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葛原
【简介】十二月九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了“徐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说实在作为女儿，对当初有学者提出开这个会时，我是将信将疑的，并不敢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被认为是个非主流作家,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是一直被忽视的。且不说对他开纪念会，即便有关他的文章也鲜见于报端。所以首先要感谢上海鲁
【全文】
十二月九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了“徐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说实在作为女儿，对当初有学者提出开这个会时，我是将信将疑的，并不敢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被认为是个非主流作家,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是一直被忽视的。且不说对他开纪念会，即便有关他的文章也鲜见于报端。所以首先要感谢上海鲁迅纪念馆能为我父亲这样一个“非主流”作家召开纪念座谈会；也要感谢在座的许多专家学者对他一个“非主流”作家所付出的研究与倾注的关注；还要感谢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这样一个“非主流”作家的座谈会。
说到我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关系不得不回顾文革伊始时，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们在劫难逃。所谓的红卫兵们多次来我家抄家。母亲保存多年的父亲留下的日记、手稿、著作、照片、还有与友人们交往时的书画，甚至包括家中的钱物、生活用品全都没收的没收，销毁的销毁。唯一逃脱劫难的就是两轴鲁迅先生当年书赠我父亲的墨宝了。那是因为正当红卫兵们也要对它们下毒手销毁时,母亲忍无可忍,胆小的她竟然急叫着说:：“这是鲁迅先生写的!鲁迅是毛主席肯定的!毛选里也提到鲁迅的！”慑于毛主席的巨大威力,红卫兵们总算手下留情, 没有销毁，而是把它们抄了去。就此母亲一直牵挂着，不知道它们是否还依旧安在。直到一九六九年红卫兵们找我母亲训话时提及这两轴墨宝，母亲才知道当时它们还尚在红卫兵们的手中。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任何人、任何物都无法料到以后的命运，我们一家人早已自身难保，更不要说保护已落入他人之手的两轴墨迹了。为了它们的安全，母亲决定将它们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使它们有一个永久安全的归宿。记得母亲回家把她的决定告诉我和外婆时，我们都连连点头称是。尽管那时是完全无偿的捐赠，用现在的话说，是彻彻底底的裸捐，但我们至今无怨无悔，我们始终觉得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力量是渺小的、无常的。国家正规的保藏，才是文物最终也是最妥善的归宿。至于父亲，想来对此举亦不会反对。因为后来我读到他《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的文章，其中写到 “一九四九年，好像有鲁迅纪念委员会征集鲁迅的书札，我那时在上海，想到鲁迅给我的几封信，很想交去，但这些信都放在杂乱的笥箧中，笥箧又放在老家，所以无法去找。”可见父亲也曾有过将鲁迅给他的信函捐献的意愿。
在纪念父亲一百周年诞辰之际，作为女儿，脑海里本应该浮现出父亲日常的音容笑貌，浮现出他生活的点滴往事。可是我，却非常惭愧。父亲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除了他在我无知的襁褓中凄然的生离和我在他弥留时痛彻心肺的死别外，近乎是完全的空白。而填补这空白的是太多太多的未知、太深太深的无奈和太沉太沉的遗憾，我为此常常会对自己产生这样的疑问：父亲究竟是否在我的人生里活生生地出现过？倒是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给我的书信以及心灵上时时会出现的创痛不断地提醒着我，向我证明，父亲确确实实曾经在我的生活里出现过。只不过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同他的两次相遇都是处在生死界上，两次相见实在太短促了，连生离带死别总共才七十天！转瞬即逝快得就像一场梦罢了。可以说，我同父亲的接触、以及同他交谈的时间甚至还远远不及我和在座的一些熟人与朋友！五年之前，我和着泪水，把我和父亲生离死别的经历没有丝毫虚构、没有半点杜撰，忠实地记录下来，写就回忆录《残月孤星》一书，以寄托我对父亲的思念，以证明父亲曾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
