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 鸿
【简介】一 以《从军日记》跃上中国现代文坛的女作家谢冰莹，一生与日记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从初中时期以迄垂暮晚年，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日记的写作，她的这种几十年持久不懈的毅力和极为丰硕的日记积存，环顾整个现代文坛，恐怕也是罕有其匹的。但是与其他人一样，谢冰莹的日记也是私秘性的文字。她抱着一个信念，自己活一天
【全文】
一
以《从军日记》跃上中国现代文坛的女作家谢冰莹，一生与日记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从初中时期以迄垂暮晚年，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日记的写作，她的这种几十年持久不懈的毅力和极为丰硕的日记积存，环顾整个现代文坛，恐怕也是罕有其匹的。
但是与其他人一样，谢冰莹的日记也是私秘性的文字。她抱着一个信念，自己活一天就写一天，只要能写，即使躺床上也照样坚持着写；到生命终止时，“就把日记放在棺材里殉葬；如果火葬，就同时烧了它”（《我写日记五三年》）。后来经过朋友的劝说，她改变了想法，表示如果有人愿意协助她整理，她就出版日记的选集，否则还是陪她殉葬。可是她晚年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在生命最后一段旅程已失去了自主能力，她在广州的老友、现代作家魏中天曾想飞去旧金山帮助她处理日记的整理和出版事宜，但他自己也年届耄耋，终于未能成行，不久谢冰莹驾鹤西去，她的那些日记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二
令人欣慰的是，谢冰莹尚有一部分日记的抄件，因缘机巧，现在保存在我的手上。这就是1938年她与黄维特同居时期的日记片断。
黄维特，原名黄经芳，福建仙游人。早年曾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49年以后，他历任莆田中学校长、福建农学院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
早在武汉期间，黄维特就与谢冰莹有一面之缘，当时他的英俊美貌便深深吸引了谢冰莹，1932年谢冰莹赴厦门中学任教，与黄维特成为同事，由于志同道合，感情迅速升温，遂结合成为夫妻。1933年秋，谢冰莹由于参加“闽变”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仓促逃亡上海转回湖南，黄维特也赶往长沙任教于中学，谢冰莹则在岳麓山家中潜心创作。1935年谢冰莹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黄维特随后也赶去日本，不久谢冰莹因发表爱国反满言论被日本警署逮捕，黄维特也被株连入狱，共同经受了铁窗的磨炼和考验。被营救出狱后，谢冰莹写了一本《在日本狱中》，黄维特为之撰写了《后记》。此外，黄维特还协助她整理出版《湖南的风》，并代写了《编后》。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率部奔赴前方，转战于江浙一带。黄维特虽然与她感情深厚，但深明民族大义，对她的决定十分支持，他自己亦曾前往战地慰问抗战将士。但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时局的动荡，两人从此时分时合，渐渐分多合少，到1940年间终于音问不通，失去了联系。
与前几段婚姻相比，谢冰莹与黄维特一起生活期间应该是最为融洽的。由于两人情投意合，真诚相爱，谢冰莹心情舒畅，写作勤奋，又有黄维特的积极协助，因此这时期她创作和发表了许多作品，她也在自己的日记和一些作品里多次写到黄维特以及他俩的生活情况，成为他们这一段难忘的婚姻生活的珍贵纪念。
三
谢冰莹奔赴抗战前线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之时，她与黄维特的感情正浓，并没有想到会从此与之分手，因此她有许多东西都留存在家里，并没有带走，被黄维特保存了下来。其中就有她始终坚持不辍的日记。
黄维特非常珍爱谢冰莹留下的这些书物和日记，历经残酷的战争岁月和自己动荡不安的生活境遇，始终将它们保存得完好如初。只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他被多次抄家，大部分书物都损失殆尽，他自己也遭遇到了灭顶之灾，然而他仍然将谢冰莹的日记奇迹般地藏匿了下来。当他去世后多年后，其子黄玉俊于1983年返回福建仙游老家为他处理骨灰安葬事宜时，从家里旧书櫉里发现了被他珍藏多年的谢冰莹当年的一些书信、照片和三册日记。
