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 吴心海
【简介】 侯汝华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突出的象征派诗人，也是《小雅》诗刊的重要作者，其生平情况湮没不彰，近年来一些简单的介绍也不乏讹误，有必要对一些史事加以钩沉梳理并尽可能去还原历史。 侯汝华逝世于1938年8月 诗人的孙女侯瑛女士2012年在新浪博客中发表《爷爷的诗歌》一文，其中这么说
【全文】
侯汝华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突出的象征派诗人，也是《小雅》诗刊的重要作者，其生平情况湮没不彰，近年来一些简单的介绍也不乏讹误，有必要对一些史事加以钩沉梳理并尽可能去还原历史。
侯汝华逝世于1938年8月
诗人的孙女侯瑛女士2012年在新浪博客中发表《爷爷的诗歌》一文，其中这么说：
爷爷去世的早，所以留下来的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并不多。有些研究学者凭着爷爷所作的诗歌中多有描写大海，和水手的，并推测爷爷曾当过海员，这是不对的。爷爷是个文人，身体一直不是很强壮，一直是以教书为生，曾在潮州任教，潮州靠海，因此爷爷做出大量与海有关的诗歌是顺理成章的。
侯瑛女士说侯汝华“身体一直不是很强壮”，应该是有根据的。不但侯汝华青年时代的文友黄伟强在《记林英强》(承客家文化研究学者杨杨宏海先生提供资料，此文刊登在新加坡《槟榔屿客属工会四十周年纪念刊》上）一文里透露，“汝华身体素弱，在故乡与我同在梅佳学校执教时，他已有了肺病的象征”。同样是侯青年时代的文友刘果因在《我所认识的林英强》（见《历史与文学》，马来西亚，华艺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7年）一文中，也透露过侯的身体不佳：“我在潮州时，他已有了肺病的象征。一位绝代的诗人，如此结束，殊为可惜。”
关于侯汝华逝世的时间，现有的资料均为1938年，这是不错的。但具体是1938年几月，没有人说明过，我曾就此询问过侯瑛女士，她没有给我答案。1938年10月20日，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刊出了诗人陈江帆的诗作《闻汝华病殁》和徐迟的文章《忆侯汝华》。徐迟此文没有收录进他的文集，知晓者甚少，有必要引用部分文字：
我没有和他会面过，也没有和他通过信，然而从他第一首发表的诗里——那时是1932年的初春二月——我就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诗人了。我认识他，并且自然很想念他，还在许多地方使我在回忆中有到他，他时时使我听到一些话，令我微笑，令我悲哀，也曾使我高兴，也许还曾叫我生气，我们竟是一对老朋友。
这个《海上谣》的作者，在我们相识六年之后，竟突然逝去。他的死真是这样不现实的，仅由《东方诗报》印了一页报告，就算给我的讣文了。
读了这段文字，我颇怀疑徐迟所说侯汝华“一九三二年的初春二月”发表的第一首诗，应指1933年1月出版的《现代》二卷四期发表的诗作《迷人的夜》，否则，相识就不是六年，而是七年了！
至于徐迟所说的提供侯汝华讣文的《东方诗报》，为林英强、侯汝华在广东梅县合编，1938年1月创刊。据林英强同年四月五日发表在《救亡日报》上的文章《漫画在梅县的行进》透露：
无疑的，漫画救亡是宣传工作中最有力的工具，在这里，边区文协会还不断的印刷活页的漫画木刻向边地的民众散放，而梅县民抗会也正设法追踪，侯汝华等所主持的东方诗作家协会出版的东方诗报，则按期刊载抗敌诗画及印行抗敌版画片；中山日报(梅县版)和梅县日日新闻亦尽量搜登漫画界的作品，搜集的地方且不限于梅县一隅!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刊登有《东方诗报》第一期的目录，并称该刊计发行二期，当年八月终刊。《东方诗报》的终刊，多半和侯汝华的逝世有关，也难怪徐迟对侯的死如此哀痛：
正当他开始为这个战争歌唱的时候，正当他开始要记录一个史诗的时候！我不知有什么人可能继续他的工作？
最近偶尔看到1939年1月25日出版的《中国诗坛》一卷二、三期合刊（梅县版），封面赫然印有“侯汝华诗人遗作专页”字样，从诗前的《序》看，专页选取的诗人的三首诗作《我是支那人》、《歌》及《三月》，来自林英强，此前均没有发表过，当然，《序》文最有价值之处，是透露了诗人去世的具体时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诗人侯汝华病殁于家。”如此，《东方诗报》八月终刊，也坐实了和诗人侯汝华突然去世的关联。
