京召开，赵家璧也是代表，他到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十八种、二十本精装的《美国文学丛书》到北京饭店，亲手将书交给郑振铎同志。郑振铎看着美丽的新书，用他那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赵家璧的手，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哪里会想到，这套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大毒草》；出版人赵家璧被诬为“美国文化特务”，不仅是赵家璧，几乎每一个译者，都受到了无理的审查，吃尽了苦头。这套丛书编译出版的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博士，知道丛书的出版历程后，在给赵家璧的信上说：“我很乐意知道你把它恢复了生命”；“中译本所经历的长期斗争和最后胜利，是一篇动人的故事。我深信刊印的书籍的价值，比起人来，更为长寿。”
现在，郑伯伯、费老、和爸爸都已过世。但他们所做的事业，写书和出书的事业，是一定会比人更长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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