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孔海珠
【简介】今年是石西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他的女儿晓华说起这个日子，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上面这个题目，由衷的感谢当年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非常时期，当领导的并非都能想着部下的安危，以爱护、保护的姿态，正直、善意地帮助他们渡过困难。石西民尽力这样做了，保护了一些老文化人。这与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不
【全文】
今年是石西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他的女儿晓华说起这个日子，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上面这个题目，由衷的感谢当年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
非常时期，当领导的并非都能想着部下的安危，以爱护、保护的姿态，正直、善意地帮助他们渡过困难。石西民尽力这样做了，保护了一些老文化人。这与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不诿过、不矫饰、不矜持，那种‘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宽以约’的君子之风分不开，从而赢得了人们尊敬和爱戴”。大家知道，知识份子最大的难关在一九五七的反右整风运动。据马达先生在《我了解的柯庆施》中说：“1957年3月20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见《世纪》2011年第一期）
马达又说：“当时上海不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地下党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滿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
同样，笔者的父亲孔另境当年也险些被划上右派，也是石西民坚决不同意，庇护了他过关。
当年鸣放事
事情要从1957年3月父亲代表上海出版界赴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说起。这次会议即是中央鼓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父亲在他姐姐孔德沚、姐夫茅盾家里说，“这个大会很受鼓舞……”他好像领了“圣旨”精神十足，准备回沪后落实鸣放。姐姐和姐夫劝他：“你说话要小心，说多了不好。少说为妙！”（大意）他们知道父亲心直口快，“大炮脾气”，这样要吃亏的。父亲口上答应了，却没有牢记在心。事后父亲对我们后悔地说，这次运动没有听姐姐和姐夫的话，说话多了，他们是早就看出来鸣放是要惹祸的，现在给他们也惹了祸。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那年，父亲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回来又参加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上父亲作了关于通俗文艺的发言。“大鸣大放”不久即进入反右整风阶段，孔另境作为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个被斗争对象，在无数次大会小会上被迫检查交代，写自我检讨近数万字。然而，性格直爽、作风坦荡的孔另境态度强硬，面对压力，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负责运动的某领导对这个态度强硬分子非常恼火，发誓非将他打成极右分子不可。双方情绪相当紧张。
现在从父亲的有关检查中可以知道当年他到底鸣放了什么？
1,“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有一次，他在学习会上说：“现在国际上革命形势显然是处于低潮了，倘还说形势大好，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就不免成为阿Q精神胜利了。”他检讨说，“这不但是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还因为‘东风压倒西风’的比拟是毛主席在53年提出来的，成了我对毛主席的诬蔑。”
2,“个人迷信”问题。有一天，他到市政协去学习，碰到那边一个工作同志，说找他谈谈，就谈到个人迷信问题。那人问：“你看中国有没有？”他当时没有干脆回答，但心里也确实感觉有一点的，对象当然是毛主席。
3,“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专家办社”问题。当时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人是胡炎。社里的黄嘉音极力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李小峰筹备了专家办社，组织了各种座谈会，商谈分社的事，名单也开了出来，还请了客。父亲说：“我当时在文化出版社也是一个头头，承蒙他们‘照顾’，并不把我开入他们的名单，那意思，我是不肯寄在他们的篱下，他们期望我也来一个‘独立王国’。有一晚，有一个党员干部到我家来，怂恿我不甘落后也来搞一个，我谢绝他的‘好意’。”然而，父亲检讨：“我也有这种思想活动的。对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是双手赞成的；对于专家办社我也觉得是应该的。”
4,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对资产阶级民主有向往，代表性的有三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议会政治；三是人才自由市场。都作了思想检查。
5,在上海民进市委召开的出版工作座谈会上，附和“取消坐班制”的提议。和周熙良等人联合提出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倡议。在一次市政协召开的稿费问题座谈会上，也赞成提高稿费标淮。他批判自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自由化赞同的表现。
6,对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联修反帝”、“唯武器论”等认识也作了检查。
以上这些言论，在当时，无论那一条都可被戴上“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论”。更不用说运动被扩大化，稍不称领导之心，就被打击。
右派漏网事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整风运动，在上海出版系统中，文化出版社在运动中以揪出的右派比例最高，最为瞩目。主要是社领导胡炎相当积极。据说，当时的编辑室大小头目均被他一网打尽。运动中他们多次上报名单到出版局整风办公室、市委宣传部等上级部门，要求给相当一批人定为右派。第一批上报的十八名右派戴帽名单，大部分是有影响的著名出版人，有李小峰，许君远，黄嘉音，钟德秋等，孔另境是排在第一名，然而，只有孔另境一人上级没有批准。上级认为“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坚持“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其余十七人统统戴帽。
“反右”以后，思想改造运动不断，父亲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滿天飞，其中披露过一则材料，即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右”大事记。这材料被父亲看到了，他亲自摘录了有关自己的一些内容，共有五项。这份抄件在我的文件资料夹中，不妨抄录，也能看出上海出版系统当时反右运动的概貌：
