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题记：我国新诗迎来了百年诞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日。作者把近二十年来关于新诗史料的书话文章集成《百年新诗点将录》一书，这里选刊两文，以为纪念。 说说徐志摩心中一直为徐志摩感到惋惜。如果说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需要天赋灵气的话，徐志摩无疑堪称“天才诗人”。可惜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只活了三十六个年头，
【全文】
题记：我国新诗迎来了百年诞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日。作者把近二十年来关于新诗史料的书话文章集成《百年新诗点将录》一书，这里选刊两文，以为纪念。
说说徐志摩
心中一直为徐志摩感到惋惜。如果说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需要天赋灵气的话，徐志摩无疑堪称“天才诗人”。可惜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只活了三十六个年头，如同雪莱、拜伦那样，英年早夭。
当我知道徐志摩名字时，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已开始回归到实事求是、冲破禁区的年代。大约在七十年代末，读到《诗刊》上卞之琳先生的一篇文章《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诗人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这当然得益于国家政治清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卞之琳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一九三一年初徐志摩任教北京大学，到他当年十一月去世，不到一年时间。但喜欢新诗的卞之琳，早年读初中时，就知道徐志摩，并邮购阅读到初版线装本《志摩的诗》。“过了半个世纪，重读他的几本诗，我敢于不避武断而说几句感想，或者还有助于我们今日的读者”。接着，卞之琳写道：“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我感到在五光十色里，不妨简单化来说，其中表现的思想感情，就是这三条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
这应该是最早对徐志摩作出的公道评价。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要么“屏蔽”这位诗人，要么作为反面人物，戴一顶“资产阶级反动诗人”的帽子。
徐志摩（1896年—1931），是浙江海宁硖石人，出身在一个商人之家，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骈体文作得深获老师称赞。父亲要他将来当银行家，送他出国留学，先去美国学银行学，又转英国剑桥大学读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期间受英国浪漫派诗人华滋渥斯、拜伦的影响，开始写诗。一九二二年回国，任北大、清华等校教授，并开始在京、沪报刊发表新诗。一九二三年北京成立新月社，他是主要成员之一，嗣后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重要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一九二六年四月北京《晨报》的《诗镌》副刊创刊，他任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从南京飞往北京的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生前，徐志摩出版过三种诗集，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以及我手头翻阅的《猛虎集》。此集初版于一九三一年八月，距他去世仅三个月。集前有他的《序文》，谈到诗人的情状时说：“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这大约可以看作是徐志摩对诗的创作观念。《猛虎集》前有献词，后刊诗歌四十首，最著名的一首要数《再别康桥》，这是被不少诗评家评点过的经典代表作。诗分七节，每节四行，属大体整齐的新格律诗，第一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最后一节：“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首尾呼应，有点留恋感伤的情绪，却没有颓废、灰暗的心理。
在剑桥求学期间，徐志摩违背了父亲要他当银行家的意愿，一心做着诗的梦幻。他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修科目，把大量时间花在读书、散步、骑车、划船等。在离开伦敦的前夕，他再一次漫步康桥，流连忘返，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新诗。有人评论道，这首诗有三个特色，即语言音乐美，深邃的意境，诗句的通畅清丽。
尤其是语言，徐志摩是颇花功夫的。他说：“我天生不长胡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他的诗，不但剔除了《新青年》诗派的词调味，而且割掉了白话诗中的言语杂草，让新诗变得更纯粹，更富艺术性。因此，他的新体格律诗，更受到当时的青年读者欢迎，因而有更大的影响。正如《再别康桥》这首写风景的诗，“轻轻”、“悄悄”是徐志摩诗的风格，体现出轻柔幽婉的诗美。这首诗描写康桥风光做到了色彩斑斓，金柳、夕阳、波光、水影、彩虹、星辉，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可说是风景诗中的优秀之作。
正因为徐志摩的诗是不入革命的主流诗潮，长期以来没得到公正评价。五十年代，曾有人写了《谈谈徐志摩的诗》一文，便遭到厄运。那时卞之琳曾因出版社之请，编过一本《徐志摩诗选》，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使这一计划搁浅。直到与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一起发表的徐志摩的《消息》《残诗》等六首诗后，卞之琳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证明社会上对徐志摩的诗入迷的大有人在。长久的关闭政策，读多了帮腔帮调的“诗”，突然看到这种作品引起的反响，有点异乎寻常，是可以理解的。卞之琳不得不用“矫枉过正”来说明之。
