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祝淳翔
【简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小报因缘际会，风起云涌。从大处看，是以众力撑起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对此，陈灵犀有过一番总结： 上海的小型报，有了三四十年的悠久历史，和崇高至上的地位，对于舆论文化，负起了艰巨的责任，也缔造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绩，博得“敢言”的好评。它在新闻界，不但辅助了大报的不足，并且做了许多大
【全文】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小报因缘际会，风起云涌。从大处看，是以众力撑起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对此，陈灵犀有过一番总结：
上海的小型报，有了三四十年的悠久历史，和崇高至上的地位，对于舆论文化，负起了艰巨的责任，也缔造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绩，博得“敢言”的好评。它在新闻界，不但辅助了大报的不足，并且做了许多大报所不曾做到的事，具有相当的权威。（《自话·整理小型报》，《社会日报》1943.1.12）
陈氏是知名小报《社会日报》的主编，当时，《社日》以“正派”形象示人，大胆敢言，俨然正义的化身。所以上述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其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并不过分溢美。
若着眼于小处，则小报文人常以身边琐事著于笔端，彻底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爱读其文的粉丝，与心仪的作者同呼吸共命运。近来耽读小报，时常寓目文人生活之艰辛，透过“居住”这一重要维度，尤能辨出其间所折射出的耐人寻味的交谊实相。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民生维艰，物价腾贵，市面上排队轧货风潮此起彼伏。随着米面煤油等日用物资涨价，也推动租房价格不断上扬。于是，小报上房客与二房东之间的矛盾成了家常便饭。以小报状元唐大郎为例，他在1941年5月在多张小报写了十馀篇系列随笔，提及二房东催逼房租事。以《再告二房东》（《小说日报》1941.5.24）为例，大郎被逼无奈，竟以耍光棍口吻威胁二房东女人，显见得纠纷是升级了：
前几天，那妇人（用施耐庵笔调）带领彪形大汉三名，于黎明时分，到我卧室门前来示威，实在这是非法举动，姑念初犯，而且妇人无知，不加追究。不过我又要郑重告诉姓严的，天气热了，我在家时候，时常一丝不挂，叫你的女人，以后还是少闯卧室，万一我被她瞧上一眼，在彼此糊里糊涂的时候，闹出什么别的问题，那末这件房事纠纷，永远不会有解决的一天。虽然终我之世，我不致于有这样好的胃口！
纵使如此，矛盾依旧无解。此事终以唐大郎搬家作结。
两年以后，另一文人也遭遇到类似的糟心事。
先是唐大郎在《海报》“定依阁随笔”专栏，发表短文《看房阀淫威！》（1943.7.10），起首说：“纪灵居福煦坊三十号，置夫人与子女于小室中，生活本清苦无伦。”紧接着，唐大郎以精炼的文言，将二房东的暴虐嘴脸公之于众：
屋主人徐，举家悍暴。若干时前，迫吾友迁居，不迁。畀以租金，则不受。吾友求合法计，乃付法院，请求提供。徐家人因衔吾友益深，视纪灵家人若雠寇。十时以后不许燃电炬，稍拂其意，诟詈随之。所吐皆秽言，不可卒听，而吾友皆受之。纪灵依巽懦，屋主人之淫威亦益炽。前日上午，吾友之子，偶倾水，不慎，微溅及屋主人之身，大怒。注冷水一巨桶，悉倾于纪灵室中，床褥皆渍。犹不已，将纪灵妻子，扃于一室，禁其外越。事为纪灵知，因告于官中。官中人侦询一过，谂屋主人殊暴而无理，罚十金示惩。及晚，纪灵归，徐之两子亦返自校中。两子胥成年，皆读于大学，（一在圣约翰）置身黉舍，而形同悍匪。猝持纪灵而凶殴，夫人亦遭重创。殴已，辄白于官中，谓吾友曾殴两子，盖先发制人也。此夜，纪灵又白于官，遂成缠讼之局。海上房阀之暴虐，令人谈虎色变。举海上人似纪灵所受者，多于恒河沙数，特为吾人不及知耳！
此次房事纠纷的主角纪灵，由文末“近主《万象》辑务”，表明即沪上名作家柯灵。与之对峙的房东徐某有两个儿子都在念大学，究属知书达礼之家，可为了达成驱逐房客的目的，竟不惜撕破脸皮，干出有辱斯文的丑事：断电，泼水，殴打……步步紧逼，手段之卑劣，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因矛盾不可调和，两家人终至告讼法庭。
