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彭林祥
【简介】 民国文人的婚恋故事中，属师生恋的为数不少，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孙俍工与王梅痕等。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来，普通民众的思想已渐趋开放，师生恋不会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反对，但还是有人对此有非议，这可从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找到证据。还有更极端的，因师生之间的密切交往（甚至还谈不上恋爱）遭到
【全文】
民国文人的婚恋故事中，属师生恋的为数不少，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兆和、孙俍工与王梅痕等。尽管新文化运动以来，普通民众的思想已渐趋开放，师生恋不会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反对，但还是有人对此有非议，这可从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找到证据。还有更极端的，因师生之间的密切交往（甚至还谈不上恋爱）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引发当局的追捕，几乎丧了当事一方性命的事，在二十年代的成都却真实的发生过。多年后，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大杰对此仍愤愤不平：
在现在青年人的眼里，男女的交游和恋爱在人生的过程中，实在是最平凡的一件事。但在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在西南一带的社会，在那些以旧军人伪君子卫道者和臭名士所联合组成的封建传统的旧社会，把男女的交游和恋爱，看作是一种伦理的犯罪行为。他们有时利用武力，可以制你的死命，然而社会上还要对他们歌功颂德，说他们是伦常的卫队，道德的救星。（刘大杰《〈十年书〉叙》，舒新城、刘济群《十年书》，中华书局1945年版）
这就是1925年4月底5月初发生在成都高师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事件，事件中的“师”即舒新城，“生”则是该校预科女学生刘舫（济群）。一个湖南人，一个四川人，在二十年代的成都高师相识、相交，共同抵御了外界的无端责难，经历了生离死别，最后喜结良缘，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
1．舒新城入川
舒新城1893年生于湖南溆浦， 1913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毕业后在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校等处任教。在此期间，开始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心理学，与友人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批判现有的教育制度，力主教育改革并在《教育杂志》等报刊上撰文介绍、宣传道尔顿制，成为举国闻名的教育改革家。1923年11月，经恽代英、穆济波等人的介绍，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也因为恽代英的推荐，舒新城于1924年10月从南京起身溯江而上到达重庆，成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员。
此时期的成都高师以旧日皇城为校址，学校占地面积不过数十亩，校舍都是平房，只能容纳四五百学生，从1924年起9月开始实行男女同校。舒新城在成都高师开的课分别为：为三年级开中学教学法，为二年级开现代教育方法，为一年级开教育心理学，每周教课十二小时。刚到成都的舒新城朋友较少，除去校内的旧识王克仁、黄淑班夫妇以及孙卓章外，校外过从最密者首先要算佛教居士陈岳安。通过陈的介绍，舒新城认识了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川报》的主笔李劼人，两人交谈起来，好似久别重逢的故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出游，感情日益加深。