这几册日记，黄玉俊过去只知其物却未曾寓目，父亲去世后，他为父亲整理遗物，才有机会看了日记。以后他在给别人写的信中，几次提到日记的有关内容。他说：“从冰莹的日记中证明，她和我父的感情是很深的，她对我们一家老少也是很好的。卅年代，她每月都是按时将自己的稿费寄往福建仙游养活一家老少，我玉棠哥哥也是她带在厦门念高中的。她对我祖母非常孝顺和关怀，对我也很好。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感情很深。”（1988年4月8日致魏中天函）
黄玉俊发现这些谢冰莹的旧物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珍贵，要尽快将它们物归原主。1987年春，他找到谢冰莹的老友魏中天，托他转寄了写给谢冰莹的信。谢冰莹于5月15日致函魏中天云：“黄君要寄我相片、书信等，我很欢迎，请他直接寄下列地址（见封面）”。同时又请魏中天转函给黄玉俊，信中写道：“所有信件、相片、文章等，请即寄下列地址……以后有信，也请寄此处。”正巧其时黄玉俊的儿子和媳妇将赴美国留学，他就没有马上付寄，而是于1989年儿子赴美时让他把这些东西随身带去。据他1999年2月5日给我的信说：他儿子和媳妇“于1991年中秋节专程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去看访冰莹奶奶，并一起欢渡中秋节，同时将这三册日记交还给冰莹奶奶自己保存。”
不过，在送走谢冰莹的旧日记之前，黄玉俊曾经抄录了一部分寄给了魏中天，附信称这是“抗战期间的劳军日记，多是他们两人在困苦中遇到矛盾而发生闹气的事，说明他们感情很深”（黄玉俊1988年4月8日致魏中天函）。
这就是谢冰莹留存于中国大陆的1938年日记片断。1999年魏中天邀请我为他编辑他与谢冰莹的通信集时，把这份日记抄件交给了我保存。
四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日记，虽然黄玉俊只是摘抄了1938年日记中写到黄维特的部分，但内容是连贯的，倘若以此与谢冰莹的经历和她本人所写的一些文章等相对照，基本上也是吻合的，其可信度是没有疑问的。例如1938年1月日记中关于谢冰莹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血潮》的记述， 就可以与她的《〈抗战日记〉新序》一文里“回到重庆……还替新民报编了几个月的副刊《血潮》”相印证。2月19日日记“连看了两次《民族万岁》，演得很好”，查当年2月21日重庆《新民报》，便有谢冰莹的文章《看了〈民族万岁〉》发表，称赞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演出“太好、太逼真、太感动人”。阎纯德编的《谢冰莹年表》（载《作家的足迹》续集，知识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在5月条下记载“生热病，回长沙湘雅医院医治半个多月”，而这份日记5月13日起所记的内容正是谢冰莹患病发烧在湘雅医院治疗的事情。而日记写谢冰莹7月7日“第三次出发抗敌……又穿上了武装”，又与谢冰莹《〈抗战日记〉后记》的“至七月七日，才同湘雅的医生服务团再赴前方”的记载相吻合。如此等等。
由此来读这份日记，我以为它为我们了解谢冰莹的生活和创作历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即如谢冰莹与黄维特的关系，现在发表的一些谢冰莹传记或年表资料中，对此的记载或者比较简略，或者不无舛误。如石楠所著的《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写到谢冰莹回顾以往婚姻（与黄维特的婚姻当然也在其中）时，说了这样的话：“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时，觉得他们哪儿都好，可当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真爱我，更多地只爱他们自己。”这就不符合事实。抗战时期曾与谢冰莹、黄维特夫妇在长沙做过邻居的老友严怪愚回忆，他就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他俩的感情之笃厚。他说：“谢冰莹一直称她的男人为‘维特’，她喊的那么亲，那么甜，那声音至今犹萦绕耳际。”而黄维特不但与谢冰莹同赴前线，“夫妻合作，写了不少战地通讯”，而且“每逢敌机投弹，她的‘维特’总是把她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子覆盖着”（严怪愚《蹉跎岁月记冰莹》）。能够如此舍身保护对方，说明黄维特爱谢冰莹胜于自己。