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袁良骏
【简介】1942年4月26日，周作人为张次溪先生编著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写了一篇《序》，刊登在《古今》杂志第4期（同年6月）上。文章写道：数年前张次溪君以所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见示，属为作序，当时披读一过，颇有感触，但未及写出，只以拙笔为之题字，姑以塞责。今年春间张君自南京来信，云将并别录合印为
【全文】
1942年4月26日，周作人为张次溪先生编著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写了一篇《序》，刊登在《古今》杂志第4期（同年6月）上。文章写道：
数年前张次溪君以所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见示，属为作序，当时披读一过，颇有感触，但未及写出，只以拙笔为之题字，姑以塞责。今年春间张君自南京来信，云将并别录合印为一册，重申前请，予不能再辞，而频年作吏，久绝文笔，乃略述所感，亦未能尽言也。
这个“未能尽言”颇堪玩味。在一般读者看来，周氏这篇《序》，对大汉奸汪精卫歌功颂德也够登峰造极了吧，怎么还“未能尽言”呢？《序》曰：
予昔时曾多读佛经，最初所见者有菩萨投身饲饿虎经一卷。盖是什师所译，文情俱胜，可歌可泣......
而“禹稷精神”代表的“儒家正宗”，也正是“菩萨行，唯已饥已溺为常，而投身饲虎乃为变，其伟大之精神则一，即仁与勇是也。”而汪精卫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者之一：
中国历史上此种志士仁人不少概见，或挺身危难，或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为种种难行苦行，千百年后读其记录，犹能振顽起懦，况在当世，如汪先生此录，自更令人低回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声名，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
写《序》之时，周作人正在大汉奸华北“教育督办”任内，歌颂汪精卫，也正是歌颂自己，此种心态，不说自明也。
也许是歌颂得太肉麻，太露骨，周作人在编《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苦甘甘》、《立春以前》等散文集时，一概未将其收入。解放后编辑的《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本片集》等，更没有（也不可能有）它的身影了。
奇妙的是，张菊香先生在《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中重点介绍了此文。然而，在多本《周作人传》中，著者们都对《年谱》的介绍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好像周作人根本未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而有的《周作人集外文》，也对它敬谢不敏，不予收录。
这样一来二去，阴差阳错，就到了2009年，钟叔河先生编辑、广西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煌煌十六卷本的《周作人散文全集》问世了。既为“全集”，这篇重要的《序》总该露脸了吧？然而，不然，没有，仍然是没有！这部印刷精美、气魄宏大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也把这篇至关重要的《序》遗弃了！
《<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竟然成了轶文！不难看出，和一般轶文不同的是，它之成为轶文不是由于功夫不到的遗漏，而是由于“功夫太深”的遮盖。一些朋友处心积虑地要把这篇《序》活活埋在地下，永远打入冷宫，不让人们看到、读到。
也许是出于好意，因为周氏这篇《序》是一篇讴歌民族败类、大汉奸汪精卫的大毒草，怎能让它再放毒呢？然而，这样的好意读者怎能领情？1942年至今，七十年后的现代中国人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难道七十年后的中国人真的会像周作人那样把汪精卫当成什么“舍身饲虎”的大菩萨、大英雄吗？“制造轶文”的朋友太低估现代中国人的觉悟了。
也许是出于“恶意”，或者说是不太健康的心态，“制造轶文”的某些朋友非常忌讳周作人头上的那块“汉奸”疮疤，遮掩唯恐不及。有些朋友甚至把周作人的当汉奸说成是什么“文化救国”（周作人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见他1949年7月4日致周恩来先生信），这篇肉麻吹捧汪精卫的《序》怎可让它露出水面？还是将它打入冷宫了吧！
无论是好心还是歹意，效果却是一样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成了轶文-----不应该成为轶文的轶文！
现在，是将这篇轶文编入真正的《周作人全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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