次日，唐大郎又同报发表《朋友的事》，列举几位朋友在事情发生后的种种表现：“有十个朋友听见此项消息的，三四个人义愤填膺，自愿为其援助。五六个人则是袖手旁观。”感受到如下三位的热心肠，足见人间自有真情在：
木公是热肠古道的人，又是心地仁慈，看见朋友被强暴欺凌，他替他奔走，还情愿到强人之前，替他“排炮”。而知道朋友既弱且贫，还安慰他说：要用多少钱说给他听，他代他设法，这是木公本性使然，无足为异。
笠诗是一个风趣人，被人认为玩世不恭之流。但他一见朋友在患难之中，挺身而出，费了许多脚步，许多口舌，陪着他报告官中，还陪他出庭，陪他验伤。这样不辞劳倦，正可以见他是至性中人。
还有小洛是一致公认他是冷酷的人物，除了吃豆腐，似乎不大好替他谈正经事。但当他在饮酒的时候，听我传说，他便纵杯而起，挽出另一位朋友来帮忙。
文中的木公又称木斋，是《新闻报》资深记者唐世昌的别号，此人侠肝义胆，神通广大；笠诗姓姚，本名肇第，是职业律师；小洛即柯灵的老同事陆小洛，之前两人共同任职明星影片公司宣传科。
《朋友的事》文末，唐大郎指出一位与柯灵休戚相关的人，“不曾听说有什么表示。当此役也，是为最遗憾的一点！”按，同年五月，柯灵由唐大郎推荐，接替陈蝶衣，任《万象》杂志社主编。不难揣度，这位休戚相关者，当即柯灵的“老板”平襟亚。
7月12日，唐大郎以云郎笔名在另一份小报《力报》，发表《休戚相关之友》，说平襟亚读了前文“多了心”，“他跳了起来”，一清早就打个电话与唐，说不该讽刺他，因为在柯灵受辱事件发生后，“他如何关切，他又如何热心，无论人事上金钱上，他都摆下肩胛，但不料还有我这个不识时务的人，还不肯谅解这一位血性的朋友，因此秋翁非常灰心！”有鉴于此，唐大郎当即表达诚挚歉意，虽则“与这位朋友休戚相关的，当然不致秋翁一人”。
几天后，唐大郎还特为写了一首打油诗《友道》：“友道原同市道耳，牢骚发尽亦多馀，闲言浪惹秋翁怨，此怨果然不算虚！”在诗注中感激平襟亚恪守友道，称“秋翁见拙文而能生气，其人已足多，若使冷酷之徒，直无动于中耳”。同时揭发另一位对柯灵受辱而坐视不理的友人：
予友被二房东凌辱一案，托其友某律师出庭，某亦文士，愿甘坐视，终不为故人效劳，则以故人穷，无公费可出耳。叔世风漓，友道乃同市道，为之浩叹！（《力报》1943.7.15）
这位“冷酷”的律师究竟是谁呢？唐大郎在18日《社会日报》“高唐散记”里给出了答案，话说得非常重：
予友为二房东所辱及对簿公堂之日，友延周劭律师，为之辩护。友与周同为文士，且交识已久，以为不致拒绝矣。顾庭谳之前一日，周托故辞不去，友固请，有难色，终则未见其莅庭也。知其事者，咸大怨，谓周殊无义，其实予友綦贫，而周方胜蹈，大凡得意之人，绝不能体恤落寞之人者，周以故人所托，于名于利，如无裨益，自不欲以是繁琐者，扰其清度。
至此，热心人唐大郎的四篇文章及一首诗，已将此租房纠纷的前因后果尽收眼底。这是一家之言，亦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角度。与此同时，7月15日，柯灵则在《海报》刊出《我感谢：兼向读者征屋》一文，却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版本：
我绝不愿为个人的小事惊动朋友，因此却打扰了许多朋友们。木公笠诗两先生，及大郎兄的深挚的友谊和侠情，甚至比我自己还热心，真使人感极欲涕。秋翁为我冒暑奔走，严荫武律师临时出庭辩护，小洛只听见大郎说起，连我的面都没见，便代我请托出力。黎庵为我破例起早去出庭。（结果因为改期，他白跑了一次）我默默领受他们的赐予，不知道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
黎庵即周劭的字，也许老好人柯灵是刻意在维护其名誉吧，然而周氏在本次事件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竟已不可确知。只是唐大郎对其成见已深，完全无法补救。在唐氏看来，此人“‘气味’如此，文事可知！”故以后所办刊物，从未与之合作过。
说来有趣，抗战胜利之后，孔另境找周黎庵帮姐夫茅盾找房子，也与二房东打起了官司。这次周黎庵的表现就卖力得多了，纠纷却仍然没有打胜。但茅盾铭感于心，赠给周氏两瓶苏联产的“不死药”。
至于柯灵后来有没有马上搬出福煦坊呢？从前述征屋启事看，理所当然是搬了的。可由于未见到后续报道，也不敢断言。所以当读及张理明著《柯灵评传》第170页，称柯灵“搬进福煦坊的一个亭子间，一直住到抗战胜利以后”时，颇感意外，很想弄清是如何办到的。最后，还想说一句并非多馀的话，柯灵的多部传记也曾提及陆小洛，但或者点到为止，抑或只出现一个姓，几乎全都语出不逊，不免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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