2． 结识预科女生刘舫
如按课时的安排，作为教师的舒新城与作为预科学生的刘舫在课堂上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由于刘舫在王克仁家补习英语，而舒新城也时常到王家走动，他们于1924年12月24日第一次相见。由于舒新城爱好摄影，经常随身带着相机，这在20年代的成都确实是个新鲜的玩意，自然吸引了包括刘舫、林静贤这样的男女同学。因摄影之由，他们开始了频繁地交往：
一月一日的上午，我们又在王家偶然相值，她们见我带有相机，要我为她们照相，我即为合摄一张……五日又相值，她们因为旧同学刘某岳某新购一照相机，而不会用。请我代为指导，于是第二日她们四人及高师女生王某同至王寓，我当为之指导一切。（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中华书局1941年版）
指导完照相之后，又为她们冲洗照片，因成都无代洗照片的照相馆，学校又无暗室，只好另行设置，并只能在夜间操作。由于照相需要实际练习，他又带领一大群男女同学在成都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采风。
在与教师舒新城的多次接触、交流之后，刘舫始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宽，思想上也不够先进，于是提出向舒学国语文及阅读方法，而舒新城对于好学的人，无论男女，自当尽力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辅导，舒新城对刘舫的学习有很高的评价：
她则特别努力，夜以继日地阅读，并能提出问题互相讨论；写作甚勤，日记尤无间断。几於每日都有文稿呈教，我亦随时为之改削。在学校她不曾上过我的课，但自一月十五日以后，她已是我的私淑弟子。（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但是，教师舒新城和学生刘舫的相识、相交，只能算正常的男女交往（舒新城在南京已有妻子和儿子），还根本谈不上有恋爱关系，但是在风气闭塞、封建礼教极为浓厚的成都，却演变成一场危及个人性命的“恋爱风波”，今天看来，真有些匪夷所思。
3、 舒、刘在高师成为众矢之的
舒新城来高师任教之前，事先与校方有过约定，薪金方面，每月二百元，与成高一般的教师相比，确实优厚得多，而且每月的薪水不得拖欠，订立这样的待遇确实是全校仅此一人。所以，他一到成都高师，就引起了一些教师的不满。到了1925年的4月初，学校因经费问题，全校教师曾一度罢教，舒新城因学校未欠自己的薪水，不但拒绝罢教，而且还加课，这更遭到其他教师的嫉恨。在教课之余，舒新城还不断在校内、其他学校、各种学术团体演讲，平均每周有二三次，极为活跃，乃至成都的报纸几乎天天有舒新城讲演情况的报道。
与上海、南京相比，20年代中期的四川教育落后、保守，而作为教育改革家的舒新城，一来到成都高师，社会上的所见所闻也让他很快就感受到了旧有教育制度的弊端。在讲演、课堂上，难免借题发挥，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作法多有责备之词，这又得罪了成都教育界的当权人士。
而学生刘舫，她的成绩不但优良，而且面容姣好，极易成为异性追求的对象，而追求不到的异性又容易转化成恨，随时等待发泄。对于同性来讲，她的成绩、面容以及知识使得她鹤立鸡群，令人望尘莫及，这也容易成为她们嫉妒的对象。
所以，两位“红人”的交往很容易成为学校各方关注的焦点。正如舒新城事后分析：
她与我相往还，我在那时既已风头健得令人难堪，她又那样“红”得令人侧目，我们的往还无异在一般人的“妒”与“恨”的积薪之下烧着火，只等积薪干燥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然而然地燃烧起来。（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4． 校方强令刘舫退学未果
此时，军阀杨森的姨太太也在成都高师就学，一些女生以长官眷属为后台开始排挤刘舫。第一步联合女生冷淡对付，第二步偷阅她的书信日记，希望找到有可以籍口的资料，第三步向学校当局告发其行为不正常，欲图借长官眷属之意强学校令其退学。
1925年4月24日下午，傅校长招刘舫谈话，以多位女学生反映她与教师舒新城恋爱，并以一封舒的情书和她的日记记载的种种与人恋爱的情形为证据，为了学校安宁计，清除师生恋爱的恶劣影响，强令其转学。但是，这封情书并不是舒氏所为，以无头情书为证自然不能令人信服，而以自己的日记为证据，又涉及到侵犯个人隐私问题，所以，刘舫拒绝服从。
