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 前一段时间，编辑家、文学评论家张鹰女士在微信上发了一张老照片，说明中有这样的内容： 照片中的老人，就是电影《黄金时代》里责怪萧红乱花钱，后来又给她借了150块钱安排她由武汉去重庆，自己先她去了广州的锡金。影片中有一个锡金背对观众哽咽的镜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萧红……”萧红的世界
【全文】
前一段时间，编辑家、文学评论家张鹰女士在微信上发了一张老照片，说明中有这样的内容：
照片中的老人，就是电影《黄金时代》里责怪萧红乱花钱，后来又给她借了150块钱安排她由武汉去重庆，自己先她去了广州的锡金。影片中有一个锡金背对观众哽咽的镜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萧红……”萧红的世界里，锡金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而在我这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眼中，则是德高望重的耄耋长者。那是1986年4月，吴奔星先生带我们去昆明参加现代文学年会，因蒋锡金老人是吴先生所创办的《小雅》诗人群的诗人之一，两人又是多年的老友，于是便有了这张照片。昨天看《黄金时代》，想起了与锡金老人的那次邂逅，老人的幽默风趣仍历历在目、如在眼前。如今，锡金老人已过世多年，我这个当时刚考上研究生的青年已步入中年。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推移竟是如此残酷，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宇宙中的匆匆过客。
确实，岁月的推移十分残酷。锡金（1915-2003）先生逝世，不知不觉12年了。不过，对于中国现代诗坛而言，尤其是对于《小雅》诗刊而言，锡金并非是宇宙中的匆匆过客，而是熠熠闪光的诗坛双子星之一。
所谓诗坛双子星，即锡金、蒋有林这二位活跃于1930年代现代诗坛诗人，他们都是江苏宜兴人，是表兄弟关系。现代诗坛上的兄弟诗人不多，难得的是，他们和另一对诗人兄弟宋衡心宋琴心都是《小雅》诗人群的成员！
锡金：手抄穿开裆裤还含着手指头的“作品”
先说锡金和《小雅》的关系。诗人锡金1980年6月16日在北京为陈漱渝书写新诗《夜凉》[参见蒋锡金《自传》，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三辑》 ，1979年6月，第253-253页）。出处下同。]时，曾回忆该诗的发表情况如下——
曾发表于吴奔星、李章伯主编的《小雅》诗刊创刊号。大约，那是一个当时北师大同学所办而出版于北京的诗刊罢？我久已把自己写过的这首诗忘记了。1979年夏，奔星同志过长春，和我谈起这个诗刊和这首诗；本年春，他又从徐州把诗刊的封面并目录以及部分的诗摄成照片惠寄给我，并又抄示了全诗。这使我想起了往昔的岁月和心情，但又没有什么想说和好说的。你要我写一首过去的旧作给你看看，就把这首幼稚的、穿着开裆裤还含着手指头的“作品”供一粲吧。我手边只有这一首，没有别的了。
锡金发表于《小雅》的诗作，只有创刊号上的《夜凉》一首。能够在创刊号上发表诗作，原因可能有三，一是锡金和《小雅》的编者早有交往，二是有人把锡金的作品介绍给《小雅》，三是锡金关注过1936年5月14日《京报》副刊《飞鸿》发表的《小雅诗刊征稿启事》。
从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三种因素都有存在可能。第三种因素不必细说，前二种因素在于《小雅》的编者吴奔星曾在蒋有林、锡金主编的《中国新诗》杂志上发表过新诗，且《小雅》创刊号上除了有锡金的诗作外，同样也发表有蒋有林的作品，而蒋有林是锡金写作新诗的引路人并曾把锡金的作品介绍给不少报刊发表[ 参见蒋锡金《自传》，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三辑》，1979年6月，第253-253页）。出处下同]。
《中国新诗》并非创刊于1937年
蒋友林、锡金主编的《中国新诗》，眼下知名度和1948年在上海出版的同名诗刊无法相比，诸多现代文学或现代诗歌词典对前者只字不提，倒未必是编撰者因为1948年的《中国新诗》和“九叶诗人”的关联而厚此薄彼，主要原因还是前者太过稀见，存世甚少，甚至连创刊时间迄今都没有搞清楚！比如，吕进、梁笑梅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246页]是如此介绍锡金等主编的《中国新诗》的：
1937年创刊于湖北武汉。终刊时间不详，仅见1期。蒋有林、蒋锡金编辑，撰稿人有伍禾、甘运衡、叶平林、周到（应为道——笔者注）铨、路易士、锡金、黄昌文、宋雪亭等。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编者在武汉集稿寄至江苏宜兴排印，再运至上海发行。编者在创刊号上提出办刊宗旨为：追求真、善、美，提倡诗的通俗化与大众化。
这个创刊时间及地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先父吴奔星有诗作《听琴》发表于该刊第1卷第3期，虽然我没有看到该期全貌，无法知晓具体出版时间，但我所见过的该刊第1卷第4期出版于1936年9月16日，第1卷第6期出版于1937年2月16日，可以推测第1卷第3期的出版时间不会晚于1936年7月，遑论创刊号的出版时间！当然，对于这个刊物的创刊及具体出版情况，即便是锡金的学生吴景明在《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6]一书里，也语焉不详，只是表示：
它（指1935年锡金与严辰等编辑的《当代诗刊》——笔者注）停刊后，蒋有林又在宜兴组建中国新诗社，编辑并出版《中国新诗》月刊，写信到武昌邀锡金参加，锡金就在武汉帮助他集稿，寄到宜兴去印刷，然后再运到上海发行。《中国新诗》大约办了一年多，共出版l0余期。
