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去年秋天，我去江苏如皋太阳社作家顾仲起的家乡寻访他的遗踪时，从顾氏宗谱他的名下看到一条注文，称他是“茅盾的第一个大弟子”。此说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在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中，顾仲起受到茅盾较多的关注和提携却是不错的。顾仲起，原名顾自谨，号仲起，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白蒲镇西乡顾家埭
【全文】
去年秋天，我去江苏如皋太阳社作家顾仲起的家乡寻访他的遗踪时，从顾氏宗谱他的名下看到一条注文，称他是“茅盾的第一个大弟子”。此说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在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中，顾仲起受到茅盾较多的关注和提携却是不错的。
顾仲起，原名顾自谨，号仲起，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白蒲镇西乡顾家埭（今林梓镇顾埭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生父顾乐亭和伯父，都是清末秀才，但随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村里有些人便纷纷进入法政、师范等类学校，他们也都转而接触新学。生活在这样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顾仲起从小受到中国古代诗文的熏陶，诱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为他打下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
1918年，顾仲起考入张謇创办的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即后来的通州师范）。这期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顾仲起开始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和新思潮。他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运动先驱的许多文章，受到很深的影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光明的新社会滋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于是便拿起了纸笔写作，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白话诗文，同时也频向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投寄诗稿，虽然未被刊用，但他进步的思想倾向引起了茅盾的注意。其实茅盾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当时他正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着党中央联络员的工作，更具体负责苏州、南通的发展组织工作，因此他便把顾仲起列入了发展对象的名单。几十年后，他在文学回忆录《文学与政治的交错》里写道：“在南通，有个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顾仲起曾经投稿（诗），思想左倾，可以先和他通讯，慢慢发展他为团员。”但后来由于顾仲起为生活所迫离开南通去上海闯荡世界，此事并未实行。
1922年左右，顾仲起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借故开除，回到家里又受到父母的埋怨和指责，于是离家出走，独自坐船来到上海。但上海虽然号称“东方巴黎”，更有他无限向往的许多新文学的报刊和作家，无奈他随身所带的两块银元，在船上便被窃贼偷走，于是他从大达码头踏上上海的土地时，已经成了一文莫名的穷光蛋了。为了生活，他典当了身上的马褂、长衫、棉袍，到无物可当时，就不得不出卖苦力了。他先是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累得力不能支，继而经同乡工人介绍，又去拉黄包车。嗣后，又在街头卖过小报，拉过运货的板车，甚至还做过乞丐等等。为了填饱肚子，他以瘦弱的书生之躯干尽了重活累活，尝够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这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同时也让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繆斯女神的追求，仍不时写些诗文投寄自己心仪的新文学报刊。然而一个藉藉无名之辈要想跻身文坛，又谈何容易。据他自叙传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透露，他曾经拿了自己的作品去求教某些有名的作家，却受到冷落和嘲笑；想去报纸投稿，也遭到拒绝。这使他灰心到了极点。但正在这时，他的一首题为《深夜的烦闷》的小诗被《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刊登了出来。接着，他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归来》等接连被《小说月报》刊登，使年轻的顾仲起声名鹊起，从此跃上文坛，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此时的《小说月报》虽已易手由西谛（郑振铎）主编，但茅盾依然十分支持，特别是对这个思想进步而命运坎坷的青年作家，茅盾更是给予了莫大的关注。
然而由于生活过于贫困，顾仲起在上海难以立足，就想另谋出路。正好此时广东的革命形势蓬勃發展，黄埔军校正在招生，茅盾与郑振铎两人便商议，由茅盾写了一封介绍信，两人还凑了一点钱作路费，让顾仲起去投考黄埔军校的陆军教导团。由此，顾仲起就投笔从戎，成为现代文坛上少见的一位有军事斗争经历的作家。
