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49)》的感想

【出版日期】2016-05-01
【类型】报纸
【作者】张小鼎
【简介】前几天,收到了友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桑逢康研究员寄赠给我的两大厚册50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49)》(主编卓如、鲁湘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不禁眼前一亮,欣喜不已。       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的心情,我几乎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翻检浏览了一下,获益良多
【全文】

前几天,收到了友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桑逢康研究员寄赠给我的两大厚册50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49)》(主编卓如、鲁湘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不禁眼前一亮,欣喜不已。      

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的心情,我几乎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翻检浏览了一下,获益良多。此书不仅内容广博,信息量大,史料翔实 (许多似首次披露),含金量高,加之配上不少作家罕见的照片与众多的书刊初版封面,真是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其鉴赏可读性不仅远远胜过许多作家年谱,也高出于工程浩大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许多辞条或言简意赅、或浓墨重彩,写得都很精彩:如P.326朱自清的散文诗《匆匆》;P.484闻一多的著名格律诗《忘掉她》;P.945 萧红的散文名篇《回忆鲁迅先生》;P.1239 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P.1112“作家行止”—— “郁达夫的遇害”等等,显示了撰稿人的学识功力与敬业精神,令人十分感佩。正文后所附六种“笔画索引”:作家、作品、报刊、文坛记事、社团、时事,极大地方便读者查阅使用。总之,此书的面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它不但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重要案头参考书,对于传播和研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必将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其影响肯定日益深远;以后通过多次修订增补,必将日臻完美。

现在我还想就大型工具宝书《编年》的美中不足之处,某些瑕疵与个别硬伤(均侧重现代作家作品辞条;社团、文坛事件等目前尚无暇翻阅学习)提一些并不成熟的想法与建议,期待听到专家们的意见和指教。          

一、“作家行止”:                               

P.479“鲁迅抵上海”条。1927年10月与许广平同抵上海,开始其“十年携手共艰危”的新生活;这里似应点明他与许广平正式结合为好。          

P.517“茅盾赴日本”条。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这里行文应补充并点明他避居日本期间(1928年7月初—1930年4月初)曾与秦德君(1905—1999)女士有过一段“同居”关系。因为这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如小说《虹》)乃至与胡风的交往及结怨都产生过一些影响。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报刊对此就曾多少有过披露,只是大多星星点点,语焉不详。茅盾晚年精心撰写的重要回忆录著作:《我走过的道路》,不仅详述了自己至1949年解放时的艰辛人生和心路历程,揭载了许多文坛重要史实,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的风貌和变迁。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可以理解的缘由,茅盾对流亡日本期间的“同居”生活却完全予以回避,只字未提。这自然引起当时仍健在人世并数届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秦德君强烈不满。她于1982年撰写了数万字的长篇回忆文章:《樱蜃——革命回忆录》。

在此请容许我赘述一下秦德君文章一波三折的发表经过,以及由此引发茅盾学术研究领域的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由于她的文章主观感情色彩过浓,涉及茅盾处,时有不实之词等等主客观原因,国内诸多报刊一时难以全文发表;几经周折,终于走出国门,被日本的一家刊物(《野草》1988年第42号,题为《秦德君手记——樱蜃》)率先刊登。1988年秋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一次有80多位中外(含苏、美、日等国)学者嘉宾出席的茅盾国际学术讨论盛会上,日本学者是永骏扼要介绍了此文,并将它由“出口”转“內销”,在会上散发了若干份刊载该文的《野草》杂志复印件,不仅使茅、秦同居关系公开全面曝光,而且也使与会代表特别是知名茅盾研究专家和茅盾亲属颇感被动与尴尬。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广角镜》第151 期又发表秦德君直白地披露两人特殊关系的文章《我与茅盾的一段情》;大陆某刊随即把标题添加一关键性文字,变成《我与茅盾的一段情谊》将该文详细摘登。而在此之前,著名学者、茅盾研究专家、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叶子铭教授,已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之约,拟定和他的博士生、青年学者——而今也早已是成绩卓著的教授和博导——沈卫威合撰一部翔实厚重的《茅盾传》。本着尊重历史,不为贤者讳的传记写作原则,在他的指导下,沈卫威经过细心准备,1989 年4月对已84岁高龄的秦女士进行为时两天的采访。当此事已不再是秘密的1990年,已经毕业回河南大学任教的沈博士有选择地将部分采访记录整理成文,在征得秦女士的同意后,以《一位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为题,分期陆续发表于一份影响并不大的《许昌师专学报》。谁也未曾料到,这竟然会引起相关者对该刊的强烈抗议并迁怒于叶子铭博导;而秦女士亦毫不示弱地坚决要求学报继续刊完。结果一连串本不该发生的事情也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最终却让肩负重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文史专家组成员--身体欠佳的叶子铭教授精神上受到莫大的刺激,付出沉重的代价。后虽经较长时日休息疗养寻医服药而日渐好转,但酝酿已久由他主撰的“茅盾传”,考虑到人际关系为顾全大局却被搁浅,最终落得胎死腹中令人扼腕长叹!又隔数年,92岁高龄的秦女士继续接受采访,在影响很大的《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4期上全文发表《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经过时光的消磨,此文感情语气较前均有所平缓,对茅盾的指责也淡化了许多。至此,很长一段时期被视为敏感话题乃至学术研究“禁区”的这一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破解。而沈卫威博士独自撰写的《茅盾传》虽早在1991年于台北业强出版社推出;但大陆迟至1999年才由南京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不厌其烦地记叙茅盾学术研究领域曾经发生的这些本不应该发生、甚至令人痛心的史实,是真诚希望它能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从中汲取必要教训,永远杜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二、不少作家、作品辞条尚可充实一些重要内容或替换、增添更具代表性的作品。试略举数例如下:

(1)P.344梁实秋条。以一人之力,花数十年时间,独立完成莎士比亚全集(37个剧本和十四行诗集)的翻译,晚年又撰成数十万言的《英国文学史》,实在难得,功不可没。

(2)P.1007王实味条。延安整風时期的冤案,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平反;他除译过一些马列经典文字外,还译有哈代的《还乡记》(1937) 等英、法、德作家的几部名著。作品有《休息》(1930 年出版)。

(3)P.1160《风萧萧》条。虽是“恋爱+抗战”类型的小说,当年却曾风靡一时,多次再版,拥有广大读者群;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后期浪漫派代表作家徐訏最出色的长篇之一。

(4)P.809《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重磅”辞条概括甚好,美中不足之处是没有点明最初系雪峰替重病中的鲁迅代为拟稿;其后,鲁迅又花费四天时间,逐句审改并增添四页蝇头小楷的手稿后,方才极其慎重地定稿。因之,1957 年周扬趁反右之机,寻找借口,歪曲事实,诬称雪峰蒙蔽重病中的鲁迅,最终酿成久经考验且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雪峰被开除党籍的大冤案。自然雪峰被上报,最终由上级拍板定为大右派,这和最高领导与他的个人关系、看法、同上世纪三十年代瑞金苏区及长征时相比,已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亦不无关系。

(5)P.805《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文当年曾产生重要政治影响;现今,因涉及对中国托派的历史重新评价;目前似乎只能过于简略的记上一笔权作“立此存照”。以后,此书如修订再版,也应作为“重磅”辞条,加以扩充,撰写新稿。

(6)P.616袁殊条、P.946关露条。两人均曾受潘汉年的领导指派打入敌伪做地下情报工作。袁殊身为“五重间谍”(中共特科、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关露忍辱受屈,牺牲与王炳南的爱情;他们和潘汉年一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为国为党出色完成许多艰巨任务。解放后的1955年由于最高领导主观钦定潘汉年冤案,袁、关一同受牵连,袁殊坐牢二十年,直至1982年方彻底平反宣布“无罪”;关露文革中再次入狱,多年后方予以平反,辞条中应适当给以概括表述。这是历史,我们不能也无法回避。性格一向乐观开朗的女诗人关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由贺绿汀谱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在饱经几十年人间风雨磨难后,她于1982 年12月5日在十几平米的小屋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辞世,临终前其内心苦痛与煎熬可想而知。

(7)P.863《西行漫记》条。应注明英文原书名意为《红星照耀中国》。它和姐妹篇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幕》(1939年上海复社出版中译本,改名《续西行漫记》) 享誉海内外;抗战时期此两书和《铁流》、《毀灭》影响甚大,也均遭查禁。故《续西行漫记》也应列入辞条予以介绍。

