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投稿胡适，《独立评论》长文介绍修业1933年11月30日，正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一年级的吴奔星，读到《独立评论》第78期（1933年11月26日出版）上一篇有关湖南教育问题的文章，联想到自己北上之前，寄籍长沙读书、生活多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修业农校，次日即忍不住写下一篇介绍修业的文章，并写了一封
【全文】
投稿胡适，《独立评论》长文介绍修业
1933年11月30日，正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一年级的吴奔星，读到《独立评论》第78期（1933年11月26日出版）上一篇有关湖南教育问题的文章，联想到自己北上之前，寄籍长沙读书、生活多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修业农校，次日即忍不住写下一篇介绍修业的文章，并写了一封信给《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寄去。这是“初生牛犊”吴奔星和当时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炙手可热的领军人物胡适的首次文字交往。在这里，不得不感谢黄山书社1995出版了由耿云志主编的多达42册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使得我们在吴奔星致信胡适76年之后仍能够窥得其信的全貌如下——
适之先生：
我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湖南教育的内幕颇为清悉。但是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我常感到修业所办的农科确是现代中国所最需要的一种教育。不过，这种感觉被遗忘了整整一年。昨天读了贵刊傅君湖南教育一瞥后，此种感觉又在脑中飘忽，故在匆忙中写成此文寄给贵刊。
先生明达，提倡教育，素不后人，能借我一席刊载吗？乞覆。敬请
撰安。
吴奔星谨启
11（应为12，海注）月1日
附寄邮票贰分，如不能刊登，请将原稿退还；如能刊登，亦请用此寄贵誌四本，xxxxxx。又及
通讯处：和平门师范大学
12月10日，《独立评论》第80号出版，署名吴奔星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赫然在目。全文长达3000字。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修业学校史略，指出修业是12名“富于革命思想之青年”于清光绪29年（1903年）“孕育”，迄今“已有整个的30年了”；第二部分介绍修业学则上的施教方针和目标。第三部分是重点，主要涉及修业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可圈点之处甚多。吴奔星写道：无论教职员和学生所穿的衣服，“全是用土布制的农人衣服”，至于伙食，师生和所雇农夫同等待遇，“一日三餐，每餐的菜，全是素的”；60岁的老校长彭国钧“恐怕一班教员及学生不能吃苦，便亲自与农夫吃饭”。在这一部分中，吴奔星还提到修业师生改良稻作的工作，并断言“湖南稻作之改良，实修业开其先河”。此外，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得知，修业学校为每位学生分配四分之一亩耕地，有学生耕种，所得利润校方得三分之一以维持校务，学生本人得三分之二，可作三个月的伙食费，如此“不特养成学生的劳作精神，而且养成学生‘自食其力’的本能。”
吴奔星在介绍完修业之后呼吁：今后中国开办农业学校，应以修业学校为榜样，把学校办到农村，到田间从事实际研究，那才是中国所需要的农业教育。
《独立评论》介绍修业文章创造两个“第一”
湖南长沙修业学校创办于1903年，至《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发表，刚好30周年。这篇文章，创造了两个“第一”——从个人而言，它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吴奔星第一次现身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论坛；对于创办30年的修业学校来说，则是第一次登上全国性的权威刊物在国人面前亮相。吴奔星文章对当时的修业学校介绍之详、篇幅之长、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
私立金陵大学图书馆1933年编辑出版的《农业论文索引》（1858—1931）及1935年编辑出版的《农业论文索引续编》（1932－1934），被称为“民国时期农业文献索引的典范”，收录了中国境内出版的中西文杂志丛刊上的相关农学文章，其中中文索引多达43800余条，而介绍修业学校的仅吴奔星此文。在吴文发表2年之后，1935年《中学生》杂志第3期才在“各地学生生活通信”栏目中发表《介绍一个勤俭劳苦的学校：长沙修业农村师范》一文，仅1000字出头，篇幅不过吴文的三分之一。“文革”结束之后，吴奔星当年所写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还不时为人提及。如1986年编辑出版的《长沙郊区文史第3辑》，彭国钧哲嗣彭先河在《修业农校与彭国钧》一文中写道，“当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杂志《独立评论》第八十期上，有专文介绍，说‘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1987年出版的《长沙文史资料第5辑》所收录的朱茂怡的《彭国钧办学事略》一文，也记载有“当时有影响的北京《独立评论》曾称，‘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赢得了社会重视。先后获得农矿部、建设厅及中英庚子赔款补助，学校得以增添图书、仪器，增辟农场”。至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一书，在介绍《修业学校》时，则沿袭了上述说法：“当时北京《独立评论》称：‘湖南水稻改良，修业开先河’”。
文学和教育之路的起跑线
吴奔星介绍修业的文章，不仅面面俱到，不乏细节，而且充满感情；他在致胡适信中也说：“我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湖南教育的内幕颇为清悉。但是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 这些或多或少都在暗示，对于修业，吴奔星并非只是一个知晓内幕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浸淫其间的亲历者。如果阅读该文更仔细点，从此段文字应该能够看出端倪——