月刊之说，锡金本人的回忆也有此说，在其口述著作《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化界》[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中写到：“1935年冬，我回到湖北武昌，按事先和蒋有林的约定，分头在武昌、宜兴两地进行《中国新诗》月刊的编纂工作。宜兴方面负责编纂的有蒋有林、朱征骅、严厂民等人；武昌方面有我、叶平林和伍禾。”)，似不符合事实。《中国新诗》究竟什么时候出版，出版周期如何，最后一期出版的时间如何，都是值得弄清楚的问题。如有师长了解情况，盼可不吝赐教，幸甚幸甚！否则，只能寄希望今后有缘，能窥该刊全豹了。
早逝的蒋有林：锡金“写作生活”的引路人
蒋有林的名字，无论是对现在的新诗论者还是读者，都颇为陌生。即便是著名的藏书家、书话家姜德明先生也曾在《小小碑石》一文中对蒋有林“生卒年均失记”表达遗憾：
蒋有林的生年不详，据征骅悼文介绍，有林在宜兴办过《氿光》，编过当地报纸《民报》、《义报》的副刊。1935年严辰(厂民)锡金等在上海办《当代诗刊》，曾得到有林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忙，因为他是宜兴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当代诗刊》停刊后，他又邀锡金办《中国新诗》，并在宜兴印行。他还在当时的《诗林》、《小雅》、《红豆》等诗刊上发表过诗作，并在《文学》月刊上发表诗论。
……
为了纪念宋清如，我在抄奉宋女士的佚诗时，竟然也认识了一位诗坛上陌生的蒋有林。遗憾的是他确切的生卒年均失记，只能暂时存疑了(姜德明著，《书坊归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3月，第131-133页)[ 姜德明著，《书坊归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3月，第131-133页。]。
对于锡金而言，蒋有林则就不是诗坛的陌生人，而是引路人了。锡金在《自传》中回忆说：
早在1932年的秋天，我有个在宜兴的表兄蒋有林和一些朋友在地方报纸上办了多种文艺副刊，每期都寄给我看。我那时读了他们所写的新诗，觉得没有意思，就写信去批评他们，说他们玩的是“凑句子”的游戏。我那时在学德文，就从教本上译了几篇歌德和海涅的小诗给他们看，说这样的才能叫诗；我还说，这种句子我可以随意凑，要凑多少就能凑多少。蒋有林说我“凑得好"，把它们在地方报上发表了，并鼓励我多写。……看到我写的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出来，以后又在林语堂他们编的《人间世》上发表出来，这都是蒋有林给我寄去投的稿。我的诗歌习作时常在报刊上零星出现，因而还得到了一些零星的稿费，这就引起了我的研究一下写诗的兴趣；通过通信而认识的写诗的朋友也多起来，渐渐有各地的报刊来要稿；这样，就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活。
至于蒋有林的生卒年，诗人故乡宜兴1987年出版的《宜兴革命史料·第4辑》刊有《蒋有林传》，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见《蒋有林传》，中共宣兴县委党史办公室、宜兴县档案馆编，1987年，第162-167页)[ 见《蒋有林传》，中共宣兴县委党史办公室、宜兴县档案馆编，1987年，第162-167页]，只是因为该书是内部资料，传播不广，鲜为人知而已。根据这篇汤虎君整理的文字，蒋有林1913年出生于宜兴宜城镇一个富有家庭，少年时代和当地进步青年过往甚密，1937年抗战爆发后参加“战地服务团”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下前往陕西，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加入共产党，1938年秋抗战毕业后分配到苏南新四军工作，次年被派遣到宜兴《战斗报》工作，该报表面上接受当地国民党县党部津贴，其实是共产党在当地一个隐蔽点，报社大部分员工都是地下党员。1940年5月，《战斗报》因触怒国民党江南行署长官而遭停刊，蒋有林被组织留任宜兴县工委书记，工作压力很大，当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不治身亡，享年28岁。
在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尊重蒋有林从诗人到战士的选择，只可惜天不假年，诗星凋谢，战士早亡，令人扼腕！如果没有蒋有林这个伯乐，锡金或许不会走上文学道路，如果锡金不走上文学道路，或许就不会有和萧红的交集，没有他为萧红所借的150元，萧红的命运是否会有改变呢？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感慨且到此为止吧。
就我所见，1935年到1937年间，蒋有林的诗作除了在《小雅》发表3首外（创刊号上的《波涛》、第二期的《倦》、第三期的《献》），还有《诗林》4首、《红豆》 6首、《当代诗刊》3首、《文艺月刊》2首、《多样文艺》1首、《西北风》1首、《青年诗话》1首、《诗志》1首。他在《中国新诗》杂志上应有更多诗作，因无缘见到，不能统计。但总而言之，蒋有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诗坛是有影响力的，诗艺上也达到一定高度，不应在文学史尤其是江苏文学史上湮没下去。
后记：
我对诗人锡金的印象，应该比张鹰女士要早几年，应该是80年代初，我读高中的时候。记得锡金先生有时给我父亲来信，并不像其他老友称呼他为“奔星兄”，而是“劲有声兄”。我感觉奇怪，问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你没有读过鲁迅的诗歌‘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吧，锡金伯伯和我都研究鲁迅，他把鲁迅的诗句和我的名字联系起来，喊我‘劲有声兄’，真是再恰当不过啊！”
今年1月是锡金先生诞辰100周年，这篇文章算是不成敬意的纪念吧。
浏览数：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