施蛰存曾有意为侯汝华写评传
这些年来，我搜集钩沉侯汝华的资料，一直没有找到1939年后移居马来西亚、后来成为当地研究南洋民俗和文化专家林英强撰述的有关侯汝华的文章。作为侯汝华的同乡、诗歌创作的密友和抗战宣传的同袍，我总认为他应该写过一些什么，只是我们未得见而已。
林英强曾写有《旅途日记》一文，发表于《旅行杂志》1939年十三卷九号。这篇日记，我早就知道，但一直没有好好去读。这次写侯汝华的文章，才想起来认真看看，结果发现日记写于当年1月11日到2月10日，地点在香港九龙，其中有这么一段从来没有人关注过的记载，也是一段珍贵的新诗史料：
丙辰，赴路易士之约往访戴望舒，戴氏正勤于翻译，见路与余至，起座相迎，握手为礼。戴为人轩豁爽朗，大有余之旧主管官简又文氏风（简长广州市政府社会局时余任该局广州星期报总编辑之职，亡友黄诏年则任宣传股主任）。其夫人即穆时英之妹，亦在座，举止雅正。戴氏除询东方诗作家协会会况外，殷殷垂问侯汝华身后，据告徐迟陈江帆等得诗人死耗，均曾为文在星岛日报致悼。施蛰存先生意欲为其写一评传，后以匆匆入滇，就昆明大学教职，未知如何，特嘱余将其生平及作品详加介绍，余乃以正在撰述告，对其遗诗，戴意谓不可不刊，只候将来设法，路亦颇以为然。
施蛰存先生对侯汝华的好印象，由来有自。读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 上〉》1932年部分，有如下记录：
十二月十五日，先生日记：“披阅外来投稿，小说方面没有什么动人眼目的作品。倒是诗及散文却颇有值得选留者。抄录陈琴、侯汝华、龚树揆诗各一首，略为窜削，付排。”
查《现代》1933年二卷四期，果然刊有“诗三家”，即陈琴的《黄色的曼佗萝》、侯汝华的《迷人的夜》和龚树揆的《我爱——》。《迷人的夜》虽非上述徐迟所说的侯汝华“第一首发表的诗”，不过却是侯在《现代》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成名作或代表作。
诗人纪弦在《从一张照片唤起的记忆》一文说：《现代》对青年诗人“稿约上言明不给稿费”，“但是一般青年诗人，仍以能有作品发表于《现代》为一大光荣事，盖因施蛰存主持编务，对于《诗选》一栏，宁缺毋滥，选稿特严之故。所以凡有作品发表于《现代》之《诗选》栏目的，就不啻已被公认为一位优秀的诗人了。”
侯汝华先后在《现代》发表诗作三首，分别是《迷人的夜》、《单峰驼》和《傍晚》，均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诗坛的名篇佳作，作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文艺刊物《现代》编者的施蛰存，无疑有一双伯乐的慧眼。
至于施蛰存先生的“侯汝华评传”，想必是没有完成的。不过，林英强有关侯汝华的撰述，应该成文，或许已经发表或出版，只是有待于去发现吧。对此，我抱有信心。
侯汝华不应算作香港诗人
一般介绍侯汝华生平的文字，多半都说他曾在广州和香港生活，除黄仲鸣的《水手的绝唱——追踪侯汝华的〈海上谣〉》如此叙述外，香港新诗研究学者陈智德的《香港新诗书目一九二七——一九八九》和《三、四零年代香港诗选》分别收录有侯汝华的《海上谣》及四首诗，显然是把侯当作香港诗人；香港学者叶辉写有《三十年代的“无名诗人”》一文，为侯汝华专设一节，称其“曾当海员，三十年代曾在香港和广州生活”；陈国球在《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一书中明确指出“李金发曾在香港受教育，三十年代中又曾为香港诗人侯汝华的诗集《单峰驼》和林英强的诗集《凄凉之街》写序，可以见证早期香港现代诗与李金发的渊源”。洪子诚、刘登翰编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在第十八章《香港当代新诗的发展背景》里，把侯汝华、陈江帆、李育中等列入香港新诗的“活跃诗人”；无独有偶，孙康宜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则把侯汝华和鸥外鸥、陈江帆、李心若、林英强一并归类为“香港诗人”；至于香港诗人犁青在《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三期发表的《四十年代后期的香港诗歌》一文，则如此表示：