我曾经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大陆，更不明白（甚至有些怨恨）他为什么要离开襁褓中的我。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我才了解一九五零年，那是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父亲的作品没有了出版前景，经济陷入困顿。更为重要的是父亲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了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情况，有种不祥的预兆让他感到自己未来的黯淡。由于当时我才呱呱坠地，在是否离开大陆的抉择上，父亲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犹疑。母亲不懂，也不关心政治，但看到父亲异常低落的心绪，非常难过不安。于是支持父亲走出去看看，换个环境从事他热爱的工作。当时父母本以为一家人是可以在香港团聚的，父亲才下决心，迈出了这一步！父亲走时，我才出世五十来天，谁也不曾料到，正是这一步，就此完全彻底地改变了我和我父母三个人的命运。为了使父亲尽快地立足，母亲及时设法将他在上海出书时的版纸运到香港，靠着它们，他的著作得以顺利地在境外出版，父亲就此也在那里站稳了脚。
虽然，从他的来信和一些资料上看，父亲离开大陆后心绪落寞，也似乎并不很得志，但他毕竟逃脱了“肃反”的清查、“反右”的批斗、“文革”的暴力。要知道这无休无止的运动中的任何一次对于他都会是非病即疯、非囚即死的噩运，更不要说提笔从事写作了。而在境外，至少他没有停止过他的笔耕，至少他的小说还被多次搬上荧屏，至少他还可以站在大学的讲坛上，至少他还能够创办刊物，至少他还维持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尊严，甚至还曾被人提名候选诺贝尔文学奖……..
父亲人走了，我们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却留下了“反动文人”家属等等骂名，在严酷的环境下，为了能让我有一个较平静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无奈离了婚，我改了母姓。然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这个人世间最亲切的称谓，竟然成了我人生里最最敏感最最触痛心灵的名词。对“父亲徐訏”，我则经历了常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情感历程: 从讳莫如深，到谈虎色变，再到忐忑不安，直到如今逐渐能启开心扉在公开的场合讲述父亲。这漫长的情感转折,其实又何尝不是社会的变化对我心理的影响所产生的反映。
在我生命的前十多年中，父亲一直是我讳莫如深的话题，我只能克制自己，把对他的念想深深地埋在心里。童年时我不敢听到看到“徐訏”这两个字，我担心别人向我谈到父亲，甚至不敢听到他人谈到父亲。因为同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人们另类的目光，以及我感受到的歧视。及至十年浩劫，“父亲徐訏”更成了反动黄色的代名词。让我谈虎色变。因为和它相连的不是抄家、挨批斗，就是写检查、触灵魂。粉碎“四人帮”后，虽然许多禁区得以开放，但是对徐訏的评价似乎并未有明确的改变，虽然当时也有南方的学者前来采访我母亲，但是是有母亲单位的领导坐在一旁看守的，敏感的问题不敢谈，即便平常的回答也生怕有所出格而再遭不测。那段时期，涉及父亲，心中不免忐忑不安。随着形势的明朗化，我渐渐看到了对“父亲徐訏”一些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论文章。我的心扉才得以缓缓开启。
说到我对父亲的认识，是十分欠缺浮浅的。由于我和他总共只有生离死别七十天的相处，他在我心目中几乎没有一个立体的形象。虽然从母亲那里我也应该能了解到父亲。然而在那些风雨欲来的年代里，父亲是我们家庭的禁区，纵然我有千千万万个有关父亲的问题，可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有关他的谈话。是恐惧，使我们不敢把鲜血淋漓的伤口裸露出来；是担忧，我们不想刺激彼此，在已有的创面上撒盐；是顾虑，我们生怕由此再遭到政治上的进一步加害。种种种种……外在的压力把他紧紧地锁在我们母女各自的心底。母亲企图摆脱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愈来愈疯狂的工作。除了夜晚她埋头于批改学生作业和备课，我甚至极少有机会能在家里见到她，更不要说同她谈话。十年浩劫期间，母亲成了打击对象，每天都要应付所谓的批斗会，每夜都有没完没了的检查要写。我担心的是母亲是否挨打，是她能否在夜里归家。及至如今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母亲毕竟年事已高，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会令她彻夜难眠。
