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龚明德
【简介】 拣读幸存的徐志摩书信手迹，看到一封别致的写信人署名和写作时间均在信页上端左侧的致胡适的书信，被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中，中国大陆地区的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影印出版。对照这封运笔颇有楷体童体风味且笔划清晰的书信手迹，释读是轻松的，有几处异写文字转为规范书写，脱漏的标点符号予以补上，
【全文】
拣读幸存的徐志摩书信手迹，看到一封别致的写信人署名和写作时间均在信页上端左侧的致胡适的书信，被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中，中国大陆地区的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影印出版。对照这封运笔颇有楷体童体风味且笔划清晰的书信手迹，释读是轻松的，有几处异写文字转为规范书写，脱漏的标点符号予以补上，不改动原文。
志摩自硖石东山
“年念七”
适之，你这一时好吗，为什么音息又绝了？听说聚餐会幸亏你在那里维持，否则早已呜呼哀哉了——毕竟是一根“社会的柱子”！
我是一个罪人，也许是一个犯人，“为此上避难在深山”。
昨晚居然下大雪，早上的山景不错，可惜不多时雪全化了，沽酒都来不及，雪肤就变成泥渣了！
我在此所有的希望与快乐，全在邮差的手里。
附去悼列宁的一首，看还要得否？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华书局印行的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二八七页收有这封信的释文，编者对书信写作时间有一个注文：“此信约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前后。”据此，再略作推测，一九八六年十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晨光辑注《徐志摩书信》第十四页和一九九四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傅光明编《徐志摩书信集》第五十九页所编入的这封徐志摩给胡适的信之写作时间就被判定为一九二四年二月三日。其实，徐志摩当时明确写下的“年念七”就是一个准确的写作时间，即旧历腊月的二十七日，换算成公元纪历便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作为传统节日的农历癸亥年除夕是公历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徐志摩这年春节前后一直在老家即浙江海宁的“硖石东山”中陪家人度过。但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徐志摩，实在无法中断自己在北京刚与友人开创的“事业”！他在例行问候之后，急促地最为挂牵的就是“聚餐会”是否还在继续地“维持”的大事情。
徐志摩最为挂牵的“聚餐会”不是仅仅一帮朋友到一块儿来吃吃喝喝的世俗“聚餐”，而是一个相当有目的、有内容而且有深度广度的不定期却又有着紧密连续性质的文化沙龙。这个文化沙龙，很快就升化为一个社团“新月社”，而且衍生成了一个出版机构，不仅编印定期杂志，还出版图书，一批有大体一致的理想的文化名流在这个“聚餐会”中大展身手，——讨论、研究、演讲、排练戏剧，乃至著述出版等。
查胡适一九二四年一月日记，十九日有“聚餐会在公园举行，我们谈到四点多钟”、二十三日有“文友会聚餐，讲演者为Prof.Jans B.Pratt（简斯·B·普拉特），他说‘暹罗的佛教’颇有趣味”，正巧应证了徐志摩书信中“聚餐会幸有你在那里维持”的“听说”。徐志摩这时非常看重这个“聚餐会”，他把它定位为“毕竟是一根‘社会的柱子’”的高度来认识这些文化人的聚谈。
抛开狭窄的党派成见，平心静气地翻阅当年或稍后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这些“聚餐会”骨干即新月社主要成员们编印的《晨报副刊》、《努力周刊》和《现代评论》等报刊，就知道徐志摩讲的“社会的柱子”真还所言不虚。在这些“聚餐会”若干成员们办的刊物上，不论是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是经他们的手发表的别人写的文章，也不论是谈文学或文化、论社会还是谈政治，其眼光、其说服力、其文风，即便现在细品，也大都是言之有物的好文章，对于推动社会文明大有助益，读了绝不失望。
书信中一句打了引号的“因此上避难在深山”，估计是一句什么戏本上的唱词。徐志摩写信时，他与原配张幼仪已协议离婚快两年，苦追林徽因而又不得，是单身状态。所以一旦回到老家总感觉自己对家庭、对家族有不可饶恕之罪，是个“罪人”是个“犯人”。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由两位朋友作证与张幼仪离婚这事，他的父亲是不赞同的，一直认张幼仪为养女，还是徐家的人。加上这，徐志摩当然在家中住得不爽。
好在徐志摩是个诗人，一场大雪就转移了他的视线。他不仅陶醉在雪境中，当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还写了一首“悼列宁”的诗，诗稿随信寄给了胡适，问这位老朋友“看还要得否”。
我遍查手头的文档，没有找见徐志摩这首“悼列宁”的诗。上网看，有人断定此诗已失。我不这么看，我乐观地感觉到这诗作的原稿应该还存在着，或许就在胡适一九四九年“飞离北京时，曾留下了一批书信”的文件档案中夹着，有关整理者只公布了徐志摩的信，鉴于徐志摩“悼列宁”的诗与时论有碍，就暂缓公布。
这不是无端的猜测，不久徐志摩还多次谈到列宁，可以推知得到他“悼列宁的一首”诗的内容大概。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一二四六号《晨报副刊》头条刊发了徐志摩的《一个静美的向晚》，其中这样写道：“你们下回到莫斯科去，不要贪看列宁，那无非是一个像活的死人，放着做广告的（口孽罪过），……”
再过五个月，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四二八号《晨报副刊》，仍是头条，徐志摩索性写了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正面表述自己对列宁的认识。
《列宁忌日——谈革命》文末写道：“再回到列宁。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躯壳现在直挺挺的躺在莫斯科皇城外一个肃静的地室里，每天有整千成万的活人们去瞻仰他。他的精神竟可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但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生前成功的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他的议论往往是太权宜，他的主张不免偏窄；他许了解俄国，在事实上他的确有可惊的驾驭革命的能力，但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根本就没有万应散这样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宗教的危险小。我们不要叫云端里折过来的回光给迷糊了，是真的。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
抄了这么多徐志摩“直击”列宁的毫无遮掩的话，我想他“悼列宁”的诗，无非是把这些意思“诗化”成更精粹更扣人心弦的分行排列的句子罢了。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徐志摩二十岁时专攻法律、逻辑，二十二岁时在美国专攻历史，二十三岁后又专攻经济和政治，到了二十四岁，才开始正式地业余弄点儿文学的！
只比徐志摩大六七岁的胡适，没有急匆匆地为徐志摩发表这首他“悼列宁”的诗，是因为胡适主张一切事物当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都要经过一个“实验”阶段的，不要强制地消灭或者催生。这一点，与胡适的胸怀、信念和修养等素质有关。很快，胡适就专诚前往莫斯科考察，留下了考察日记，足见这一代的做学问的人真是做到了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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