香港新诗鼎盛于三十年代中后期。据黄康显统计：至一九三六年止，由“香港诗人或以香港为写作据点的诗人”共出版了七本诗集。如陈江帆的《南国风》，侯汝华的《海上谣》，林英强的《蝙蝠屋》，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漂流曲》，伦冠的《夜航》，易椿年的《我是一个支那人》等。
就上文而言，路易士虽然在《红豆》上发表作品不少，但很难称其三十年代即“以香港为写作据点”，至于《上海漂流曲》这本诗选，虽然广告见诸《红豆》，事实上却没有出版。
那么，侯汝华到底算不算“香港诗人或以香港为写作据点的诗人”呢？且先看黄仲鸣的文章《李育中逝世》（2013年7月9日香港《文汇报》）一文里所透露的信息：
2013年6月28日凌晨五时三十分，李育中走了，一百零三岁，……至此，香港文学拓荒时期最后一人，走了。2012年2月5日，他病愈出院，曾北上专程探访。当时也，李老精神虽欠佳，但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儿媳不忍，猛劝休息；李老“返老还童”，只是不依。我们见状没法，惟有告辞。这是最后一会。慕容羽军自称是五零年后香港文学的“亲历者”；李老则是名副其实的早年“见证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侯汝华都没来过香港，为何称之为香港作家？”
说实话，此前我也因上述所引用材料的影响,一直把侯当作香港诗人看待。黄仲鸣本人也曾在《水手的绝唱——追踪侯汝华的〈海上谣〉》一文里说过侯汝华“一九三零年代曾在广州和香港生活”。看到 “侯汝华都没来过香港，为何称之为香港作家”这一句，我同样印象深刻,甚至震撼很大。于是，我翻阅了手头所掌握的侯汝华发表的一百三十余篇作品，对作品的内容及标有的写作地点和时间做了一番梳理，结果有如下发现：
一，侯汝华写作据点主要在广东，如梅县（包括北园，六篇）、汕头（六篇）、广州（包括鹅绒村，至少四篇）、凤城（即顺德）、陆丰、潮州、（以上至少二篇）、兴宁、韩江、岭东（以上各一篇），广东之外，则有南京（加上赴南京途中，三篇）、厦门（二篇）。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标明写作地点，但从写作时间相互印证来看，则多在梅县、汕头、广州和潮州。根据杨宏海《侯汝华与“七星灯”文学社》一文叙述，侯汝华和林英强、刘果因、黄伟强等曾在梅县组织过在“七星灯”文学社、雪社，在当地《民国日报》开设过“七星灯”副刊，也出版过文艺刊物，上述黄伟强的《记林英强》一文里也说当时《民国日报》副刊常常缺乏稿件，都由“才气横溢而最活跃的”侯汝华来负责。这些作品创作地基本为梅县，因报刊未能得见，数量虽然不详但肯定相当可观
二，侯汝华文艺作品发表的地点，除了上述家乡梅县的报刊外，从全国性的文艺刊物来说，粗略统计下（一篇不计），上海有《新诗》十一篇、《妇人画报》八篇、《星火》七篇、《妇女杂志》、《诗林双月刊》各六篇、《矛盾月刊》五篇、《文艺大路》、《六艺》、《诗经》各四篇、《现代》、《现代诗风》各三篇、《好文章》二篇；南京有《橄榄月刊》十五篇、《新时代月刊》七篇、《文艺月刊》四篇，上海和南京至少已占了半壁江山，如果再加上北京、苏州和广州的报刊，占比更为可观，反观他在香港发表的作品数量，即便《红豆》有十七篇之多，但和前面相比起来，还是少数。
三，侯汝华没有写过和香港有关的任何作品。起码就我目力所及，也尚未发现侯汝华在香港创作的作品。
上述刘果因的文章《我所认识的林英强》，很大篇幅涉及到侯汝华，也没有提及侯去过香港。这是侯汝华青年时代曾同住一室的文友的回忆。如此，李育中先生作为香港文学早年的“见证人”，说“侯汝华都没来过香港”，无疑是有根据的。如果以后再称侯汝华为“香港作家”或“香港诗人”，恐怕需要提供出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行。
据侯瑛女士透露，她的爷爷“与现代诗歌象征派的前辈，同为梅县人的李金发来往密切，三十年代也与在北方的如上海的现代派诗人频繁通信交流，现在在伯父处仍存有少量的爷爷与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往来书信。”我于2015年初曾联系上侯瑛女士，请其提供侯汝华先生的照片以及其它资料，遗憾的是，她在请示了长辈的意见后，表示暂时不宜公开这些东西。对此我虽感遗憾，但惟有表示尊重侯瑛女士及其家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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