1925年初，顾仲起去向茅盾辞行，临别依依，又满怀壮志。茅盾听他说着，眼睛却不时地瞅着他那瘦削的面庞和那一双曾经拔过跑马厅里的绿草的粗手，心想：“照他那双手看来，他是有资格拿枪的，但是一看他的面庞，不禁怕他担当不了军营中的铁也似的生涯。”顾仲起没有辜负茅盾的期冀，他到了广州后并顺利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为军校第三期学员。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而创办的学校，师生中有许多中共党员。顾仲起由于思想激进，表现积极，入学后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军校虽然学的是做政治工作，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故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他作战英勇，不幸挂彩，在额头上留下了一条被子弹擦过的创痕。东征告捷后，顾仲起由班长提升为排长。接着，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被提升为第四军某师的连长。
顾仲起人离开了上海，心却系念着对他无限关爱的师长茅盾。抵达广州才两周，正是东征陈炯明之役即将开始之时，他便写信向茅盾报告自己的情况，“说他的一班，也要开到前敌，尝尝沙场的滋味了”，并且表示：“幸而生还，还要把亲身经历做几篇小说。”茅盾接到他的来信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现成的希望》，文中认为：“我知道他一定是‘生还’的，因为他们虽然开赴前敌，大约不过担任后方警备，未必上火线罢？我很庆幸我大概准可以看见他所应许我的几篇小说了。”对于这样一位经历特殊的青年作家，茅盾真是寄予了厚望，他在文中写道：“我们的创作坛的不好现象，正是有暇写的人偏偏缺乏实际的经历，而有实际的经历的人偏没有工夫写。……我的现成的希望，便是顾仲起君了。”他希望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顾仲起，在经受了战争生活的锻炼之后，能够积累更为丰富的素材，从而写出“合意的战争文学”来。
1926年3月20日，将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大肆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顾仲起也于此时被怀疑为共产党员，而被撤销其连长职务，而到邓演达的的总政治部挂名。同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广州的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顾仲起随军来到武汉后，便将行军途中创作的长诗《红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其时茅盾也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顾仲起便请茅盾为《红光》写了一篇序文。因时局动荡，这部《红光》已散佚而无法寻觅，唯茅盾的序文传留了下来。文中有云：
在这部小诗集里，充分表现了仲起同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和最近的思想。……我以为《红光》的新形式或者会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界有一句老话：“旧酒瓶里不配装新酿。”革命的文学，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们听得人喊“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自然也已产生了许多好的革命文学，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却不多见。似乎我们的文学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创造了。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红光》纵使不能说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滥殇”了。
《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说是“标语”的集合体。也许有些“行不由径”的文学批评家，要说这不是诗，是宣传的标语，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端紧张的这里，反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新派革命诗人如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号的集合体。然而正如讬罗兹基所说：这些喊口号式的新诗，不但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为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在大变动时代，神经紧张的人们已经不耐烦去静聆雅奏细乐，需要大锣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红光》这作品也该承认他的时代价值罢？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径路，但是正当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新文学，或者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会同一趋向罢？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这方面，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从茅盾的这篇序文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一是顾仲起这时写的这首长诗《红光》，与他从军前在上海所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缠绵悱恻的低吟浅唱，而是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战斗呐喊。这无疑是作者投身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产物。二是茅盾对顾仲起此作的内容和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种“口号式的新诗”是为革命和时代所需要的“真文学”，是“为……新文学奠了基石”。三是茅盾殷殷勉励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希望他逐渐“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顾仲起在武汉期间的另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参加了文学团体上游社。这是茅盾和当时在武汉《中央日报》编《中央副刊》的孙伏园共同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参加者除了沈雁冰（茅盾）、孙伏园和顾仲起以外，还有陈石孚、吴文祺、樊仲云、郭绍虞、傅东华、梅思平、陶希圣，共计十人，其中有五位是武汉分校的教官。上游社办有社刊《上游》周刊，附于孙伏园编的《中央副刊》出版。茅盾为顾仲起诗集《红光》所作的序文即载于此刊，顾仲起也在该刊发表一篇《红色的微芒》。这篇杂论开首就是八行诗句，庶几可见作者佚诗《红光》的面貌——
