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顾农
【简介】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野草》是最不容易有透彻理解的，这里既没有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没有杂文里比较明确的议论；幸而他本人有过若干解说，主要见之于两篇序言之中。一《野草·题辞》作于1927年4月26日，此时鲁迅已将先前陆续在《语丝》上发表过的二十三篇散文诗编为一集，交北新书局出版。《题辞》先
【全文】
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野草》是最不容易有透彻理解的，这里既没有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没有杂文里比较明确的议论；幸而他本人有过若干解说，主要见之于两篇序言之中。
一
《野草·题辞》作于1927年4月26日，此时鲁迅已将先前陆续在《语丝》上发表过的二十三篇散文诗编为一集，交北新书局出版。《题辞》先在《语丝》第138期（1927年7月2日）发表，后载于《野草》单行本卷首。
鲁迅的文体感非常强，既然是为一本散文诗集写序，它本身最好也是一篇散文诗。所以这篇《题辞》也可以当作《野草》之二十四来看待。
写罢《一觉》以后不久，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厦门大学，他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房子里，生活枯寂之至。他后来回顾道：“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三闲集·怎么写》）。他在这里默默地清理自己的思想，准备新的开始。
当鲁迅从厦门赴广州时，途中有一封致北新老板李小峰的信，其中提到“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但要付印，也还须细看一遍，改正错字，颇费一点功夫。因此一时也不能寄上。”（《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到达广州以后，鲁迅忙于种种，整理《野草》旧稿之事一时提不到日程上来。直到“四·一五”政变之后，鲁迅脱离了中山大学，感到“现在无话可说”（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谦），而又不便马上离开广州，于是着手整理旧稿，首先从事的就是《野草》，4月26日写出《题辞》，28日将全稿寄北京李小峰，当年7月，《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野草》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到1930年5月印了六版，而到1931年5月印第七版时，《题辞》被国民党书刊检查官抽掉，他们闻出了这里的革命气味；而其时鲁迅正因柔石等人被捕而离寓暂避于外。此后鲁迅“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到1938年出版20卷本《鲁迅全集》时仍然告缺，直到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
据鲁迅自己说，写《野草·题辞》是在深夜，从窗口看下去，广州白云楼寓所楼下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站岗放哨，天地在黑暗统治之下。他想得很深很远，想到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把自己千头万绪的想法总结一下，写成了这篇序言（参见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题辞》共十二个自然段，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六段总结过去所写的二十三篇散文诗，说自己自从离开北京以后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这些作品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产物——这大体相当于他后来所说的《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而且现在自己对于那些作品中所流露的当时的思想情绪也并不满意，愿意让它们成为过去。鲁迅说，自己“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但他又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那地面无非是指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
后六段转入现在。鲁迅眼中新的形势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他看出了大革命虽然失败，但火种未灭，只是一时尚处于地下状态，中国必将有一番空前激烈的斗争，未来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文学也必将发生大的变化。
当时有一个读到鲁迅手稿的青年问鲁迅“地火在地下运行……”这几句是什么意思，鲁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你注意到这点，就懂得一半了”（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可见这几句乃是文章后半的核心，也是全文的点题之笔。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鲁迅宣布自己将重新开始，走上新路。《野草·题辞》是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写的第一篇文章，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带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部分中还有这样两段绝妙好辞：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这似乎表明面对新的现实鲁迅不免有些幻灭的悲哀。鲁迅有一种预感：不管未来的形势如何变化，自己恐怕将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从事创作，特别是不能再写这样的散文诗了。于是他就拿过去的这些作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来“作证”，证明什么呢？我很赞成李何林先生的解说：“证明我对革命或现实的态度”（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页）。鲁迅之所以要这样说，大约是因为自从《野草》的各篇陆续问世后遭到过不少不切实际的批评，这里不仅有高长虹的“谬托知己，舐皮论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也有从更激进的立场出发批评鲁迅的不革命。鲁迅不怕批评，究竟如何，自有作品为证。
鲁迅一向是与时俱进的，这里他再次表示希望自己的旧作“死亡与朽腐”。作品的速朽表明时代的进步，是他很高兴的事情。当然这并不能成为简单化地否定这些作品的理由。鲁迅主张扬弃过去而非否定过去，不赞成摇身一变，忽然成为一个什么革命文学家。
鲁迅后来说，《野草》中不少作品“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到他写题辞的时候，措辞仍不免含糊，但值得反复涵咏，加以体会。
二
鲁迅的《〈野草〉英文译本序》是应英文本《野草》的译者冯铃声之请而写的（《鲁迅日记》1931年11月2日：“得冯铃声信，即复。”11月6日：“与冯铃声信，并英文译本《野草》小序一篇，往日照象两枚。”），这个英译本原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稍后毁于1932年“1，28”上海的战火，未能印行。鲁迅这篇序言直接收入《二心集》一书（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版）。
序言的主要部分对《野草》中的八篇散文诗作了若干重要的说明，这八篇是：《我的失恋》、《复仇》其一、《希望》、《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腊叶》、《淡淡的血痕中》、《一觉》。或介绍创作感兴的由来，或记叙写作的有关背景。凡此都为读者理解相关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解释全部《野草》提供了钥匙，这就是必须联系时代和作者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去解读那些“随时的小感想”。对于诗人的语言固然不能看得过于死板，过于狭窄，而可以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但我们总不能离开作品的具体文本及其相关背景，如果一味作天马行空式的发挥，很可能与原作无甚关系。
鲁迅对这八篇作品的解说也是对于先前各种谬评的简要回答。曾经有人谬托知己，说什么《野草》是“无从证实”的“入于心的历史”（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飚》第5期，1926年11月）；或妄加评判，说《野草》表明鲁迅“由壮年到了老年，由写实时代到了神秘时代了”，“人生已经走近坟墓了”，还说什么《过客》与《希望》“很沉痛地表现了人生的虚幻和微小”（刘大杰《呐喊与彷徨与野草》，《长夜》第4期，1928年5月）；稍后更有人从极“左”的社会观点文艺观点出发，在《野草》中只看到鲁迅的“彷徨歧路”，他们从《希望》中发现鲁迅“没有将来”，又狠批《影的告别》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钱杏邨《死去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其实《希望》的基本倾向是积极的（参见顾农《〈野草〉释证三题》，《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7期），而《影的告别》说的正是要抛弃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参见顾农《〈野草〉释证又三题》，《绍兴鲁迅研究》2012年卷）。《野草》英文译本序直接提到了《希望》，指出这乃是与北洋军阀以及帮助他们的文人斗争时的产物。
在《野草》研究中曾经有一派意见，反对在这些散文诗中寻求微言大义；而鲁迅本人恰恰在这篇序言里讲清了有关作品的象下之义。《野草》完全有必要逐篇作出解释，并与作者的生平和他的其他作品互相印证。
鲁迅也并不讳言自己作品的弱点，甚至说“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这样严峻的自我批评恰恰表明鲁迅已经与时俱进了。在1927年的《野草》题词中鲁迅已经做过自我批评，但那还是用隐晦含蓄的笔法来写的，它本身也是一首散文诗；到这里，他说得更为分明而且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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