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葛原
【简介】 如果有人问我：你认识的人中最敬重谁？第一个，我就会毫不犹豫的说是罗孚，罗伯伯！ 我和罗伯伯接触是在一九八一年。 我之所以有机会得以接触到他，则要从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零年）说起。那一年秋，我从大陆去香港与分别三十年的父亲徐訏团聚。不料父亲此时身患绝症，在医院已处于弥留之际。我被拒之家门
【全文】
如果有人问我：你认识的人中最敬重谁？第一个，我就会毫不犹豫的说是罗孚，罗伯伯！
我和罗伯伯接触是在一九八一年。 我之所以有机会得以接触到他，则要从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零年）说起。那一年秋，我从大陆去香港与分别三十年的父亲徐訏团聚。不料父亲此时身患绝症，在医院已处于弥留之际。我被拒之家门外，无处容身，多次几乎流落街头。十来天后，父亲故世，我欲去参加追悼会，又几遭拒阻。回大陆后，我父亲的朋友郁风与黄苗子知道了我在港的遭遇，介绍我在父亲逝世一周年时写篇纪念文章寄到《新晚报》的罗伯伯那里。直到此时我才听说“罗孚”这个名字。文章登出后，罗伯伯写了封信给我，问我稿费如何处理。我家中原先保存的父亲作品都在文革抄家中被没收了，所以就请他用稿费买两本父亲的遗著。信寄出之后一直没有回音，开始我还有所期盼，继而我有些失望，后来我也就把这事忘了。因为香港的那次探亲，那边所谓的体面人给了我太大的打击，我受尽欺辱，使我对那里的人与事已失去了信任。更何况文章能登出就不错，稿费的事并不重要了。
几年之后我忽然接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具名史林安的来信。我很纳闷，我可不认识这个叫史名林安的人啊。拆开信，从内容上我才揣摩出那好像是《新晚报》的罗孚伯伯写的。因为信里提到了我多年前的那笔稿费，他要将它汇给我。哦，原来他是要完成那一年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为何事隔多年、为何是史林安、为何不在香港却在北京？......我有疑问，但却无法知晓。不久钱汇来了，似乎比预想的要多。
过了段时间，罗伯伯趁中央开两会的机会，托赴会的柯灵先生将一本《徐訏纪念文集》带回上海转交我。从柯灵先生那里，我得知史林安果然就是罗孚，还似乎隐约感到那些年他遇到了些意外与变故，我不便打听。让我感动的是，以罗伯伯的当年的职务，他手上不知经历过多少大笔的稿酬往来。可在如此的情况下，他还仍旧惦记着那没有来得及给我的区区一篇短文的稿费，并且一俟情况容许就立即汇来。而那本父亲的纪念文集，对我这个被边缘化了的亲属来说还是第一次见到。就这样我与罗孚伯伯有了信函往来。
通信中我流露出希望购买一套七十年代台湾出版的《徐訏全集》。我不知道，其实那套书因出版了多年，已很难买到，更难凑齐。为了实现我的心愿，一些日子后，罗伯伯在家人的帮助下四处寻觅到，并设法带给我，可蹊跷的是我却一直没能收到，原来该书在中途被遗失了。罗伯伯得知此事便再次托人淘得、再请来上海的朋友交到我的手里。当我要还他钱时，他则说是送我的，无论如何不肯收受。拿着这套书，想到书里凝集着我父亲的心血，书外包含了罗伯伯所付出的努力，更觉弥足珍贵。
再说我那篇登在《新晚报》上的纪念短文，尽管已经尽量避免涉及到家庭的敏感问题了，但还是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我这个人出现。于是他们就找机会否认事实，歪曲事实。我一介大陆普通百姓，一是没有消息榘道，对他们的言行我难以知晓。二是即便知晓我也没有可以澄清的场合。三是当年目击我遭遇的大多是默默无闻的草根一族，外人不可能会为这与己无关的事实真相到底层去向他们了解。而个别知情者又怀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而失语。出于那时港人对内地居民尚存有戒备和猜疑，我觉得自己有口无处辩白，只能独自忍受着冤屈，我甚至不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正义和公道！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还是有主持正义的人站出来的。这位主持正义的人便是罗伯伯。他回到香港后，在文章中，多次写到我那年去港的不幸遭遇。在同友人与一些来访者的谈话中也不时会谈到我那年无奈的处境。罗伯伯在《徐訏的女儿和文章》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桩往事：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他（指徐訏）向我提出了一件私事，问能不能帮忙。他希望把他在上海的女儿葛原接到香港来团聚。我答应他试一试就把情况向上级反映，从此就没有下文。他告诉我，申请早已进行，只是批准看来不易。像这种情况是有困难的吧。孩子生下来不久他就来了香港，几十年不见，已经成人了。人老了，很想看看她长成了什么样子，也想尽尽为人父的责任，培养她成材。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知道我同父亲的团聚其实还有可能是他所促成。正因为此，他关注着我的香港之行，并通过熟人，听到我在那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徐訏也是三毛之父》一文中他又重提此事：
我在葛原到港探父这件事上，略略尽了一点联系之力，后来听人说，他勉强得到同意参加葬礼后就不得不匆匆忙忙回上海去了。不是上海那边追着她回去，而是香港有人甚至不希望她多留一天......
他为我而鸣不平，写道：
徐訏，訏是宏大、和乐。想起葛原，我总是想吁。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李怀宇先生采访他时，谈起我父亲，他又说：
他（指徐訏）这里的太太和儿女不接受这个女儿，而且不让她参加葬礼，也不让她到家里去住，弄得这个女儿很糟糕，只好又让她回上海去了。
通过他的言谈，有些偏信的人终于不得不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偏见。
不仅如此，罗伯伯还请来沪的朋友到我家看望我与母亲，给孤寂的我们带来了不少温暖。当他得知我们家的情况以及遇到急事，又数次托人带来钱款赒济我们；还会捎上月饼与巧克力等礼物。对他给予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心中充满感激。
一九九三年罗伯伯来上海，特地来看我们，直到这时我和母亲才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他：一位慈祥温厚的长者。我们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能请吴昌硕的长孙吴长邺先生画了一幅老少年（雁来红) 略表心意。我们没能尽地主之谊，倒是他请了我们一顿极丰盛的晚餐。
二〇〇三年，为了还原真相，不善动笔的我把自己去港见父亲的坎坷经历写成《殘月孤星》一书，罗伯伯欣然应允以《葛原和她父亲徐訏》一文为书作序。书出版后，我又遭到了诽谤和诋毁，在某些人所制造的舆论误导下，个别不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缺乏分析能力的年轻人对我书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然而，正像陈子善先生所说（大意）：“你可以不去理会他们双方的言语。你应该去读读罗孚先生的文章。”是的，我相信，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孰实孰虚，有罗伯伯的文章在，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一定会通过分析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
罗伯伯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无以报答，心中一直非常不安。生活有所稳定了，我们曾经拿一点钱还给他。不料当我把它交到罗伯伯手里时，他坚决否认曾送过钱，坚决推辞。我好不容易放在他寓所里了，他又委托朋友迢迢千里送还到我家。
如今虽然罗伯伯年事已高，但他仍然不忘对我们的关心。去年上海发生了１１.１５的火灾事件。罗伯伯得知后便向朋友问起我们的情况，是否受到波及。让我不胜感动。
我与罗伯伯的接触不多，但在与他接触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无不让我看到他高尚的人格。能认识罗伯伯，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幸运。而今罗伯伯九十寿诞，我衷心地祝愿他健康、快乐、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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