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春秋》正式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陈蝶衣定下基调：“给一般人作为苦闷时的精神食粮”。这就表明，《春秋》是一份休闲、消遣性的市民杂志，这正是海派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关于海派文学，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在现代文学框架下，早期就有“鸳鸯蝴蝶派”与“五四”新文学两个脉系。而被称作“
【全文】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春秋》正式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陈蝶衣定下基调：“给一般人作为苦闷时的精神食粮”。这就表明，《春秋》是一份休闲、消遣性的市民杂志，这正是海派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关于海派文学，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在现代文学框架下，早期就有“鸳鸯蝴蝶派”与“五四”新文学两个脉系。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似乎更适宜在上海这块特定的土壤里生长、发展。正如“鸳鸯蝴蝶派”的重镇《礼拜六》周刊在创刊时所宣布的宗旨：“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清末民初发轫而起的这一通俗文学潮流，应可算作海派文学的源头，亦是第一个高潮，其代表人物为胡寄尘、周瘦鹃、张恨水、包笑天、程小青、顾明道等。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新感觉派传入我国文坛，得此风气之先的首推上海，因为上海是西风东渐的试验田，更容易接受来自异域的新文学观。以施蛰存为主编的《现代》杂志，集结了当时的主要新感觉派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等，他们以新的艺术手法反映了都市生活，形成了海派文学的第二个高潮。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先后在上海创刊的一大批通俗文学杂志，造就了众多具有海派文学新风格的作家，将海派文学的发展推向了峰巅。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后，上海平民为避战火，纷纷涌入“租界”，这块暂时还算平静的市区，如浊浪包围中的一座孤岛，史称“孤岛时期”，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各国纷纷放弃在华租界，日军全面占领，“孤岛”终于被浊浪吞噬，上海沦陷，一直到日本投降，这一时期被称为“沦陷时期”。
沦陷后的上海，一切都被恐怖气氛笼罩。日伪在文化界迫害进步文化人士，禁止抗日书刊出版，查抄进步书店等，进步作家如许广平、朱维基、陆蠡、章锡琛、夏丏尊、赵景深等先后被拘捕或传讯，更多作家或潜离上海，没有走的也搁笔赋闲，不与敌人为伍。少数抗日色彩相对薄弱的通俗文学刊物此时得以存活，如《小说月报》《万象》等。一九四三年后，空气有所松动，上海文学渐显摆脱沉闷、开始复苏的征兆。《春秋》《紫罗兰》《人间》等一些综合性的通俗文艺刊物率先创刊。由于大部分作家还在大后方，一批本土文学新人很快脱颖而出，以刊物为舞台，施展文学才华。当时，在《春秋》的版面上，活跃着称为“五虎将”的五位青年男作家，他们分别是沈寂、石琪、郭朋、徐慧棠、沈毓刚。
沈寂，原名汪崇刚，笔名汪波、谷正魁等，浙江奉化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西文系。一九四三年，他的第一篇小说《暗影》刊登在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之后的《盗马贼》《大草泽的犷悍》《被玩弄者的报复》连续三期刊于柯灵主编的《万象》上，柯灵推荐其作品时说：“细读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由于柯灵曾被敌伪传讯，为不引起敌伪注目，他推荐沈寂代他主编《万象》，最后一期终刊号就是沈寂以汪波笔名主编的。他还主编过《幸福》《西风》等杂志。在《春秋》最困难的第五年起，沈寂毅然担纲主编职责，一直坚持到第六年第四期终刊。沈寂真正在《春秋》露面的第一篇作品是《踏春》，刊第一年第八期，以后陆续有《妖怪飞》《一条腿》等十余篇小说。
石琪从北平来上海学医学专业时，正值上海沦陷，为宣泄胸中郁闷情绪，提笔投入创作。他在《春秋》上的第一篇小说《无家之歌》，即刊于创刊号上，以两篇散文化的短篇组成的这篇小说，述说了一个异乡人在陌生城市里的遭遇及情绪。虽然他从小生活在北方，但他的作品，将北方与上海对比着写，反映出江湖艺人的侠义性格，对他们悲苦命运寄予同情。石琪在《春秋》上发表小说十多篇，是较多的一位。后结集出版了《捞金印》一书。
郭朋本名郭世绂，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上海，并开始写作。他在《春秋》上刊文稍迟些，在第一年第八期的“旅游特辑”中，有他的游记《我度过了春》，写他坐在马车上浏览江湾和龙华的情景。之后开始以小说登场，《秋天到来的时候》写的是青年男女缠绵而燎人的爱情。文笔优美、凄婉。
