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叶嘉新
【简介】艾芜名作二题叶嘉新艾芜的成名作《南行记》 艾芜的《南行记》是继《山中牧歌》（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版，“天马丛书”之一）、《南国之夜》（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3月初版，“良友文库”第3种）两部小说集之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也是艾芜小说创作的成名作。若依作者“序”里的说法，艾芜是将《南行记》
【全文】
艾芜名作二题
叶嘉新
艾芜的成名作《南行记》
艾芜的《南行记》是继《山中牧歌》（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版，“天马丛书”之一）、《南国之夜》（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3月初版，“良友文库”第3种）两部小说集之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也是艾芜小说创作的成名作。若依作者“序”里的说法，艾芜是将《南行记》视为他的处女座的，虽说《南行记》迟至1935年12月才由巴金编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一集十六种之一印行问世。
据《南行记》的序文，我们知道正处在风华正茂时期的作者在辽远的边陲，险恶的荒野以及华缅杂居的异邦都曾经含辛茹苦地流浪过。当作者“在漂流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野人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后来，作者流浪到仰光，为了谋生，才正式提起笔写起了散文、小说和诗。不过此时的作者并不曾认识文艺的真价值，“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一次，在仰光戏院内看了一张美国好莱坞的影片，艾芜受了很大的刺激，自那次之后他才“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作者流浪回国，在上海北四川路上巧遇到几年不通消息的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老同学沙汀之后，艾芜才决意要把毕生精力全灌注在文艺身上。艾芜是1931年春结束流浪到达上海的。在以后数年中，由于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真诚教诲以及沙汀的帮助，还有茅盾、周扬等人的扶掖，艾芜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南行记》可以说是艾芜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里最重要、最出色的的作品集。对于这一切，艾芜是有真诚的感恩心情的。他曾在《南行记》的“序”的结尾就曾说过：“这本处女座，就艺术来讲，也许是说不上的。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没有朋友们从旁灌溉，也绝不会从这沙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去了”。
《南行记》的最早版本仅收小说八篇，艾芜将《人生哲学的一课》冠于八篇之首，似乎在向人们说明，此篇乃作者漫长流浪岁月的前奏曲。此篇采用第一人称，描写知识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遭遇。在求业无门、身无分文，眼看就要被赶出客栈失去栖身之所，“我”仍然执拗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篇带有浓厚的自述色彩。而克服困难、蔑视困难、直面人生、砥砺自我的坚定不屈的生活态度，确实贯穿在艾芜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他早期创作的一大显著特色。由此观之，艾芜不是为了创作去阅读生活这本大书的，而是在阅读了生活这本大书有了深厚的扎实积淀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从而写成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南行记》的。
《南行记》问世之后，首先给予艾芜这本成名作以充分关注的是作家周立波和书评家常风。周立波于1936年3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三卷第十号发表了《读<南行记>》。常风在1936年3月6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的以《南行记》为题的书评中指出：“本集作者艾芜先生几年流浪生活经验了许多难得的经验，一个作者花钱也无从购到的经验。过去的生活虽然给了艾芜先生若干痛苦，而对于他实在是大幸。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经验使他以前所持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的，改变了，他由生活，由经验，认识了文学是一件严肃的工作；从事于文学不是那种消遣玩票的态度所能办得到的。这种态度就是一个真正作者所应具有的态度，也是他的一个‘根本’。”而郭沫若发表于1936年6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的一篇文题为《痈》的随笔中也充满激情地谈到了艾芜的这一成名作：“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是我始终不能忘记。”艾芜一生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的小说，包括短篇、中篇、长篇，在人物刻画的深入和写作技巧的圆熟上都明显超过了《南行记》。然而，很多的读者，很多的史家及评论家，读艾芜的小说一直读到今天，最喜欢的最受感动的还是风格独特、清气扑人的《南行记》。我想，《南行记》之所以能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极有魅力的小说艺术奇葩，能成为艾芜全部小说创作中最有艺术魅力的代表作，不外两点：一是作品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边寨风情和浓烈醇厚的抒情气息；一是作品中始终滋润流动着一股永不枯竭的能激励人心的人生哲理的静水深流。以致此后，《南行记》一直是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成为我国新文学出版史上的保留书目之一。