记得在民国18年的夏天，该校主事彭先泽赤着脚在田间工作，马路上进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走前的一个便向他喊道：“喂！请你找彭先泽先生带我们看看学校！”那人说完后，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他接了后，便说：“是我！”接着便邀着他们往办公室走去。
一个“记得”，让事实真相水落石出——这分明是作者对当年现场目击的回忆！
至于吴奔星当年为什么只是对胡适夸张地表示自己 “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而没有透露自己北上求学之前和修业的真实关系呢？他的初衷自然无法确证，但我们大抵可以推测：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介绍并推介自己的母校，无论是从作者行文还是从读者阅读来说，都会显得更为客观一些吧。
根据吴奔星后来的回忆，他在长沙寄籍的时间只有5年，而在此期间均在修业求学和教书。
1928年，吴奔星跟随在北平师大读书的大哥吴兰阶从故乡安化来到省会长沙，因为家境贫寒，托同乡关系进入安化人彭国钧执掌的修业农校，不但学费可以缓交，还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吴奔星进入修业，原本只想学到一技之长，未来生活可以温饱，孰料修业学校一名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语文老师讲授古典文学十分生动活泼，一名英语老师则善于把教英语和学习古典诗文结合起来，一下激活了吴奔星体内蛰伏的文学细胞，触发了他的创作欲。1929年，吴奔星开始向长沙的《通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投稿，几年下来，诗文累计有20多篇。修业岁月，成为吴奔星从事文学创作起跑线的标志。
1931年，因肺病而休学半年的吴奔星从安化再次返回长沙，继续在修业的学业。学校了解到吴奔星在休学期间曾在家乡小学代课，就让他在附小代一个班的语文课，免除其田间劳作，这样一来有助他大病之后的恢复，二来可以补贴他的一些生活费。于是，成绩本来不错的吴奔星向老教师学习了教学法，凡是短篇诗文，都要学生背诵、默写，自己也带头背诵并默写于黑板上，学生及家长反应良好。到了1932年夏天毕业时，修业学校就把吴奔星留作附小老师了。吴奔星后来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修业也可以说是肇端。
一生浓得化不开的修业情结
吴奔星留任修业附小，既当语文教师又从事文学创作，如鱼得水，本以为这种快活的日子可以持续很久。孰不料，几个月后，三哥吴立湘要去北平考大学，鼓动他同行。作为湖南人，吴奔星清楚地懂得，“出湖”（湖，指洞庭湖，意思就是走出湖南）即意味着志向高远，前途无量，当他下定决心向学校辞职时，受到学生和校方的竭力挽留。后来还是和学校达成四年后回母校服务的口头协议才动身。
1934年11月，吴奔星和三哥吴立湘抵达北平。高考揭榜，兄弟俩都考上了心仪的学校。开心之余，也有犯愁的事情：家境贫穷，父亲无力支持，大哥也才工作，一时交不清两个弟弟的学杂费。后来吴立湘靠借贷交费上了大学；吴奔星上的是师范大学，学费虽免，但20块大洋的杂费是不能免除的，结果由文学院长黎锦熙先生担保，暂缓交费，得以先报道上学。吴奔星和三哥吴立湘在北京读大学期间，经济上遇到困难，濒临失学的危险。幸好得到了修业校董的帮助，三哥吴立湘也得到了远房舅父的支援。兄弟俩顺利度过了大学时代。
吴奔星1937年7月从北师大毕业时，正逢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吴奔星谢绝了同学周怀球（周小舟）同到山西抗日大学的邀请，于当月18日离开北平，从南京转乘轮船南下抵达武昌，去见正好在当地的修业学校校长彭国钧。彭校长看到学生能够遵守承诺，很高兴，派人为他买了去长沙的车票，并给他10块零用钱。吴奔星回到母校开始教两个班的国文，以古文为主。但由于日寇日益南逼，长沙危在旦夕。1937年年底，吴奔星恋恋不舍地离开修业学校，赴醴陵担任浙赣铁路巡回教育队队长，并在铁路沿线宣传抗日救国。未能在修业服务期满并归还母校垫付的费用，成为他一生中莫大的遗憾。对于吴奔星而言，修业学校不仅培养他走上文学和教育的道路，而且在经济上资助他完成了北师大的学业，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他内心的修业情结，一辈子都浓得无法化开，正如他在北平读大学期间，所创作的诗作《我所思兮》（刊载于柳亚子先生哲嗣柳无忌主编的《人生与文学》杂志1935年第5期）中所吟诵的：
我所思兮在城南，/这儿我离开了童稚的摇篮。/厌弃海味慕山珍，/金桂飘香时节：盟白首，结永欢。
我所思兮在湘江，/江水指示了我的路向。/“天覆吾，地载吾，……”/要我乘风破浪！
我所思兮在麓山，/山里枫叶满山：/伊嘱我莫学它的凋残，/该学它的鲜红灿烂。
我所思兮在天心，/阁中翘首畅胸襟；/上帝频频指点：/要我把大自然来歌吟。（注）
1903年创办的湖南长沙修业学校不但是湖南省最早的综合性学校之一，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创立之初，就是革命党人聚会的场所。徐特立老人断指血书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至于毛泽东，也曾在修业学校教书和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4月，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接受彭国钧校长的聘请，任教修业三个班的历史课，并在此工作了8个月，主编《湘江评论》，为修业学校留下光辉的一页。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注）：此段为吴奔星诗作《我所思兮》的“中篇”，正是诗人回忆在长沙修业农校读书的生活。诗人自注说：“城南，指长沙城南一小村镇新开铺。修业农校开设于此；我曾就读其间。此地结识一乡村姑娘，余尝戏称之曰Beatrice。”按，Beatrice是但丁暗恋的女孩，因“神曲”而流芳百世，后成为“为他人祈福或使他人快乐的女孩”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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