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8-06-01
【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 重庆诗人张天授，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先父吴奔星主编的《小雅》诗刊上发表过作品。他也是横跨《小雅》《诗志》的诗人，并曾在1937年5月把刊发自己诗作的《诗志》1卷3期送给诗人陈梦家（此册杂志2005年在网上拍卖），并希望借阅陈的《歌中之歌》。由于旋即发生“七七事变”，张、陈先后前往后方，此后是否还有
【全文】
重庆诗人张天授，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先父吴奔星主编的《小雅》诗刊上发表过作品。他也是横跨《小雅》《诗志》的诗人，并曾在1937年5月把刊发自己诗作的《诗志》1卷3期送给诗人陈梦家（此册杂志2005年在网上拍卖），并希望借阅陈的《歌中之歌》。由于旋即发生“七七事变”，张、陈先后前往后方，此后是否还有交往，未见书面记载，不过，两位诗人的渊源，整整20年后，又因吴宓先生而连结在一起，始终未断。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65页）透露：
五月二十日，父亲接到《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剪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载陈梦家撰《慎重一点改革文字》文，又同日上海《文汇报》北京专电《首都学术界激烈争论“汉字要不要改革?”记》。父亲“读此剪报，始知宓一向太过慎重，太为畏怯，愧对自己平生之志事矣。即致唐兰、陈梦家一函，述感佩之意。写示‘不死惊看汉字亡’一诗”。
初略翻阅《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6年），涉及张天授之处颇多，其首次亮相吴宓日记在1956年11月3日晚：
其间《重庆曰报》记者张天授（巴县人，复旦毕业——笔者按：此7字字号小，应为备注解释）来，久坐，询宓埃及文化历史。宓具答。又询宓对英法侵略埃及之感想，宓亦答如众之所同感。又读毕拉丁文两课。续晨乃寝。
张天授：以强人所难面目出现
到了1957年4月20日的日记，张天授则以一个强人所难的面目出现：
（晚）8:00《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来，强宓谈（1）学习毛主席内部矛盾演辞之感想。（2）反对汉字拼音及简字之理由。（3）《学衡》之内容及宗旨。（4）《吴芳吉诗集》，等。宓久谈，甚倦且苦，且（2）题令宓十分痛愤激昂，大损宓之精神及健康。至10:30授始去，宓寝已11时过矣。
原来，从此前吴宓先生日记看，他对汉字改革（简化字或汉字拼音化）始终持保留态度，甚至此前就有“今文字改革行，宓极愤恨，几欲造反或自杀”的过激之语（见《吴宓日记续编》第二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6年，第397页）。因此，他对张天授要他说出“反对汉字拼音及简字之理由”，感觉“痛愤激昂”自然顺理成章。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当天吴宓和张天授就“反对汉字拼音及简字之理由”究竟谈论了什么，不过，张天授5月20日把5月17日上海《文汇报》刊登陈梦家《慎重一点改革文字》剪报寄给吴宓，起码从张身为记者的角度看，他应该还是希望吴宓就此发表观点的。只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张天授和陈梦家是否还有联系，他是否还曾记得20年前寄赠过刊登自己诗作的《诗志》给陈梦家？
再看吴宓4月24日日记，记载有“晚饭后，张天授来，出示其为《重庆日报》所撰稿，宓再三恳阻勿登，允他日另撰文供给，卒扣留其稿（副本），授允电报馆勿刊登此件而去。”为什么吴宓“再三恳阻勿登”张天授此前采访他的文章，恐怕还是应该和“反对汉字拼音及简字之理由”这一论题有关，从吴宓此前日记上谈到汉字改革的过激态度看，他当着张天授的面也难免说出一些出格的话来。好在他冷静下来之后，能够“恳阻勿登”，并扣留其稿（副本），同时还答应“他日另撰文供给”。于是，到了五月四日，我们就在日记看到吴宓详细记录的为《重庆日报》撰文情景：
上午撰《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应《重庆日报》 四月三十日来函征求，11:00文成，约1400字。即至教务处，拟求敬代为审政，不遇，乃至和平村十二舍楼下，访刘又辛，求其审定。辛主张删去中间举例之一段，又修改词句数处，宓悉从之。
回舍，午饭后，作函致张天授，连同宓所撰文（今余900字），邮寄重庆解放西路88《重庆日报》政教组收。宓自送信至北碚邮局。