父亲一生写作二千万言，涉及诗歌、小说、论著、戏剧、散文、小品以及译文等多种形式。所以我想接近父亲的最好途径大概就是阅读手头仅有的他的一些著作了（亏得他总算留有文字，否则我就连这点接近他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里还要感谢香港的资深编辑罗孚先生，父亲当年正是请了他帮助才促成了我去香港，才使我能够在父亲弥留之际见上一面。也正是他再三设法送我父亲的全集，给了我了解父亲的载体。
说到父亲的作品，由于当年严峻的局势，再加上我的年龄尚小，出于对家庭的保护、对我的爱护，母亲一直都不敢拿出父亲的书来。直到我初中毕业，文革抄家时我才设法偷偷地翻看了他被批判得最厉害的小说 《风萧萧》。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书，直至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伸手打开这本书时十分复杂而紧张的心情。因为我早就不时听到有关他是黄色作家、反动作家的种种议论与批评，《风萧萧》就是一本被斥责为极端黄色反动的小说。所以从来没有接触过黄色东西的我最担心、最惶惶不安的是，我害怕看到他书中黄色的情节。因为我天真地认为，既然把他定性为黄色作家，把《风萧萧》定性为黄色小说，那么，这书里肯定有黄色的描写。这是最让我无法接受，无法承受的，无法容忍的！我觉得我的父亲怎么可以去写那种下流污秽的东西呢，太让作女儿的我感到耻辱，感到失望，感到无地自容了。然而我又不得不鼓足勇气去直面以对，这让我心灵非常扭曲，情感非常矛盾。可是令我深感意外的是当我把这部书从头至尾全部读完之后，居然没有发现一点点让我觉得是黄色的内容。我不禁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由此也不由得对所谓“黄色作家”，“黄色小说”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使我联想到几年前有位研究生还打算就“徐訏小说中个性化的情爱书写”写一篇题为《‘规避’的圆满与缺憾》的论文，可见在读者的心目中他的作品离所谓的黄色有多远了。至于《风萧萧》一书的所谓“反动”则是由于书里描写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日，我想真实的历史现在已经可以从资料上读到了。）由此我想到，阅读父亲的作品，可以使我得以识别他人对他的种种议论、批评与讹传，得以接近他真实的内心世界。
我虽然缺乏作为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也没有像学者那样对他作过学术上的研究。但当我通过所读到的他的一些作品，以及所了解到的他的一些生活琐事。，对他的为人开始有所认识，。比如他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成名作《风萧萧》之所以能在当时引起轰动，除了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外，也与它抗日救国的主题密不可分。他离开大陆后，还是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牵挂着自己的故乡。甚至三十年来固执地操着一口带着浙江口音的国语。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故土深深的怀恋。即使是在描写香港的小说里，也不时表现出一种异域飘零的失落感。又比如他对朋友的忠诚：他甚至在临离开大陆时还念念不忘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员工，托付母亲周济员工的家庭，于是母亲连续多年每月都邮寄给扬州的这位员工生活费。父亲留下的钱用完了，母亲就用自己原来工作时的积蓄寄去。台湾雷震事件发生后，聂华苓被捕入狱，是我父亲第一个不避嫌疑写信去给予她安慰。文革时他又焦急地关注国内的老友，担心他们是否遭到迫害。还有，他不以亲疏、不论地位的高低、不受舆论的左右，不为死者讳，不用虚伪矫饰的溢美之词，而是凭自己的良知与人格，客观公允地对人对事作真实的记录和评价。鲁迅先生虽然由于林语堂的关系，对父亲曾经有过微词，但当台湾的苏雪林谩骂鲁迅时，是父亲据理力争驳斥了她的不实之词，替鲁迅先生仗义执言。让我深为欣慰的是，凡此种种，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不可否认，父亲都是一个爱国的、具有独立个性、独立思想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让我无比痛心的是，父亲在世之时，由于政治原因，二十六年中我一直不知他人在何处；父亲去世之后，整整二十八年，我至今仍不知他身葬何地。
回顾这二十八年，客观世界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原先的历史痕迹都已几乎擦去，父亲生前必定料想不到，他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会替他举办这样一个纪念会。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程与时代的变迁，这个世界对他的回忆、研究和探讨也能与时俱进，少几分功利，多存一些真诚。我也希望我那本《残月孤星》的回忆录，能给大家对父亲徐訏的研究有所帮助。
浏览数：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