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18-07-01
【类型】报纸
【作者】丁言昭
【简介】范泉伯伯原名徐炜，我与他的儿子徐海安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1982年12月12日，范泉伯伯为我的萧红纪念卡题辞：“我一直认为，肖（萧）红不是一个弱者。她不仅在反抗家庭时取得胜利，而且在反抗社会时也并不失败。要是她能活到今天，她一定会勇气百倍地战斗，坚定不移地跨过这个‘男子的社会’。这在1947年茅盾
【全文】
范泉伯伯原名徐炜，我与他的儿子徐海安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1982年12月12日，范泉伯伯为我的萧红纪念卡题辞：“我一直认为，肖（萧）红不是一个弱者。她不仅在反抗家庭时取得胜利，而且在反抗社会时也并不失败。要是她能活到今天，她一定会勇气百倍地战斗，坚定不移地跨过这个‘男子的社会’。这在1947年茅盾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1946年日本投降后，茅盾到上海居住了一年四个半月，中间曾经与夫人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联访问。当时范泉主编《文艺春秋》，住在山阴路的大陆新村6号三楼，二楼就是茅盾一家。范泉说：“我有幸在这段时间与茅公同住一楼，能经常聆听他的教导，并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关怀和扶持”（《范泉文集·文海啸烟》第2卷2015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他与茅盾时常谈论稿子和一些作家，当然也谈到萧红。因此，范泉在题辞中，很自然地提到茅盾。
范泉伯伯生于1916年9月，上海市金山县吕港人，1939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还在学校时，即1937年就任《作品》半月刊主编，1944年至1949年任《文艺春秋》、上海永祥印书馆、寰星书店、中原出版社总编辑。1949年10月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编辑、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分校副校长。范泉不但是编辑家，还是位作家，创作过许多作品，有小说集《浪花》，散文集《江水》《绿的北国》《翻身的日子》，童话集《哈巴国》《幸福岛》，理论集《创作论》《战争与文学》《文学源流》《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和好几本译作。
以前，我只知道范泉伯伯认识萧红，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于是我就写信问此事。1983年1月7日，范伯伯来信，说起了往事。他说：
您问起我跟萧红接触的情况，回想起来是这样：
1934年我跟陈烟桥同志一起到大陆新邨9号去看鲁迅先生时，由许广平先生介绍，认识了萧红。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我从北平回来，曾在许广平先生家里两次看到萧红。记得有一次和她谈到《商市街》。不知怎的，我特别喜欢《商市街》。我谈了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她介绍了她写这些作品时心情。因为时间长了，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
1933年，范泉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快要毕业时，和在读大学的马华到内山书店买书，正巧遇见鲁迅。因为马华是左联成员，与鲁迅认识，上前与鲁迅握手，同时向范泉介绍：“这就是周树人先生。”
那天鲁迅穿一件青灰色长衫，上唇蓄着浓黑而整齐的胡须，平顶头发，身材不高，脸色有些憔悴，可两眼炯炯有神，笑声爽朗，听了马华的介绍，伸出右手用力地握住范泉的手，接着亲切地与他交谈起来。范泉说自己爱好文艺，自学日文已经有三年，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文章。鲁迅问他文章是什么内容，用什么笔名……最后，关照内山完造帮他寻找需要的书。这第一次与鲁迅见面，给范泉留下难忘的印象。
第二次就是1934年，即范泉在信中告诉我的，跟着陈烟桥到鲁迅家去，那天鲁迅不在家，许广平在家，另外有一位客人——萧红，这样，范泉认识了萧红。
1934年11月，萧红离开青岛到上海，在鲁迅家里遇见范泉。此后，两人各忙各的。范泉创作的同时编辑刊物，萧红创作了小说《商市街》《牛车上》等。1936年7月，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在日本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1937年1月从日本回沪。范泉正好也在上海，去看望许广平的时候两次遇见萧红。一回生，二回熟，两人谈起了各自的创作。
范泉特别喜欢萧红的《商市街》，觉得读起来真实、亲切，语言朴实无华。《商市街》是一本散文集，写的都是萧红的真实写照，1936年8月和9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两次出版。
在与萧红的交谈中，范泉知道1932年她得到萧军、舒群等朋友的帮助，脱出旅寓困境，与萧军结合，搬到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那时候，她累、她病、她饿、她贫……但她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一颗真挚地热恋着她的心，与萧军开始了饥寒交迫的蜜月生活。
范泉与萧红的几次见面，虽然时间并不长，可是他还是很关心萧红的事情。我曾看到过范泉写《萧红的死》，纠正了多少年来萧红去世的原因，内中还提到本人的《萧红年表》，说“在国内外研究萧红作品的文章里，凡是谈到萧红晚年的病况时，一般都根据<萧红小传>的描述，认定她是死于肺结核。”
1982年10月16日，范泉接到《萧红小传》作者骆宾基的信，说萧红不是“死于肺病，也不是死于气管扩张。今天看来，萧红是死于粘痰堵塞。”（载同上）
最后，范泉感叹道：如果“没有动乱，生活安定，有着比较完善的卫生设施……她是不会死的。”
其实范泉伯伯本人的生活也很坎坷，上世纪50年代肃反运动开始，被怀疑为“南京暗探”（国民党特务），经过两年半重点审查做出否定的结论后，由于他鸣放了“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流放青海。长期住在年久失修的喇嘛寺里，多次从死亡线上踅回来。“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派急需大幅毛主席油画像，就指令范泉去画，要知道他仅仅在小学六年级美术课上学过一点水彩画，不去，就会没完没了地批斗，结果被整死；去，如果画不好，丑化伟大领袖形象，那更是罪该万死，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报着一线希望，去画。于是他拿出全身的解数，日夜学画，边学边画，居然在规定时间内画出《毛主席去安源》的六平米油画像，得到造反派的认可，从此，他画了大大小小的毛主席油画像和毛主席语录水粉画，作为“右派画家”平安度过“文化大革命”。1979年得到平反，此时范泉已62岁，受聘于青海师范大学，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带了两批研究生，一直到70岁时，才在1983年1月调回上海。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年的拼搏，编纂了一部两千万字、十二专集、三十分卷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于1996年8月出齐，1997年9月给此书颁发了国家图书奖中最高一级的荣誉奖。授予范泉“新闻出版特殊贡献”奖。
范泉伯伯在青海主编刊物时，就向我和父亲约稿，我写了篇《瞿秋白和列宁的会见》，发在1982年12月15日《中小学语文教学》1982年12期上，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特别关照我这个作者，1983年1月7日来信中说：“《中小学语文教学》12月号和稿酬都已寄给你，谅已收到？”接着又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继续说：“您在业余从事写作，很不容易。希望您确定一个主攻方向，然后围绕这个方向看书并写作，长久以后，一定能得到比较理想的成果。”前辈的谆谆教导，让我永远受用，现在我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我在书里曾写到萧红《呼兰河传》的初版本，是1941年桂林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出版，为范泉主编《环星文学丛书》1集。事实上，范泉从来没有去过桂林，主编《环星文学丛书》是1946年底开始的，大约在秋冬之交。骆宾基把1942年桂林出版的土纸本给他，同时给了他《萧红小传》和茅盾写的序，于是范泉在1947年6月由上海环星书店出版。
范泉伯伯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有成就的编辑家，现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纸墨更寿于金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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