25日，校长再次招刘舫谈话，令其转学，刘舫仍坚持不从。26日，学校致函刘的保人林梓鉴先生：谓女生告刘有不正当之恋爱，令其转学，自星期一日起不必到校上课。27日上午刘舫仍返校上课，下午林梓鉴和其女林静贤到学校，与校长理论，言语之间不免有所龃龉，学校以林静贤干涉学校行政，咆哮校长被强行斥退，并向督署请派宪兵来校监视。
学校的这种做法迅速让全校学生知道了，其中一些富有新思想学生很愤怒， 27日晚，学生百余人集中开会质问校长，迫于学生的强烈反对，校长只得收回成命。
5． 事情忽然起变化
学校强令刘舫退学未果，4月27日晚上之后，事情突然急转直下，一些教师、学生转而把舒新城看成了主要的祸端，罪名是“诱惑女生，师生恋爱”，于是舒成为了他们缉拿的目标。学校中很快形成了“驱舒”和“拥舒”两派。“驱舒”派有组织，有学校领导、教员、学生参与，势力大。“拥舒”派只是一些学生，“驱舒”派很快就取得了压倒性优势。28日上午，“驱舒”派请校长在操场开会，认为一切祸首乃舒新城。下午一时，以教职员全体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各种理由说明刘系被舒诱惑，然后由校长率领教职员学生代表至军署请兵，还有一些教职员工、学生被安排到舒平时往来之友人处及街上寻捕，明令捕得即行殴毙。幸运的是，舒新城于中午12时半出校访李劼人和陈岳安，得到了消息。到了李劼人家后，舒新城和陈岳安翻墙逃走，李劼人被捕。
宪兵走后，陈岳安把舒接到他家住了三日，30日晚上又由林静贤女士引到其姨丈吴先生家中，5月5日，又由只见一面的胡晓卿介绍至亲戚胡先生家中寄居，5月8日，李劼人被释，当夜即赶来看望舒新城。
尽管把李劼人捕去，“驱舒”派仍然没有放弃对舒新城的寻找。先是在校内先后贴出两条布告：不请假自由出校查出严办；从今日起如再有人与舒新城暗通消息查出严惩不贷。然后，他们请求督署发布了全省通缉令，四处散布密探，凡与舒新城平日往来之友人寓所以及教堂医院无不派人查访，各城门口亦放有“步哨”。同时，加紧对刘舫、林静贤两位女同学进行劝说、追问、威胁，以回校、赴外省求学等为诱饵，希望他们吐露舒新城藏匿之处。此外，还在成都的报纸上大肆造势，以便得到舆论的支持。刘舫不但拒绝承认被诱惑，还自己撰文驳斥报上不负责任的报道。从5月4日起到5月底，刘与“驱舒”派在成都报界打起了的笔墨官司，闹得满城沸沸扬扬。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报刊如《民国日报》、《蟋蟀周刊》等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评论，成了轰动全国的事件。
事不宜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劼人被释后，陈岳安和李劼人以及刘舫、林静贤等人就开始了周密策划，以便尽快让舒新城安全离开成都。他们让舒改换服装、发型和姓名、身份，陈岳安还为舒新城准备了路费和零用钱。舒新城5月11日凌晨起程，20日到达重庆，彻底安全了。
6．舒、刘二人终成眷属
毫无疑问，这件轰动全国的师生恋爱事件对舒刘双方各自的思想、生活等都带来了巨大影响。舒新城在1929年回顾这件事时说：“我虽不敢说此时以前与此时以后的我，完全是两样，但对于人生与社会的了解因此而进步得许多。也许我现在与未来的生活，有形无形都为那次的事变所影响。”（舒新城《〈蜀游新影〉序》）舒于1925年6月回到南京以后，转而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著述工作，整理近代中国教育史。1928年，他又接受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邀请，继徐元诰主编《辞海》，后又兼任书局编辑所所长，从教育界走向了出版界。
从这件事中，舒新城对刘舫的了解更进了一步，认为她的表现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之女子所能有，不但对别人的诬害视若无睹，而且还时时关心他人的安危，甚至考虑到自己出川之后何处入校等问题。所以，因人格上的互相吸引，他们之间因此次事件结成了生死之交，尽管他们当时还说不上恋爱，只是交往比较密切而已，可从他们之间通信集《十年书》前后的称谓就可看出，但自此而后，彼此的潜意识里确实滋长了爱情的火苗。后来，随着两人通信的频繁，接触愈来愈深入，六年后，他们最终在上海走到了一起，组建了新的家庭，并育有子女二人。
所以，1925年发生在成都的高师恋爱风波确实是舒新城和刘舫二人走向结合的一个转捩点，或者说，正因为这场风波，成全了后来舒刘二人的喜结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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