五四时期青年人争取个性解放，往往是从婚恋自由开始的。徐志摩也不例外。他曾引用外国诗人的话：“我们靠着活命的是爱情、敬仰心和希望”。他一生短暂，却写了为数不算少的爱情诗，如《雪花的快乐》《我等候你》《天神似的英雄》等。因为他始终把爱情看作是一种高尚神圣的感情，他怀着尊崇的心情讴歌爱情的神奇力量。在爱情生活中，他也大胆追求自己的爱。徐志摩由家庭包办，先前与张幼仪结婚。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认识了林徽音，而与张幼仪离婚后，又没能娶上林徽音。及至后来，认识并与陆小曼结婚。由此，一些影视剧渲染了徐志摩的婚姻生活，把诗人的婚恋，演绎成人生的浪漫主曲，淡化了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在创作上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友情。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全程陪同并任翻译，一直到陪泰氏去日本。一九二九年三月，泰戈尔专程从印度来到上海徐志摩家作客，相处两天后泰氏去美国、日本讲学。回国途中又在上海住了两天，还给徐志摩留下了两件墨宝，一件用毛笔作的自画像，以及一首用孟加拉国文写的诗。这文坛佳话流传至今，温馨世人。
“雨巷诗人”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被称为“雨巷诗人”，因为他写过一首著名的新诗叫《雨巷》。据考证，他与雨巷确实有天然的关联。他祖籍江苏南京，出生在浙江杭县（今杭州）大塔儿巷11号，“他家的周围都是悠长的小巷，大塔儿和小塔儿从东向西婉蜒，皮市巷和华光巷横贯南北”。他读的小学“在他家西南方向的珠宝巷内”，中学“在他家东北方向的皮市巷内”。考证者如是说，“雨巷诗人”确实是从雨巷走出来的。
“雨巷诗人”其实是现代诗人。戴望舒还在十六岁上中学时，就结识了施蛰存、杜衡等，组织“兰社”，出版《兰友》旬刊。一九二二年，他与施蛰存同往上海，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参与社会实际，也开始了新诗创作。一九二四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又与施蛰存、杜衡编印《璎珞》旬刊。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凝泪出门》。秋初，由同学陈钧介绍，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思想进步，宣传革命，被军阀孙传芳拘留，后被保释。
戴望舒于一九二八年在《小说月报》十九卷第八号发表了《雨巷》等六首诗，编辑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乐开了一个新纪元”。可见当时人们主要感受到的是这首诗的音乐美，那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确实不同于旧体诗以及“新月派”的格律诗，而更像法国魏尔仑的名诗《夕阳》，极尽低徊往复的韵律。
当然，称戴望舒为“现代诗人”，与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不无关系。一九三二年五月，由现代书店经理江雪帆聘请施蛰存任《现代》杂志主编。虽然，施蛰存声明“本杂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但是，它创刊号接连发表了戴望舒的十多首诗，以及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九月诗抄》后，引来甚多效法者。为此，施蛰存解释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往往采取一种若断若续的手法，或说跳跃的手法，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不用逻辑思维的顺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隐晦。这些都使读者感到难于理解”。不管承认与否，《现代》发表的“形式和风格都还是相近的”新诗，就形成了一个诗人群，后来被评论家所概括分析的“现代派”。而戴望舒诗的风格，无疑已成为这一诗派的领袖人物。
戴望舒生前曾出版过四部诗集，前面三种为《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以及我收藏的第四种《灾难的岁月》。《灾难的岁月》由曹辛之主持的星群出版社出版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当时，星群出版社办得异常艰难，时在金城银行担任信贷工作的诗人王辛笛，帮助贷款缓解了部分经济困难。曹辛之见到刚回上海不久的戴望舒贫病交加，为他出版了《灾难的岁月》，并破例给他支付了一笔稿费，使他勉强得以度日。
《灾难的岁月》共刊新诗二十五首，包括抗战前诗作九首，抗战时期十六首。战前的最后一首诗叫《我思想》：“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诗人以蝴蝶自比，因曲高和寡而感到孤寂，只得凭不可捉摸的幻想来振作自己。而抗战时的第一首诗《元日祝福》，诗人正视现实，明白地感受到土地和人民带给自己“新的希望”、“新的力量”，坚信“萤火，萤火/给一缕细细的光线/够担起记忆/够把沉哀来吞咽”（《致萤火》）。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时在香港为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编文艺副刊《星座》的戴望舒，如入深渊。他在理发时被特务抓走，受尽酷刑。被叶灵凤托人保释出来时，已是疲弱不堪。由于生活所迫，他一面做编辑一面写稿，曾为《香岛月报》总编辑庐梦殊的《山城雨景》写过一篇跋，被人联名指为“附敌”。尽管如此，他出狱后继续写诗，《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偶成》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尤其是《我用残损的手掌》，更是达到了诗人的一个创作高峰，成为《灾难的岁月》中的亮点，也是新诗史上的名篇。诗中写道：“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戴望舒曾与友人谈到：“中国的疆土，犹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诗人以“残损的手掌”这一意象，来达到外物与内心的融和，显示出诗人的象征与写实相结合的创作路径，也标志着诗人的现代派诗艺的突破与超越。
抗战胜利后，戴望舒一度回到上海，从事写作和教学工作，又因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当局的再次通缉，他不得不再一次避居香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戴望舒带着两个女儿，冒着危险，乘货轮到了天津再转北京。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后调国际新闻局从事编辑工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之际，于一九五○年二月，因病辞世。
戴望舒只活了四十五年，也只写了九十多首诗（另有大量的论着和翻译作品）。一九五七年，老友施蛰存为他编辑了建国后的第一本诗集《戴望舒诗选》。新时期初，周良沛先生编了《戴望舒诗集》。至此，“雨巷诗人”开始重新被读者们所认识。
中国新诗发展前期，成功借鉴外来经验，戴望舒可以说是一个先驱者、实验者，他的意义便在于开拓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意识和现代风格。
浏览数：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