(8)P.838《中国的新西北》(1937.5) 条。系1936年斯诺部分釆访文字的节译;应更换1937 年春( 约3月下旬) 北平秘密出版的《西行漫记》雏形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更有历史意义:此书系斯诺、海伦夫妇提供文章图片资料和部分资金,由北方爱国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华春共同编译,赶在七·七事变前出版的。很快多地有了翻印本。后海伦由王福时陪同赴延安采访,送过毛泽东一部;1938年5月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时曾引用书中两年前和斯诺的谈话,并在引文后简注为“斯诺:《西北印象记》”故海伦曾称赞当年此书的及时秘密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9)P.840《鲁迅书简》(69封)。似应注明“手迹影印本”;据此应加列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文献史料价值,分上下两册出版的《鲁迅书简》(铅印本,855封,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版)。                           

(10)P.844《塞上行》(1937.7)条。范长江著。此前其另一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系1935年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历时十月行程四千余里的见闻考察,公开披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真实情况,影响甚大;后来胡愈之主持翻译秘密出版斯诺的报告文学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受到启发,为避免查禁,便于流传,而使用障眼法,译名改为《西行漫记》。因之此书似应添加列入。

三、建议应该增加的报刊和著作:

P.637美国友人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1932.1.创刊) 已列辞条;据此美国作家迈克斯·格兰尼奇(1896—1987)夫妇编辑的《中国呼声》(1936.3.15.创刊)似也该列入。该刊与主编和前者一样,都与宋庆龄、鲁迅、史沬特莱关系密切。鲁迅的杂文名篇《我要骗人》等曾在该刊发表。

《编年》将不少作家的单篇作品,特别是把鲁迅较多的随感录、杂文单列辞条,一一介绍,占据篇幅甚多。再版修订时可否全面评估考量,适当调整删减,空出篇幅多介绍些作家与著作:如林辰的学术专著《鲁迅事迹考》(1948年7月开明书店版) 、中国人自己所著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部《鲁迅传》(王士菁,1948新知书店版) ;作家李拓之(1914—1983)颇具特色的短篇历史小说集《焚书》(上海南极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等等。

四、校勘上的瑕疵与个别辞条的“张冠李戴”:

校勘问题不少,对500万字的巨编来说,在所难免,不足为怪。现略举几处以供参照:

(1)P.1045戈宝权条。出现三处错误;正确的应是:A.上海大夏大学;B.《〈阿 Q 正传〉在国外》;C. 戈宝权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外文学因缘》。又,戈宝权曾荣获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及莫斯科大学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等荣誉称号。

(2)P.268瞿秋白条。1935.6.18.英勇就义,错排为 2月被杀害。      

(3)P.367孙席珍条。短篇集《女人的心》错排成《女人的日记》。      

(4) P.1259 女剧作家濮舜卿名字错排成濮顺卿。

 关于“张冠李戴”:将作家彭家煌 (1898—1933湖南湘阴人) 与彭芳草(1903—1987湖北武昌人)合二为一人,因此,彭芳草的著作皆错转入彭家煌的作品名下了。

     这可能是沿用了马良春、李福田先生为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彭家煌辞条的“瑕疵”(见第8卷 第5642—5643页)。这也不足为奇:实际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日本的一部书名为《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重要大辞书(日本桥川时雄编纂,昭和15年,即1940年,出版)和中国众多辞典就将活着的作者著作附在死去的作家名下,直至中国现代文学馆所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不如此。故P.476 彭家煌辞条中的《寒夜》、《管他呢》、《厄运》、《落花曲》皆芳草作品,应一律删除;P.614《落花曲》条亦应删去。又:《寒夜》应为《寒夜集》(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0年 2月初版);芳草还著有《苦酒集》、译有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小説《都市》等。女作家苏雪林在1948年北平怀仁学会所出英文版《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的“导论”中曾说芳草的杂文摹仿鲁迅,几可乱真。芳草曾任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后从事国际政治研究,逐渐淡出文坛。1950年起任河南大学地理系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荣任开封市政协委员。

    鉴于大半个世纪以来,上述两位作家长期混淆为一人,且从国内到国外,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影响恶劣。倘有可能趁此书修订再版时,不妨从芳草创作的长篇或杂文集中,选择一、二种列入辞条,并将作家生平业绩作扼要介绍,凭着《编年》的声誉、权威和世代流传,以澄清事实真相,消除其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