徐慧棠与沈毓刚主要以写作域外题材及翻译为主，在《春秋》创刊号上，以徐慧棠反映二战的译作《争夺战中的西西里岛》打头，文章展示了西西里岛的美丽风景、历史风貌及风土人情，希望美军、加拿大军、意大利军与德军的战斗，“不要使炸药毁灭这些千年前的古迹才好！”沈毓刚写的《在轰炸下的罗马》，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描写了在欧战阴影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历史与现状。徐慧棠曾主编过一期《春秋》，又是后期编辑委员会的六人之一，他对《春秋》更熟悉一些，作品也比沈毓刚稍多。沈毓刚毕业于之江大学英文系，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职《申报》《辛报》，与陈蝶衣一起办过《宇宙》。上海解放后参加《亦报》创办工作，后长期在《新民晚报》工作，八十年代开始主编“夜光杯”副刊。
上述“五虎将”私人关系甚好，他们写作题材不同，文笔各有千秋，但总体风格是现实主义的，通俗可读的，为上海市民读者所欢迎。
同时，《春秋》刊用了大量女性文学新人的作品。由此陈蝶衣第一次提出“东吴系”女作家的概念。在《春秋》创刊第二期上陈蝶衣说：“过去我编辑刊物，曾致力于新人的发掘，例如杨秀珍、施济美、程育真、邢禾丽诸小姐，都曾为我所编的刊物执笔而享名一时，由于她们都肄业于东吴大学，所以当时号称‘东吴系’。现在，至少在这方面我还能尽一点力。这里，谨向读者们郑重推荐又一新人，便是本期《号角声里》的作者郑家琼小姐.郑小姐旧在东吴肄业,所以也属于‘东吴系’人物”。在第一年第八期上，陈蝶衣刊发了陶岚影写的专文《闲话小姐作家》，把“东吴系”亦称作“小姐作家”。
陈蝶衣把这些曾在《万象》上发表作品的“东吴系”女作家带到了《春秋》，而沈寂又继续给她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其中，施济美最为活跃，创作成绩亦更大。她从《春秋》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别》开始，共刊出十四篇作品，施济美是一个小姐气质十分浓厚的女作家，她的一系列言情小说，字里行间洋溢出的小资情调，与那个时代的都市青年学生的心灵一拍即合，产生共鸣。在一九四六年《上海文化》杂志的一次“我最佩服的一位作家”问卷调查中，施济美列巴金、郑振铎、茅盾后第四位，可想而知，她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力，“投票于施济美者多系女生”，说明她的小说更能打动青年女性。
汤雪华也不甘落后，她在《春秋》刊文十二篇，几乎与施济美不相上下。由于胡山源的推荐引路，汤雪华的小说频频亮相于《春秋》等杂志上，她的作品以不满社会现状、揭示个体生命悲凉为主题，其批判性使作品取得了“不像一个年青女作家写的”力度与效果（谭正璧语）。
其他“东吴系”女作家如俞昭明、郑家瑗等，也是《春秋》的主要撰稿者，她们的作品数量不及施济美、汤雪华。这些“东吴系”女作家同时还在上海其他报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作品，除《万象》以外，还有《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幸福》《生活》等。
《春秋》早期正是有了“五虎将”及“东吴系”女作家，增强了刊物的可读性，强化了刊物的海派韵味。
在《春秋》中，我找不到张爱玲与苏青的作品，张爱玲仅在《女作家书简》特辑中有一封信。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与苏青是上海四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那么，《春秋》作为海派文学期刊的一面旗帜，怎么会没刊登张爱玲、苏青两位海派女作家的作品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请教了沈寂前辈，他说道：“那时我知道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打得火热，名声已不大好听。同样，苏青拜倒在陈公博的脚下，成了一对人人唾弃的狗汉奸，她们的作品，《春秋》根本就不敢约不愿登”。
从海派文学的包容、开放的文学观念出发，除了“五虎将”与“东吴系”两种作家群外，还有两方面的作家加盟《春秋》，一是属于通俗文学作家中的散兵游勇，如徐訏、钱今昔、谭正璧、谭惟翰等人的作品。二是来自新文学阵营的纯文学作家。尤其是后阶段，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春秋》中占的比重更大一些，郭沫若、夏衍、巴金，姚雪垠、王鲁彦、臧克家、蹇先艾、沈从文、李健吾等。其中不乏左翼作家，那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
海派文学，似乎很难为它定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正与上海这样一个华洋杂处、海纳百川的城市相吻合，海派文学不是一种流派，一种风格，它是在海派文化范畴下的一种文学趣味，它首先是通俗的，适合市民的阅读口味；其次是能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华并“为我所用”，杂糅成的一种都市文学；再次，它的作者应是本土作家，或在上海居住过的作家，且主要以上海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春秋》正是具备了这些特色，为今天的海派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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