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文人田间早年的诗文佚作

【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创建的光华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民办高校。它自创建以来,一直昂扬着反帝爱国、复兴中华的伟大精神,并且大力倡导开放活跃、不拘一格的学术氛围,因而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卓越不凡的各科人材。就中国现代文坛而言,光华大学及其附中的师生里涌现出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便可以列举出长长的名单,其中
【全文】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创建的光华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民办高校。它自创建以来,一直昂扬着反帝爱国、复兴中华的伟大精神,并且大力倡导开放活跃、不拘一格的学术氛围,因而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卓越不凡的各科人材。就中国现代文坛而言,光华大学及其附中的师生里涌现出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便可以列举出长长的名单,其中声名较著者,也有储安平、邢鹏举、赵家璧、徐转蓬、邓拓、穆时英、夏鼐、周而复、田间、柳存仁、范泉、马子华、丁景唐等数十人之多。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许多研究成果,但应当看到仍有疏忽之处,例如对他们早年在光华期间的文学活动,迄今为止仍缺乏必要的关注。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的现代著名诗人田间,便是其中之一。

田间,191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他从小喜爱诗歌,中学时代便萌发了诗歌写作的强烈愿望。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时,已然是一名钟情于诗歌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入学以后,在光华大学学术自由的空气下,在光华前辈学者、作家的引导下,他一方面努力学习,“手不释卷的看文艺书刊”,“经常买很多英文的《国际文学》和翻译的外国诗歌阅读”,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校内的各种文艺社团特别是光华左联小组的活动,受到进步的文艺思想的熏陶和影响(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载1998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第77页),由此开始勤奋的诗歌创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不但发表在校内学生自办的文艺刊物《轨迹》上,而且冲出了校园,散载于上海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也正是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短诗集《未明集》(王淑明序,上海每月文库社1935年12月)、《中国牧歌》(胡风序,诗人社1936年)和叙事长诗《中国农村底故事》(诗人社1936年7月)三部诗集,成为现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引人注目的新星。

然而,在此以后的几十年间,现代文坛和学界对田间早期创作的关注大多仅仅停留于这三部诗集,而未及其他。即使像列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田间研究专集》这样专门的研究著作,以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五卷本《田间诗文集》,也都只局限于此。至于田间本人,在回顾自己生活与创作生涯的文字时,对早期的诗文写作语焉未详,也很少有具体的忆述。而他生前曾选编过的几本综合性的诗集《我的短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田间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田间短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对自己过去的作品,也只收录一些抗战时期所写的诗作,再早一些的这三部诗集内的诗作均未选录,更无论其他诸多未辑集的散佚之作了。

其实,与其他诗人作家一样,田间早期的作品是他一生创作之开端,其意义自然不容忽视。而他三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未明集》等三部最早的诗集,只是他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而绝非全部,这时期他还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作,散载于当时上海的一些文艺报刊上,尚未被作者和研究者收录到他的作品集里。仅就我之目力所及,这时期田间的诗歌佚作,就有如下一些:

 

《坏傻瓜》(歌谣),载1934年6月1日上海《新诗歌》月刊第2卷第1期

《闸北》,载1935年《诗经》第1卷第2期

《夜的歌》,载1936年4月1日上海《文学丛报》创刊号。

《回忆》,载1936年9月20日《文学丛报》第6期

《五周年祭——关于“关外的故事”》,载1936年9月20日上海《中流》第1卷第2期

《田野胜利了》,载1936年10月1日上海《诗歌杂志》创刊号

《悼鲁迅先生》,载1936年11月5日《中流》第1卷第5期

《致西班牙》,载1936年11月20日《中流》第1卷第6期

 

    这些诗歌佚作,都发表于光华大学校外的文艺刊物,姑且不论。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光华大学校内,这时期田间也多有作品发表,例如,在《光华附中》半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就刊登了他的四首新诗,是早已被作者遗忘、迄今也从未有人注意到的诗歌佚作。

 

康马方近乡的歌吟(三章)

康马方的夜晚是多情的,田野的眼睛透过静地蓝色的森林,五更乳孩的音声[声音]流浪在康马方小河的上岸,康马方从雨般的黑夜里吐了出来,贫苦的眼泪流息了,开始歌唱着!

            一、抒情诗

康马方的夜晚呵!

像少妇

裸露着

红色的胸膛,

躺着

在八月的草原上。

秋天

遥远地,

客人的手

吻着康马方。

            二、我的歌

八月

和我走向康马方的上岸,

凄凉里:

我的歌

疯狂在自己的心坎。

康马方呵,一个无名的地方,

我歌唱你,

让矢车菊自由吧。

            三、去国

康马方,

我的故乡!

夜,

铺起在小河上。

我要走了,

我,

怀□着

生命的太阳。

 

告诉

像一枪,

康马方呵

它打击着母亲的心房。

 

                  五月吟

五月,

醉在紫兰花的淡味里;

五月,

飘忽在轻窕的梦中。

 

银色的夜光,

沐浴着落的碎影;

枯死的美魂呵,

残红爬上了灰白的泥墙。

 

              美丽的故事

美丽底故事褪了色的,

嵌在死灰的壁洞里,

青春凋谢了,

和野花的泪静静地流入坟场;

幽黯倍[陪]伴着天大的怆,

夜莺的泣诉吊年华的丧;

往昔和平祈祷的祭语呢?