证之谢冰莹1938年的日记片断，同样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尽管这段时间里两人之间经常出现龃龉，有时矛盾还不小，但他们彼此深爱对方、无法割舍的感情却浸润了整篇日记。这里且不提满纸皆是谢冰莹对黄维特刻骨铭心的牵挂眷恋，仅看她对黄维特的记述，便有许多感人肺腑之处。如在重庆为《新民报》编副刊《血潮》时，黄维特为谢冰莹登记投稿者的姓名，又陪他去叶圣陶家约稿，给予了许多协助。特别是当谢冰莹患病时，黄维特的表现更为动人。请看谢冰莹的记载：“从七号晚上发烧起，我整整地病了一个星期。最初四天危险极了……特着急得哭，我也哭，两人都以为快到永远分别的时候了……特也快到病的时候了，我要是还不好怎么得了呵！”（5月13日）“可怜的特生怕和昨天一样……他不敢睡，四点多钟就起来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时时都觉得特这次太苦了，为了我的病，十天来他没有好好睡过，也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更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小时。”（5月18日）黄维特如此关爱并精心照料病中的妻子谢冰莹，几臻于忘我之境地，怎么能够说他“其实并不真爱我，更多地只爱他们自己”呢？至于8月20日至24日四天日记中两人为是否去重庆而发生的争执，也只是平常的矛盾而已。这份日记对谢冰莹与黄维特在动荡不安的抗战期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经历，增添了许多有血有肉的真实素材。
另外，这份日记对谢冰莹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同样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在已出版的两部谢冰莹传记（除石楠的《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外，还有一部是李夫泽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中，谢冰莹1938年初在重庆的活动均付之阙如。阎纯德编的《谢冰莹年表》也仅有“作《三个老太婆》”、“在重庆青年会的家庭宿舍，又见到诗人林庚白和他的夫人——女诗人林北丽”这样少得可怜的记载。其实，谢冰莹在重庆的几个月中做了许多抗战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新民报》编副刊《血潮》，这份日记在这方面便多有记载。而她到重庆青年会并非探亲访友，而是去作演讲（见2月21日日记），接着又在那里赁屋居住（2月22日）。她出席过欢迎阳翰笙的座谈会，并讲了话（2月17日）。特别是，她还参加了重庆市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后又被选为执行委员（1月27日）。在重庆期间，她还与沈兹九、邓颖超、史良、王右家、刘清扬等人商议组织全国战地服务团的事情（3月13日、14日）。此外，在日记里还可以见到她与沈起予、潘孑农、徐悲鸿、叶圣陶、柳亚子、滕固、李德全、梅汝璈、章衣萍、黄芝冈、李宗仁等人的一些来往。如此等等。
这里还可以谈到叶圣陶与谢冰莹编《血潮》的关系。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有如此叙述：“叶圣陶支持并帮助谢冰莹创办的重庆《新民报》副刊《血潮》于一月十五日创刊。”按此说法，叶圣陶支持并帮助了《血潮》的创刊。其实并不然。《血潮》创刊之初，的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如冯玉祥写了1938年元旦致辞，李公朴、老舍、老向、罗荪、王右家等人均提供了文章，但当时并没有叶圣陶。据谢冰莹1938年日记记载，谢冰莹于1月27日与黄维特等人“去叶圣陶家坐了很久，他答应为《血潮》经常写稿”，使谢冰莹庆幸“以后又多一支生力军”。而其时已是《血潮》创刊十二天之后。从这个记载看，应该是《血潮》创刊之后，经谢冰莹登门约稿，叶圣陶才开始为之撰稿的，所以谢冰莹才会说“以后又多一支生力军”。再查叶圣陶的著作年表，他最早在《血潮》发表的作品《江行杂诗》和《宜昌杂诗四首》，便登在1月27日出版的第十三期，嗣后又有《向着简练的方面努力》、《科教书的缺乏》、《语言和文章》等多篇作品在《血潮》上发表。这便与谢冰莹日记所载正相吻合。可见，这份日记对谢冰莹的人生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坛行迹，颇有充实或纠偏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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