5月16日，吴宓日记中又专门谈及文字改革问题：
专访陈行可，畅谈简字问题。共认今之推行简字者，其意实图扰乱且破坏汉字，以成汉字拼音，汉字拉丁化之功，俾全世之共产主义国家悉用同一之语文耳。吾侪诋斥简字，则不敢明言其如此，是以为难，而滔天之洪流莫可遏矣！
这是吴宓对汉字简化尤其是拼音化的内心写照，当然，他当面对张天授未必“敢明言其如此”，但冲动之处实则难免。到了6月14日，鸣放形势有所变化，吴宓日记中谈及文字改革的口气也有所不同了：
近日“鸣放”之情势及方向骤变，各地工人及民主党派一片检讨斥责之声，斥责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董时光等“右派分子”为反党、反工人阶级、反社会主义，要求惩办。即本校教授如陈东原、罗容梓等，主张校内可不设党委会领导者，亦横遭非议。于是“鸣放”之事遂息，加强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再行肃反澄清，将继之而起。目前实际之结果，惟学生得“减轻考试负担”而已。宓于是不得不服周邦式之老成谙练，而自幸谨慎和平，尚无过分之言论，差可免祸全身也矣。今后恐即文字改革亦不敢参加异议，舍“忍舍止默”外，无他途也。
吴宓日记中张天授最后一次来访在当年7月25日：
10:00至12:00《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如约来，宓综答其所问，谈话录粘存。张天授君对宓约定：（1）以上皆不发表;（2）即采用，亦只选取宓之“正面”议论；（3）在《报》中刊出之稿，必先寄宓审阅过。
从日记中张天授和吴宓的约定来看，他和4月份前来采访，强迫吴宓谈几个问题，已经有很大不同。不过，这一次，吴宓确实没有接受张天授约稿，再给《重庆日报》写稿了。
吴宓寄陈梦家信函退回的奥秘
到了8月2日，日记中出现这么一则记录：
宓五月十七日寄唐兰、陈梦家函，今以欠资退回，或系邮票脱落之故。糨糊不良。
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5月20日（吴宓误记为17日）寄往北京给唐兰、陈梦家的信函，竟然经过2个半月的时间才因“欠资退回”，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殊难理解。我小的时候，住家和先父所在大学收发室的负责人（一名中年男人，却织得一手好毛衣）是邻居，得以经常出入收发室，见过不少标识“欠资”的信函，这种欠资的信函只要收信人补足邮费，就可以领取，似乎过了一定的时间（不记得是否是2个月时间），就会按规定退回给发件人。
关于欠资邮件，《兰州市志 第22卷 邮政志》（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邮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留下“邮电部邮政总局”的一些规定：
1950年6月3日，邮电部邮政总局规定：未纳足资费的水陆路及航空函件，一律退回补足再寄；无法退补时，加盖“T”字戳记，按欠资处理。7月，邮政总局发布《国内欠资邮件处理办法》。未付或未付足邮资的邮件，加盖欠资戳记，批注欠资数，向收件人加倍收取。投递时，欠资邮票贴在邮件上盖销。如收件人拒付、拒收或改寄时，欠资邮票注销作损失入帐。部队、机关、学校转交的欠资邮件，通知收件人来局领取。1954年8月，邮政总局颁布《关于欠资邮件制度问题》，改善欠资邮件处理的具体办法。1958年7月5日起，欠资邮件只收欠额，取消按所欠资费额加倍收取的规定。
由此看来，1957年吴宓写给唐兰、陈梦家的信，按上述规定，属于部队、机关、学校转交的欠资邮件，应通知收件人来局领取（也有可能被送到单位的收发室待领，由单位收发室负责收取欠资，然后和邮局结算），所“欠资”会向收件人加倍收取。此信抵达北京，正逢反右斗争高潮，对文字改革曾有共同见解的唐兰和陈梦家已经分道扬镳，前者还写过一篇宏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见《中国语文》1957年第10期），此时此地，谁会肯补足加倍欠资领取这么一封烫手的信函呢？“欠资”且逾期而被“退回”的信函，或许真的改变了吴宓的命运。其8月16日日记如此写道：
近日续出之右派分子益多，本校教职员有尚莫宗、李长河、李秀君、刘亚川等。皆其大者。本市有《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东北有杨清，周传儒。北京有陈梦家，因反对文字改革被为其罪。按宓五月二十日致唐兰、陈梦家一函，似因浆糊潮湿，邮票脱落，该函竟以“欠资无人认领”退回，宓幸免牵连矣。然宓自愧不如梦家之因文字改革而得罪也。
而张天授，第一次在吴宓日记里露面时的身份为《重庆日报》记者，最后一次的身份，则成为右派分子。
浏览数：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