已随着寺院的晚钟沉哑了,

悲哀新囚着自然的笑脸,

夜涂上了暴风雨般的暗澹,

风的低语在诅咒着,

曾经留人单恋的美丽底故事,

殭烰在破旧腐蛙的画页上。

                一九三五年暮春一夕

 

              夕  歌

古诗集的纸页倦眠了,

懒躺在黄纸的风里,

黄纸的风吻着青嫩的草野。

 

也跨过了苍茫的地平线的,

那夕阳微弱的步履,

曾印上了海滨逡巡者的发丝。

 

黄莺渴饮晚露的歌吹,

述唱着一串串古老的故事:

远年希腊铜铃的呜咽,

攸力西柳流落客地的浪吟,

少年维特的烦恼呵!

 

迎着轻浓的暮霭漫行,

江水载重的帆影,

映着天涯的雾色。

 

(本文所引录的所有诗文均保持刊物发表之原样,凡有明显疏误者,以[  ]注明,原文漶漫不清者,以□代替)

 

这几首诗作均署名童天涧,与田间的原名童天鉴正相谐音,另据马子华回忆,田间“原名童天鉴,字天涧”( 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载1998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第76页),可见童天涧便是诗人早年使用的笔名。

细读这几首诗作,给人的印象有如下几点:

一,从思想内容上看,这几首诗并不相同。如果说《五月吟》主要是歌咏自然的美景,那么《美丽的故事》则抒写了对“青春凋谢”的悲叹、对“美丽的故事”的怀恋。而《夕歌》一首,又流露出“流落客地”的孤独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但是《康马方近乡的歌吟》却迥然有别于与上述几首,它既充满着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又表达了准备离开家乡,追求“生命的太阳”的愿望。

二,从写作风格上,《美丽的故事》和《夕歌》两首节奏舒缓,语意委婉曲折。而另外两首,特别是《康马方近乡的歌吟》,则多采用短句的表达方式,节奏短促,语意跳跃,已见诗人后来鼙鼓急点、铿锵有力的战斗诗句之雏型。

三,由上述的情况可见,在光华大学读书期间的田间,其时正处于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难免受到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的影响,“古诗集”的“黄纸”和“远年希腊铜铃的呜咽”的交集,使他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中产生一些迷惘和“烦恼”。另一方面,左联的革命活动和进步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又使这位来自农村的年轻诗人,产生了离开自己无限挚爱的故乡大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的热烈愿望。

这样看来,这几首诗歌佚作,尽管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还比较幼稚,不够成熟,但刻印着诗人田间早年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探索的痕迹,展现了青年田间的真实的面貌,无疑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资料。

除了这四首诗作之外,田间在同一期《光华附中》上还发表了一篇诗歌论文《论新诗》,署名亦是童天涧。这篇田间早年在光华大学求学期间所撰写的新诗论文,同样是作者自己早已失记而研究界也从未注意到的一篇佚作。

这篇《论新诗》不过三千余字,涉及的内容却相当丰富。它在回顾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时,历数从胡适之、徐志摩、王独清、闻一多、刘大白到李金发、臧克家等新诗代表作家的作品特点和得失,既肯定了新诗将来“一定很有希望”,也指出了“新诗不能长足进展的缘因”。此外,文章对新诗的形式、音律、词藻、主题,以及新诗与音乐、绘画、戏剧等其他艺术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也都作了一些探讨和阐述。当然就文章而言,作者之所论未必非常精当,但无论从作者的创作道路,或是从现代新诗研究的角度,此文都有值得重视之处。

就此文来看,作者田间与一般的诗人不同,他自开始学习写诗起,就重视对新诗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注意从前辈诗人和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创作中吸取养分和经验教训,并结合自己的习作作一些思考,以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创作路向。这应该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灿若星海的众多新诗作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新诗坛之杰出者的重要原因所在。此其一。

其二,作者在文中提出:“新诗是不能神秘的,新诗像其他的一切旧诗,五言七律的诗,须要通俗,须要乡妪村妇也能吟咏,牧童老臾[]也能歌唱。”“新诗的好词藻应从普遍的熟悉的字句里找好更通俗又更能表现作意的诗句。”结合他在光华大学期间诗歌创作实践来看,这显然是他经过潜心研究和认真摸索而得到认识。这一认识后来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活,无论是上海期间积极参与中国诗歌会的活动,或者在延安时期致力于“街头诗运动”,乃至以“时代的鼓手”活跃于中国诗坛,无不来源于他对诗歌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的这一正确认识。

其三,田间一生中没有停止过对于诗歌创作的理性思考,并先后出版过两本诗歌论集《海燕颂》(北京出版社1958年4月)和《新国风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11月),由此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古远清在其论著《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论述了中国当代诗坛有影响的五十位诗论家的诗歌理论,其中就有田间的专章。但该书的论述仅限于《海燕颂》和《新国风赞》两书的篇章,而未及田间之前的诗论文章。《论新诗》一文的发现,将田间对诗歌理论的探索提前了二十余年,无疑为田间诗歌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其四,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诗坛陆续发表了若干对于新诗的探讨文章,但到田间发表这篇《论新诗》的1936年前后为止,大多数诗论文章或重在论述新诗之意义及特征(如胡适《谈新诗》、闻一多《女神〉的时代精神》),或专论新诗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仲密《论小诗》、郭沫若《论节奏》、闻一多《诗的格律》)等,对新诗创作作历史进行回顾和评述的文章,并不多见。田间的这篇《论新诗》,以一定篇幅评述了从胡适以来的新诗流派和新诗代表作家,虽然相当粗略,也并不十分确当,但毕竟是较早地对中国新诗历史所作的理性考察,自当在中国新诗研究史上占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