1957年3月27日
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社内李小峰、孔另境、许君远、黄嘉音等一伙，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大放厥词，散布谬论，猖狂向党进攻。孔另境在开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公然提出“只有多发展几个民主党派成员，才有力量互相监督。”又说：“私方转来的一般都是副职，有职无权。”“人事材料公开出来，有关人事方面的决定，应与编辑部商量。”……
6月20日
我社反右斗争烈火越烧越旺，贴出大量大字报，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孔另境在石西民的掩护包庇下，竟溜到苏州去搞“创作”，以对抗反右斗争。他写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信件中狂妄地说：到苏州是“迁地避嚣，正养身与写作两全之道。”公然骂全社革命群众与他作斗争是“嚣”。
6月21日
我社整风领导小组发文给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冰，旧出版局副局长汤季洪，反映工会委员会对孔另境抗拒运动的意见，并要求发动全社职工对孔另境反党言行进行批驳。而上海出版系统整风领导小组于7月2日对孔另境竟胡说：“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地说：“是否划为右派分子处理，值得重新考虑。对孔的错误言行应继续严格进行批判，其创作假暂不停止。”
10月21日
出版局整风办公室批示：“你社孔另境，经宣传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不列为右派。”
10月25日
我社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全社革命群众要求，向局整风办公室指出：“孔另境应划为右派。”而局整风办公室仍批示：“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就这样将孔包庇过关。
以上披露孔另境被包庇过关的过程，在八个月时间里，文化出版社多次向上级要求给孔另境划为右派，而始终未果。如今，我向原文化出版社的老人咨询反右时的情景，他们一致反映，社领导胡炎非常凶狠地当面咀咒孔另境是极右分子，非打倒不可。并在上级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将这十八人名单擅自捅到报上预期公布，以宣扬文化出版社反右运动的成绩。为此，宣传部部长石西民非常恼火：我们还没有批准，你有什么权力公布？这个部长你来当！坚持自己已经批复的决定。
全家准备去青海
记得在反右整风的鬼魅日子里，晚上下班回家，父亲常常把书房的门关起来，或有人来通报消息，或大人讨论如何检查过关，不让我们小孩偷听。然而，我们总能感受到大人们很紧张，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大家连说话声音也小了许多，七个孩子吵吵闹闹的事也没有了。后来，父亲也作好了全家离开上海到青海去的思想准备。因为当时右派份子大都被遣送到青海省去了。
以后，父亲很同情从青海回来养病的一些文化人，也多次帮助他们，或金钱上或替他们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因为他与他们一样“有罪”，没有陪同他们一起在青海受苦。如果当时他也被发配到青海，身体肯定受不住，还要降薪减级，生活和家庭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他称赞一些“右派”家属忍辱负重维持家庭；不忍看到个别同事妻离子散。为此，他感谢“漏网”，从此也“夹紧尾巴”做人。
反右期间，父亲的“迁地避嚣”一说，造成很大影响，后来我在宋原放先生那里也得到证实。晚年的宋原放住在华师大的普通的宿舍里，有一次，我拜访他，请他谈谈父亲。他们在1956年去北京出席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游颐和园，家里有他们的合影六寸大的照片。因为事先有约，所以，没有说上几句话，宋原放就记起父亲的这句“迁地避嚣”的话。他很兴奋地介绍，父亲写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信件中说，到苏州是“迁地避嚣”。大家看了他这句话以后，简直是炸了锅，议论纷纷。当时运动很激烈，你说这样的话，等于否定运动，说群众与他作斗争是“嚣”。可见这句话给宋原放的印象很深。说着我们都笑了。父亲是极有个性的人。说话只顾自己一时的个人感受，毫无城府，又不合时宜。现在想来，这句大胆的话，在当时这样高压的形势下，振聋发聩，不仅深刻，而且难得。充分表达他对这场反右运动的不屑一顾，对这齣闹剧的反感。
与石西民的关系
石西民（1912—1987）原名士耕，浙江浦江人。1928年在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沪东区委干部。先后在江南学院、中国公学学习。1935年参加创办新知书店。1937年底曾参与创办《新华日报》的筹备与创刊工作。后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新华通讯社副总编。1949年随军南下，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见《上海大辞典》第1630页）
那么，父亲与宣传部领导石西民、白彦有些什么关系，当年为什么会包庇他过关？“文革”中，这两位领导受批斗，其中一条“罪行“是包庇孔另境；并要孔另境交代与他们的罪恶关系。父亲无奈只得写交代：《有关石西民、白彦和我接触的情况》。全文不长，摘录有关石西民部分：
“我过去不认识石西民、白彦。
1957年3月上海市委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到车站后，见同往者有二、三十人，领队人记得就是石西民。这些人同乘一节包车，至北京后住新侨饭店，我和徐铸成同住一室，在开会期间，与石西民并未交谈，会后又同车返沪。除膳食时在餐车相见，招呼一声而外，未交一谈。来上海后，因他主持筹备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所以开会时总能见他，但没有和他谈话，我也从未到宣传部去找他，也从没有给他写信。可以说，石西民和我虽常能在会议中碰见，但从未作过一次谈话，实在谈不到熟识的。
……
以石西民、白彦两人和我的接触情况而言，石西民和我实在谈不到熟识或了解的。倒是白彦和我接触的次数比较多，谈话也不少，记得起的大概有上面几次。至于他们两人对我如何认识，我不知道。我也从不曾给他们去过信。
孔另境1967,7，27”
父亲的交代是实事求是的。他与这些领导不熟，没有私人关系，没有必要包庇他，还要担这么大的风险。
当时整风办公室多次批示：“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其理由是：“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这样的说法是缘于宣传部领导掌握政策，了解父亲的光荣历史，他参加过北伐，为革命曾多次坐牢。他是进步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了解他拥护新中国，热爱新中国。民间还有一个讲法，有多人曾经向我求证：“你父亲与毛泽东曾经一起工作过，关系很好？还一起打牌？”还说：“反右时，有人揭发这是吹牛，不相信，是污蔑毛主席。是右派言论。”我对此人说，真有这回事。不过并不明白，父亲说出这段历史真实，对父亲是有利，还是害了他自己？
父亲庆幸自己漏网，其实，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毕生的文化工作也变得没有意义了，他的作品在解放之后再也没有出版过，直到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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