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顾农
【简介】 叶紫（1910～1939）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在鲁迅的关怀下，于1935年3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列为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书前有鲁迅的一篇序言，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打算以他亲历的湖南农民运动为题材，“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星〉后记》），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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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1910～1939）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在鲁迅的关怀下，于1935年3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列为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书前有鲁迅的一篇序言，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叶紫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打算以他亲历的湖南农民运动为题材，“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星〉后记》），写一部纪念碑式的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后来未能完成；他传世的作品主要是两部短篇小说集：《丰收》、《山村一夜》和一个中篇《星》，其中《丰收》奠定了他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上的地位。鲁迅在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叶紫的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和战斗性，说“作者已尽了当前的任务。”
《丰收》一书的前五篇都以湖南农民运动为背景。最早的两个短篇《丰收》与《火》所展示的是三十年代初叶中国农村苦难的图景，由于叶紫对于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能够写得更完整、真实、朴素、动人。尽管叶紫的文字水平不算很高，可是一切都显得如行云流水那样自然。尤其是《丰收》中那个由安分守己到倾向革命的老农云普叔，塑造得相当成功。《火》直接展开农民与恶霸地主何八爷的斗争，也颇有可观。《电网外》中也有着父与子的冲突：忠厚而保守的王伯伯同他倾向于造反的两个儿子对于红军的态度迥乎不同。但生活教训了他，最后他打起一个小小的包袱，“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 鲁迅很重视这一篇，推荐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去，译为俄文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电网外》里有一个本是农民的国民党兵张得胜，《夜哨战》里则有一个赵得胜，他本来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农民，糊里糊涂地进了国民党的军队，不久就想开小差，而他的班长王大炮先前还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现在则打算寻找机会跑到红军那边去。经过种种曲折，他们终于结成一支几十人的小队伍，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造起反来，准备投向红军去。鲁迅曾对此文提出过具体的修改意见（详见1933年10月21日致叶紫的信）。同《电网外》一样，《夜哨战》反映了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最残酷的岁月里，人心所向仍然在于处境极其困难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
《向导》写一位三个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刘翁妈充当向导，引诱敌人进入红军埋伏圈的故事。作者很想塑造一个英雄形象，也确有火样的热情，可是一则作者不大熟悉这一题材，二则由于要通过书刊检查的关系，交待得不大清楚，结果显得有点空，人物是概念化的，不能算是成功之作。《杨七公公过年》真切是真切的，稍嫌琐细，叶紫称他自己的作品“叙述得太多，描写得太少”（《〈丰收〉自序》），《丰收》中的六篇都有这个毛病，而本篇尤甚，而且不仅仅是叙述过多而已，有些节段颇近乎自然主义的记录，读来比较无味。叶紫虽然才写了几个短篇，却已经显现出后劲不足之势了。
在写《丰收》之前，叶紫本已着手准备他那纪念碑式的长篇，到1935年3月，他又“在那一大堆材料里面，割下了一点无关大局的东西来”（《〈星〉后记》）成了一个中篇《星》。稿子曾经寄给鲁迅审阅，这回鲁迅没有像先前那样替他审阅改削（详见鲁迅1935年12月22日复叶紫信），身体不好也是一个原因。1936年叶紫将旧稿加以修订，在《文学界》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其中的第四章，年底出版了单行本。《星》是直接写湖南农民运动的，人们本可以指望叶紫写得更好，可是实际上却不大成功，有比较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写《星》的前后，叶紫又陆续写了六个短篇，后编为一集，题作《山村一夜》，于1937年4月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内容比较单薄，《偷莲》、《鱼》两篇尤弱。
叶紫早已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幸而在《丰收》中尚未涉及作品的全局。到1935年2月写《偷莲》，出现了不少格调底下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种倾向至于《星》则愈甚，书中屡次引用猥亵小调并以此来贯穿作品的始终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其中关于爱情的描写也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尽管叶紫主观上想表现革命的主题，但未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题材熟悉只是创作的条件之一，而非其全部；高度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也是很重要的条件。亲历过的事情也未必就能写得好，如果他只是依样画葫芦的话。鲁迅指出，作家的任务在于根据实际生活来“缀合，抒写”（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作家不但完全具有而且应当充分利用这“抒写的自由”（《三闲集·怎么写》）。鲁迅主张“睁了眼看”，反对粉饰现实，凭空创造；同时也反对照搬事实，有闻必录。鲁迅很重视这后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过“只求描写的真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的主张，指出这种所谓客观的态度是“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作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满足于所谓客观的描写，弄不好就会坠入自然主义的泥坑。不幸叶紫就落入这样的境地，他过于强调亲历，念念不忘要凭“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来写长篇，一向关心的是“老老实实地把我浑身的创痛，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逐一的描画出来”（《我怎样和文学发生关系》）。殊不知如果真的完全只写亲眼所见，则很容易放弃抒写的自由，丰富的社会经历反过来变成作家的负累——也就是作茧自缚了。
自1933年春天以来，鲁迅同叶紫来往甚多，不仅了解他已经写出的作品，也深知他今后的计划和创作思想中隐藏的危机，所以他在为《丰收》所写的序言中一则热情地肯定了这些作品的优点，同时也讲了不少意味深长的话，序言一上来就写道：“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是最好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鲁迅的立论很全面，言外颇有纠正叶紫过于重视亲历之偏的微意。此外鲁迅还讲“文学是战斗的”、讲作家应当注意“当前的任务”，并表示“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这些话实际上带有指导叶紫创作、拨正他文学思想的具体意义。鲁迅说得极其委婉，完全是从肯定《丰收》的角度来讲的，而其实已有批评自然主义的意味。
鲁迅为青年作家写序，历来煞费苦心，他总是以肯定成绩为主，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批评缺点，指出方向。细心的谦虚的作者能从这里得到无穷的教益。例如柔石对鲁迅写的《〈二月〉小引》极端心悦诚服，此后创作大有起色。鲁迅为“奴隶丛书”第三种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其中有云：“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作者以为评价过高，鲁迅解释说：“这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为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鲁迅1933年11月16日致萧军、萧红）。鲁迅为《丰收》写的序言中也有着这样的“弯曲”，言近而旨远，而且也远不限于顾及销路而已。
对于鲁迅序言中有关纠正文艺观之偏颇的微意，叶紫似苦无体会，到写《星》的时候竟走得更远了，很有点孺子不甚可教的意思。这是非常可惜的。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为别人写的序，非仔细揣摩深刻领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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