天空中已闪耀了红色的微芒，
红色的旗帜在微芒里飞扬飘荡，
那伟大而洪亮的钟声，
更是充满了宇宙间的声响。
正在沉睡梦迷恍惚的人们呀！
快快起来看那红色的微芒，
快快起来听那洪亮的钟响；
哦！那红色的微芒。
然而人生是复杂的，也充满了矛盾，顾仲起虽然写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诗文，热情地呼唤“前进，前进，社会革命呀！民族革命呀”（见《红色的微芒》），但他思想的另一面，却由于目睹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在军中遭受到挫折和打击而相当消极。据茅盾回忆，他曾向茅盾表示军人只管打仗，对时局则不感兴趣，又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有一次茅盾去旅馆看他，他忽然叫来几个妓女，与她们闲谈了一会，就打发她们走了。听旅馆的茶房说，顾仲起几乎天天叫妓女来闲谈，却从不留一个过夜。这使茅盾十分感慨，一个革命的作家竟也如此寻求精神的刺激（见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后来，茅盾在创作的三部曲《蚀》时，顾仲起的形象不由得浮现在眼前，他便撷取部分塑造了一个对革命幻灭的人物，这就是第一部《幻灭》中的强连长形象。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下，顾仲起仓卒离开武汉，乘轮东下，返回家乡如皋。后来被中共南通特委任命为军事委员，担任如皋“五一”农民暴动的总指挥。暴动失败后，他先是潜往天津农村隐居，后又返回上海，参加了以蒋光慈（光赤）、钱杏邨（阿英）为首的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这期间，他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创作了大批作品，无论从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前期。除了散见于报刊的单篇作品外，他编定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初版，7月再版），又编定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笑与死》。此外，他还完成了四部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又名《爱情之过渡者》）、《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和一部长篇小说《残骸》，其中《爱的病狂者》1928年11月由现代书局初版，其余的则在他离世后陆续出版。这些作品中，除少部分外均作于此时。他以自己勤勉的创作，兑现了他对殷殷关爱自己的师长茅盾的许诺。
可惜的是，顾仲起在他创作力最为旺盛、创作成绩最为丰富之时，却于1928年底、1929年初突然“自沉黄浦江而逝”。几十年以后，茅盾在撰写自己的创作回忆录时，在不同的章节里曾多次忆及这位青年作家，可见在茅盾的心里，顾仲起始终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钦 鸿
去年秋天，我去江苏如皋太阳社作家顾仲起的家乡寻访他的遗踪时，从顾氏宗谱他的名下看到一条注文，称他是“茅盾的第一个大弟子”。此说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在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中，顾仲起受到茅盾较多的关注和提携却是不错的。
顾仲起，原名顾自谨，号仲起，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白蒲镇西乡顾家埭（今林梓镇顾埭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生父顾乐亭和伯父，都是清末秀才，但随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村里有些人便纷纷进入法政、师范等类学校，他们也都转而接触新学。生活在这样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顾仲起从小受到中国古代诗文的熏陶，诱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为他打下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
1918年，顾仲起考入张謇创办的江苏省代用师范学校（即后来的通州师范）。这期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顾仲起开始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和新思潮。他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运动先驱的许多文章，受到很深的影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光明的新社会滋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于是便拿起了纸笔写作，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白话诗文，同时也频向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投寄诗稿，虽然未被刊用，但他进步的思想倾向引起了茅盾的注意。其实茅盾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当时他正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着党中央联络员的工作，更具体负责苏州、南通的发展组织工作，因此他便把顾仲起列入了发展对象的名单。几十年后，他在文学回忆录《文学与政治的交错》里写道：“在南通，有个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顾仲起曾经投稿（诗），思想左倾，可以先和他通讯，慢慢发展他为团员。”但后来由于顾仲起为生活所迫离开南通去上海闯荡世界，此事并未实行。
