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时过八十余年，如今已没有多少人知晓1930年代初的新春时节，左翼戏剧青年赵铭彝和郑君里曾有过两次南通之行。然而他们的这两次活动，对推动上海和南通两地的进步戏剧运动影响甚巨，在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赵铭彝和郑君里的第一次南通之行，是参加上海摩登社和艺术剧社的集体活动。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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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八十余年，如今已没有多少人知晓1930年代初的新春时节，左翼戏剧青年赵铭彝和郑君里曾有过两次南通之行。然而他们的这两次活动，对推动上海和南通两地的进步戏剧运动影响甚巨，在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赵铭彝和郑君里的第一次南通之行，是参加上海摩登社和艺术剧社的集体活动。1930年初，南通地下党为了推动南通地区的进步话剧运动，特地派人到上海与江苏省委联系，要求上海艺术剧社赴通演出。据赵铭彝回忆，由于上海艺术剧社“已经挂起了红招牌，考虑去外地的安全”，便邀请摩登社参加，并以摩登社的名义去举行这次赴通公演活动（见赵铭彝《我所知道的艺术剧社》，收《涓流归大海——赵铭彝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9月）。艺术剧社派出刘丱（刘保罗）、凌鹤、王莹、唐晴初、侯鲁史、易杰六人，都是党团员，而摩登社派出的是赵铭彝、郑君里、左明、萧崇素、许德祐、王芸、吴湄、姜敬舆、马文珍等十二人。
摩登社一行于2月3日晚坐船启程，7日至9日在南通演出三天，10日离通返沪。其时正是农历庚午年春节期间，南通充满了新年的喜庆气氛，东道主新民剧社不但招待上热情周到，而且为他们在报纸、街上和戏院都作了广告宣传，不过由于学生正放寒假，前来观看演出的除了戏剧爱好者外，大多是住在城区市民。摩登社先后上演了《梁上君子》、《父归》、《小偷》、《炭坑夫》、《悭吝人》和《生之意志》等独幕话剧，其中《炭坑夫》、《悭吝人》这样尚欠“中国化”的翻译剧效果较差，而像《父归》、《小偷》等贴近现实的剧目观众反响则比较热烈，精采处还博得“掌声雷动”。经济方面，摩登社虽然没有什么收获，但这次演出锻炼和提高了剧社自身运作和演出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社会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出对南通地区的进步话剧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通原已成立的进步话剧团体新民剧社，受到摩登社的赴通公演的促进，而更趋向于左倾，其中一些骨干分子还建立起了上海艺术剧社的南通分社。这就为日后联合更多的进步戏剧团体，成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通分盟打下了基础。二是摩登社的这次赴通演出，促使赵丹、顾而已等人成立了小小剧社，这也是南通乃至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还在上初中的赵丹、顾而已、梁衣衫、朱今明、钱千里等一群少年戏迷便已沉溺于戏剧表演，并在学校和社会活动中举行过一些演出，他们在戏剧方面的才华已经受到大家的关注，也得到赵丹之父赵子超和顾而已之父顾仲敬（他也是他们就读的崇敬中学的校长）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赵丹父亲赵子超，对赵丹业已展现的表演才能更为看好，殷殷希望他将来在这方面有大的发展，因此对摩登社一行格外热情，曾专设西餐宴会予以招待，席间还让赵丹拜所有在场的上海剧人为师，恳请他们收下赵丹这个小徒弟。这些都大大刺激了赵丹等一群小戏迷的积极性，等摩登社离开南通以后，他们便商议自己也组织一个戏剧团体，于是以赵丹为核心的小小剧社便应运而生。嗣后，小小剧社先后举行过六次公演，又与新民剧社和其他剧社多次举行联合演出，从而得到他们戏剧生涯中最初的锻炼。可以说，小小剧社是摩登社赴通公演的产物，而小小剧社就像摇篮一样，孕育、培养了赵丹、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这些后来在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中大放光彩的影剧明星。
赵铭彝和郑君里的第二次南通之行，时间在第二年的2月，也是在农历春节的前后。其时，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已经成立，正计划将左翼戏剧运动从上海推展开去，而南通新民剧社又再次派人赴沪联系，欲与剧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于是剧联便派赵铭彝和郑君里前赴南通，公开名义是去指导新民剧社的公演，由郑君里作导演，赵铭彝负责舞台工作，实际是前去建立剧联的南通分盟。据赵铭彝在《回忆左翼戏剧家联盟》一文中回忆，在新民剧社一次公开演出之后的夜晚，举行了剧联南通分盟的成立会，南通方面出席者约有王质夫、丁慰慈（丁瓒）、施春瘦（史白）等五、六人。郑君里在会上作形势报告，赵铭彝则对剧联的组织和任务作了说明，会上确定了以新民剧社为主干开展南通左翼戏剧运动，并指定王质夫为分盟的负责人。南通分盟是剧联建立的第一个分盟，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左翼戏剧队伍的发展壮大，此后北平分盟、南京分盟、青岛剧联小组等等相继成立，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蓬勃發展。
赵铭彝和郑君里两位的第二次赴通，对赵丹、顾而已等人也是一件莫大的喜事。如果说，他们第一次到南通刺激、推动赵丹等人成立了小小剧社的话，那么，这第二次赴通，则为小小剧社端正了前进的道路。
摩登社一年前的公演，早已给赵丹等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按赵丹的回忆，当时“看了他们那些深刻而又罗曼蒂克的演出”“就爱上了他们”，尤其对青年演员郑君里，更是十分崇拜：“郑君里（当时也就十七八岁）留着长长的头发，沉默而寡言，一双凝邃的眼睛总是盯住一个地方，似乎有多少沉重、忧伤在压着他，我觉得他‘深刻’极了。”当赵铭彝和郑君里再次赴通时，赵丹等人就盛情邀请他们来指导小小剧社排戏，而他们对赵丹等一群小演员也甚有好感，彼此年龄相近，情趣相投，很自然就建立了友谊，并从此相携相助、莫逆终生。
在此之前，赵丹、顾而已等人虽然成立了自己的剧社，但演出上主要是沿袭汪优游“文明戏”的一套。正如赵丹回忆所说的：“汪优游来南通演出‘文明戏’，他能演各种各样角色，风流小生，言论小生，正派，反派什么都演，连老太婆都会演。我们佩服极了。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演他那一套文明戏。”所以小小剧社成立之初，所演的剧目不是双簧、滑稽歌舞，便是汪优游演的《阎瑞生》、《济公传》、《革命血》等文明戏。不但如此，在表演方面，他们也仍然学习汪优游“文明戏”的演法：既“没有剧本”，“也不排演，只大略讲个故事情节，讲究台上见，台上各人发挥各自的‘天才’”。及至经过赵铭彝和郑君里耳提面命式的指导之后，赵丹等人不禁眼界大开，豁然开朗，从此他们便开始采用正规话剧的排演方法，从导演、剧本、台词、布景、化妆等各个方面，亦步亦趋地进行学习，逐渐走上了话剧演出的正确道路。正如赵丹后来所说的，从此“得到话剧的真传”（见赵丹《地狱之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8月）。当然更重要的是，小小剧社从此也纳入了左翼戏剧运动的轨道。嗣后不久，小小剧社的赵丹、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多人都加入了剧联南通分盟，赵丹、顾而已和朱今明后来还参加了剧联总盟。这一群从南通小小剧社走出来的小戏迷，在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炼和斗争，终于在各自的话剧和电影舞台上大放光采，为中国现代戏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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