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龚明德
【简介】手头的一本何其芳的诗集《夜歌》，由社址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这部“文生”版《夜歌》，应该算作何其芳“第二个诗集”的增订本。增订前的原本《夜歌》，是社址在重庆的诗文学社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的。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本“文生”版《夜歌》的卷首卷尾，都找不到版权页，当然也就无法判断该书的准确出版时间。所有
【全文】
手头的一本何其芳的诗集《夜歌》，由社址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这部“文生”版《夜歌》，应该算作何其芳“第二个诗集”的增订本。增订前的原本《夜歌》，是社址在重庆的诗文学社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版的。不知什么原因，在这本“文生”版《夜歌》的卷首卷尾，都找不到版权页，当然也就无法判断该书的准确出版时间。
所有关于这个“文生”版《夜歌》出版时间的“权威”登记，比如作为大型国家学术工程由国家投入资金请大学教学人员或社科院部门的专职科研人员集体操持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之一《何其芳研究专集》以及由国家大型图书馆有关人员编制的书目专门工具书，都只写着“一九五〇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一年有十二个月，对于一部创作图书的出版来说，这个具体的问世月份并不是一件弄不弄明白都可以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个小小的出书具体月份问题还显得格外重要。
现在已知的“文生”版《夜歌》出版于“一九五〇年”，应该不会错。因为，“文生”版《夜歌》末尾有一篇《后记二》，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编后附记”，就是最早写出的初稿。过了将近三年，何其芳“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北平略加修改”。或许何其芳对“文生”版《夜歌》的《后记二》“略加修改”的时间，就是他看这本诗集清样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知，“文生”版《夜歌》的出版年月应该不会早于一九四九年七月，该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之后。
何其芳的“文生”版《夜歌》出版年月最迟应该不迟于一九五〇年的哪一个月呢？
有了相关的一手文献材料参照，就可以推定下来了。
二〇〇八年四月由大象出版社印行的《写给巴金》和二〇〇九年六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分别全文披露了何其芳写给巴金的几封书信，其中就有说及“文生”版《夜歌》出书事宜的内容。
收到巴金自上海邮寄到北京的书信和“文生”版《夜歌》新出样书之后，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何其芳给巴金回信，称呼抬头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月六日信和《夜歌》十二册早收到。”这封复信的中间又提了一个要求：“寄来的十二册还不够送人，……如方便，烦告诉书店再寄五册来就够了。”
不到一个月，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何其芳给巴金的再一次回信，称呼抬头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出版社补寄来的《夜歌》五本收到了”。
已经很清楚了，“文生”版《夜歌》的作者样书十二册在上海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由巴金亲手打包寄往北京作者居住处的。
如此一来，以后再提到何其芳的“文生”版《夜歌》具体出书时间，就不要再用含混模糊的“一九五〇年”了，可以明说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的。
艾青写给巴金的一封短信也可以确证“文生”版《夜歌》出版于一九五〇年一月。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艾青复信写给巴金评点“文生”版《夜歌》的封面：“像《夜歌》的红色实在不好看。”可以肯定下来，给何其芳寄《夜歌》样书时，巴金同时也给艾青寄了一本，因为艾青的《大堰河》这时也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巴金让艾青自题诗集书名。艾青是学过美术的，他主张封面上的书名字用黑色，不要像何其芳的《夜歌》用红色。我手头的这本“文生”版《夜歌》，封面上书名正是红色的字。
我的这本《夜歌》，是一本高价拍买而得的公家剔旧图书，原藏者为“北京市市立第一中学校”图书馆。可喜的是，粘贴在这书前扉页背面的小小的红字登记卡片最后一项是入馆登记的时间，水笔写下的阿拉伯数字是一九五〇年三月。这可作为“文生”版《夜歌》出版月份的铁证，即说明这部诗集的出版时间应该在这一年的二月之前；自然，从何其芳和艾青的当时书信中得知的一九五一年一月，正是可以落实下来的一个准确年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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