1922年左右，顾仲起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借故开除，回到家里又受到父母的埋怨和指责，于是离家出走，独自坐船来到上海。但上海虽然号称“东方巴黎”，更有他无限向往的许多新文学的报刊和作家，无奈他随身所带的两块银元，在船上便被窃贼偷走，于是他从大达码头踏上上海的土地时，已经成了一文莫名的穷光蛋了。为了生活，他典当了身上的马褂、长衫、棉袍，到无物可当时，就不得不出卖苦力了。他先是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累得力不能支，继而经同乡工人介绍，又去拉黄包车。嗣后，又在街头卖过小报，拉过运货的板车，甚至还做过乞丐等等。为了填饱肚子，他以瘦弱的书生之躯干尽了重活累活，尝够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这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同时也让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就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繆斯女神的追求，仍不时写些诗文投寄自己心仪的新文学报刊。然而一个藉藉无名之辈要想跻身文坛，又谈何容易。据他自叙传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透露，他曾经拿了自己的作品去求教某些有名的作家，却受到冷落和嘲笑；想去报纸投稿，也遭到拒绝。这使他灰心到了极点。但正在这时，他的一首题为《深夜的烦闷》的小诗被《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刊登了出来。接着，他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归来》等接连被《小说月报》刊登，使年轻的顾仲起声名鹊起，从此跃上文坛，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此时的《小说月报》虽已易手由西谛（郑振铎）主编，但茅盾依然十分支持，特别是对这个思想进步而命运坎坷的青年作家，茅盾更是给予了莫大的关注。
然而由于生活过于贫困，顾仲起在上海难以立足，就想另谋出路。正好此时广东的革命形势蓬勃發展，黄埔军校正在招生，茅盾与郑振铎两人便商议，由茅盾写了一封介绍信，两人还凑了一点钱作路费，让顾仲起去投考黄埔军校的陆军教导团。由此，顾仲起就投笔从戎，成为现代文坛上少见的一位有军事斗争经历的作家。
1925年初，顾仲起去向茅盾辞行，临别依依，又满怀壮志。茅盾听他说着，眼睛却不时地瞅着他那瘦削的面庞和那一双曾经拔过跑马厅里的绿草的粗手，心想：“照他那双手看来，他是有资格拿枪的，但是一看他的面庞，不禁怕他担当不了军营中的铁也似的生涯。”顾仲起没有辜负茅盾的期冀，他到了广州后并顺利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为军校第三期学员。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而创办的学校，师生中有许多中共党员。顾仲起由于思想激进，表现积极，入学后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军校虽然学的是做政治工作，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故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他作战英勇，不幸挂彩，在额头上留下了一条被子弹擦过的创痕。东征告捷后，顾仲起由班长提升为排长。接着，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被提升为第四军某师的连长。
顾仲起人离开了上海，心却系念着对他无限关爱的师长茅盾。抵达广州才两周，正是东征陈炯明之役即将开始之时，他便写信向茅盾报告自己的情况，“说他的一班，也要开到前敌，尝尝沙场的滋味了”，并且表示：“幸而生还，还要把亲身经历做几篇小说。”茅盾接到他的来信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现成的希望》，文中认为：“我知道他一定是‘生还’的，因为他们虽然开赴前敌，大约不过担任后方警备，未必上火线罢？我很庆幸我大概准可以看见他所应许我的几篇小说了。”对于这样一位经历特殊的青年作家，茅盾真是寄予了厚望，他在文中写道：“我们的创作坛的不好现象，正是有暇写的人偏偏缺乏实际的经历，而有实际的经历的人偏没有工夫写。……我的现成的希望，便是顾仲起君了。”他希望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顾仲起，在经受了战争生活的锻炼之后，能够积累更为丰富的素材，从而写出“合意的战争文学”来。
1926年3月20日，将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大肆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顾仲起也于此时被怀疑为共产党员，而被撤销其连长职务，而到邓演达的的总政治部挂名。同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广州的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顾仲起随军来到武汉后，便将行军途中创作的长诗《红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其时茅盾也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顾仲起便请茅盾为《红光》写了一篇序文。因时局动荡，这部《红光》已散佚而无法寻觅，唯茅盾的序文传留了下来。文中有云：
在这部小诗集里，充分表现了仲起同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和最近的思想。……我以为《红光》的新形式或者会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界有一句老话：“旧酒瓶里不配装新酿。”革命的文学，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们听得人喊“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自然也已产生了许多好的革命文学，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却不多见。似乎我们的文学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创造了。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红光》纵使不能说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滥殇”了。