194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南行记》第二版时，在原有八篇基础上增加《山中送客记》、《海岛上》、《偷马贼》、《森林中》四篇。1948年10月，文生社又印行了这个共计十二篇小说的第二版。1963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南行记》新一版。这个版本在1946年再版本基础上又增加了小说十二篇。书前仍列有《南行记》初版序，书末另有作者为新版所作“后记”一篇。1980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在1963年11月作家版基础上增收《山官》一篇共二十五篇小说的新一版《南行记》，作者为这个版本写了“重版题记”，这个版本可视为定本。书是越出越漂亮，不仅有了柳成荫等装帧名家的装帧，而且还有吴冠中、袁运甫等名画家的描图。此后的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一套窄三十二开本的“文学小丛书”，其中就有艾芜的《南行记》。新千年伊始，《南行记》又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旧版书系”重版。这个“旧版书系”本在1935年初版本和1946年再版本的基础上，对作者后来有所改动的地方都作了校注。不仅如此，《南行记》里面的作品如《山峡中》等名篇还一再地被搬上银幕和银屏。艾芜在后来的岁月里又先后写成《南行记续篇》（作家出版社1964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新一版）、《南行记新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遂使《南行记》成为作家白头偕老的文学伴侣了。”（杨义语）
艾芜、范泉与《石青嫂子》
1946年夏天，到上海后不久的茅盾即向正在编辑《文艺春秋》月刊的范泉推荐介绍了一批可以为这个刊物撰稿的作家，包括一些外地作家、其中就有成都的刘盛亚、重庆的艾芜。范泉与艾芜通信联系后，艾芜即自重庆寄来了第一篇稿。1946年8月15日，艾芜的短篇小说《敲猪草的孩子》就在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其实，艾芜这篇《敲猪草的孩子》早在1945年10月《青年知识》创刊号上发表过。艾芜将此寄给范泉，有着投石问路的意味。其后，1947年7月15日，艾芜的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又在《文艺春秋》月刊第五卷第一期发表。
1947年7月27日，艾芜独自一人自重庆搭轮船抵沪。这年的8月10日，范泉以文艺春秋社名义出面邀请重庆来的艾芜与台湾来的黎烈文在南京路“新亚酒家”茶聚，并邀请常为《文艺春秋》撰稿的李健吾、许杰、臧克家、碧野等作陪，由翟立林、叶德馨录像，历时三个钟头。大家在茶聚会上，“不拘形式地谈了重庆文化界的现状、台湾新旧文化的交替、莎士比亚的翻译、老舍和曹禺在美国的情况、叶君健在英国出版的《山村》、郭沫若和周学普的两个《浮士德》译本、现阶段戏剧运动的趋向、中国作家的贫困和饥饿。”（参见范泉：《记艾芜——一个苦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的作家》，《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这次茶聚的简况与照片，即发表在本年8月15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二期上。在这次“茶聚”会上，艾芜还谈到了重庆和上海的物价大约是一与五之比，重庆的铅字排工费每千字不过数千元，而上海竟达四万三千元；上海吃一顿客饭，相当于重庆吃两天的客饭。在如此情势之下，如果居住问题不得解决，生活问题又无法应付的话，他打算仍然回到重庆去。（参见范泉著，钦鸿编《斯缘难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初版第41-42页）1948年1月7日，艾芜搭轮离沪。在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里，艾芜用平生第一支范泉送给他的一只浪琴自来水钢笔为《文艺春秋》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曾连载于《文艺春秋》第六卷第一至第六期）以及几篇小说。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即为1947年9月15日《文艺春秋》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的艾芜到上海后住在《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家中写的第一个短篇，也是他一生最著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石青嫂子》。这个短篇小说以抗战胜利后四川重庆一带山乡为背景，描写了一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夫妇的不幸遭遇，着重刻画了一个坚忍、泼辣、勤劳、能干且富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石青嫂子的形象。抗战爆发后，一所“官家学校”迁来，借助于这个学校的庇护，石青嫂子与丈夫在一块暂时无主的山峡里开荒种菜，艰苦经营，终于建立起一个日益兴旺的家庭和赖以温饱的农家生活。但是，抗战胜利后，灾难就接踵而来，先是丈夫被抓了壮丁，接着地主吴大爷使用了逼租、烧屋、毁地等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一步一步地把石青嫂子一家逼上了绝境，最后，石青嫂子只好领着五个幼小的孩子离开山峡去流浪乞讨。小说写成于1947年8月。作者已分明感觉到，“黎明前的黑暗诚然是比子夜更要黑暗，但天亮的日子总是临近了。”作者在小说结尾让他笔下的石青嫂子讲出了充满希望的话：“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的！”范泉将它排在小说栏头条，并在本期的“编后”里热情赞誉且推荐艾芜的这篇名作：“艾芜先生自重庆来到上海以后，在一间几乎是堆栈一般的斗室里，首先为本刊写下了一个有力的短篇：《石青嫂子》。这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当‘环境’硬要把她的生命连‘根’拔起的时候，她却咬紧了牙齿，那么执着地，攀拉住泥土，去创造她的新生命。我们相信每一个读者阅读了她，都会感动得留下悲愤的热泪。”
1948年7月，艾芜的短篇小说集《烟雾》由范泉收入其主编的“中原文学丛书”于上海中原出版社出版。丛书当时共出三种，另二种为范泉的中篇童话《幸福岛》、王西彦的长篇小说《寻梦者》。艾芜的《烟雾》收入了《都市的忧郁》、《田园的忧郁》、《重逢》、《小家庭的风波》、《胆小的汉子》、《石青嫂子》等六篇小说。作品中弥漫着暴露压迫与苦难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尤其是《石青嫂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无怪乎有一位文学史家在他的史著中这样评论艾芜：“他的胸中，他的笔下，回响着人民的叹息、嚎啕和呼啸。这个早年曾以流浪诗人的情怀去吟味边陲海隅的原始美和生命力的作家，已经在以社会斗士的姿态咀嚼着人间苦和社会恶了。”（参见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495页）而早在1949年2月已经读过《山野》、《烟雾》、《荒地》等艾芜小说作品的楼适夷就曾撰文指出：“艾芜，我们应该以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来称呼这个名字，这是一位在今天极度艰苦的文艺田园中最为辛勤而且有很大成就的作家。”（参见楼适夷《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1949年2月《小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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