《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说是“标语”的集合体。也许有些“行不由径”的文学批评家，要说这不是诗，是宣传的标语，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端紧张的这里，反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新派革命诗人如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号的集合体。然而正如讬罗兹基所说：这些喊口号式的新诗，不但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为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在大变动时代，神经紧张的人们已经不耐烦去静聆雅奏细乐，需要大锣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红光》这作品也该承认他的时代价值罢？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径路，但是正当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新文学，或者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会同一趋向罢？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这方面，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从茅盾的这篇序文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一是顾仲起这时写的这首长诗《红光》，与他从军前在上海所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缠绵悱恻的低吟浅唱，而是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战斗呐喊。这无疑是作者投身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产物。二是茅盾对顾仲起此作的内容和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种“口号式的新诗”是为革命和时代所需要的“真文学”，是“为……新文学奠了基石”。三是茅盾殷殷勉励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希望他逐渐“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顾仲起在武汉期间的另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参加了文学团体上游社。这是茅盾和当时在武汉《中央日报》编《中央副刊》的孙伏园共同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参加者除了沈雁冰（茅盾）、孙伏园和顾仲起以外，还有陈石孚、吴文祺、樊仲云、郭绍虞、傅东华、梅思平、陶希圣，共计十人，其中有五位是武汉分校的教官。上游社办有社刊《上游》周刊，附于孙伏园编的《中央副刊》出版。茅盾为顾仲起诗集《红光》所作的序文即载于此刊，顾仲起也在该刊发表一篇《红色的微芒》。这篇杂论开首就是八行诗句，庶几可见作者佚诗《红光》的面貌——
天空中已闪耀了红色的微芒，
红色的旗帜在微芒里飞扬飘荡，
那伟大而洪亮的钟声，
更是充满了宇宙间的声响。
正在沉睡梦迷恍惚的人们呀！
快快起来看那红色的微芒，
快快起来听那洪亮的钟响；
哦！那红色的微芒。
然而人生是复杂的，也充满了矛盾，顾仲起虽然写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诗文，热情地呼唤“前进，前进，社会革命呀！民族革命呀”（见《红色的微芒》），但他思想的另一面，却由于目睹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在军中遭受到挫折和打击而相当消极。据茅盾回忆，他曾向茅盾表示军人只管打仗，对时局则不感兴趣，又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有一次茅盾去旅馆看他，他忽然叫来几个妓女，与她们闲谈了一会，就打发她们走了。听旅馆的茶房说，顾仲起几乎天天叫妓女来闲谈，却从不留一个过夜。这使茅盾十分感慨，一个革命的作家竟也如此寻求精神的刺激（见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后来，茅盾在创作的三部曲《蚀》时，顾仲起的形象不由得浮现在眼前，他便撷取部分塑造了一个对革命幻灭的人物，这就是第一部《幻灭》中的强连长形象。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下，顾仲起仓卒离开武汉，乘轮东下，返回家乡如皋。后来被中共南通特委任命为军事委员，担任如皋“五一”农民暴动的总指挥。暴动失败后，他先是潜往天津农村隐居，后又返回上海，参加了以蒋光慈（光赤）、钱杏邨（阿英）为首的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这期间，他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创作了大批作品，无论从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前期。除了散见于报刊的单篇作品外，他编定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初版，7月再版），又编定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笑与死》。此外，他还完成了四部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又名《爱情之过渡者》）、《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和一部长篇小说《残骸》，其中《爱的病狂者》1928年11月由现代书局初版，其余的则在他离世后陆续出版。这些作品中，除少部分外均作于此时。他以自己勤勉的创作，兑现了他对殷殷关爱自己的师长茅盾的许诺。
可惜的是，顾仲起在他创作力最为旺盛、创作成绩最为丰富之时，却于1928年底、1929年初突然“自沉黄浦江而逝”。几十年以后，茅盾在撰写自己的创作回忆录时，在不同的章节里曾多次忆及这位青年作家，可见在茅盾的心里，顾仲起始终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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