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 我知道的曾今可（1901—1971年）这个人，其头顶上是戴着“无耻文虫”、“文坛臭虫”之类的帽子的。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三宗罪”：一是国难当头宣扬享乐，二是在其主办的刊物发文章影射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是日本暗探，三是伪造他人的序言吹捧自己。关于这些情况，后来曾见巫小黎在《鲁迅与曾今可及其他》
【全文】
我知道的曾今可（1901—1971年）这个人，其头顶上是戴着“无耻文虫”、“文坛臭虫”之类的帽子的。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三宗罪”：一是国难当头宣扬享乐，二是在其主办的刊物发文章影射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是日本暗探，三是伪造他人的序言吹捧自己。关于这些情况，后来曾见巫小黎在《鲁迅与曾今可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3期）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梳理，其摘要中有这么一句话：
1930年代初,曾今可在国难当头之时邀集闲居上海的柳亚子、刘大杰、郁达夫等一群文士,发起了一场“词的解放运动”,宣扬“救国不忘娱乐”的享乐意识,受到鲁迅等人的抨击。
所谓“救国不忘娱乐”，应该是指曾今可在自己主编的《新时代月刊》4卷1期（1933年2月1日）“词的解放运动专号”所发表的《新年词抄》四首之一的《画堂春》：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国难当头，曾竟然敢说“国家事管他娘”，无疑逆潮流而动，被攻讦可想而知。不过， 80多年后的今天，找来曾今可《新年词抄》四首观之，发现事情似乎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因为紧随《画堂春》之后的是一首《卜算子》，词曰：
东北正严寒，不比江南暖；伪国居然见太平，何似“中原”乱？“全会”亦曾开，救国成悬案；出席诸公尽得官，国难无人管！
署名“阳秋”者在《“阳秋”答“阳春”》（《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1日）一文曾对此批判说：
在“卜算子”的前半阕中，“伪国居然见太平，何似中原乱”字句，除了发无聊的牢骚外，同时更一手抹尽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暴行，以及东北义勇军反帝国主义的英勇的斗争，正式承认日帝国主义者夺取我东北是绝对的应该，是诚何居心?
恕我愚钝，没有如此火眼金睛，看不出给诗人扣上“抹煞日寇暴行、抹煞抗日战士的斗争、承认日本侵略现实”这样一顶大帽子的合理性！反而，我读懂了诗人关心国事、国难的拳拳之心，即便是饱受诟病的“国家事管他娘”，也不过是报国无门的一种情绪宣泄和无奈表达，毕竟只是“偶然”，毕竟也“不能狂”，否则，何必“慰我凄凉”呢！80多年来，批评曾今可“国家事管他娘”的为数不少，大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把《画堂春》孤立地举例出来，而根据《卜算子》给曾今可戴了大帽子的，除了“阳秋”先生外，似乎没有第二人（当然，当我知道“阳秋”是茅盾先生的笔名后，则明白如此上纲上线，因为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恕不展开）！曾今可学生时代投入“五四”运动被开除学籍，抗战时期投身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尤其是台湾光复后，他作为最早一批前往台湾的大陆文化人，办杂志办诗刊，致力于恢复台湾本地中华文化的薪传，绝对都不是词中“国家事管他娘”简单一句话能够盖棺论定的。
当然，我对曾今可了解有限，对当年文人间复杂的关系也了解不多，有兴趣的不妨去探究一番当年的史实，但不要人云亦云。本文想讨论的，是曾今可发表在《京报》副刊“诗与文”上的一首新诗《别曲》:
Waltz（原文为waetg，应为waltz，明显为误植）在Violin的E弦上
低吟：菊子的舞裙随着
音乐的节奏徐徐地飘荡，翻腾。
她的脸贴在我的脸上，
她闭着眼睛。
菊子啊！
我已经告诉你：我不能爱你，
因为不久我便要离开这岛国远行。
樱花开了而且落了，
菊子，再见吧！
我即将远去，
带着我的不安的灵魂和我破碎了的心，
我的舞鞋，我的笔，我的小提琴……
一九三五年五月作
《诗与文》是北平老牌报纸《京报》抗战前夕出版的一个文学副刊，从1937年3月31日创刊，由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以注音符号及汉字题写刊名，到1937年7月14日出版第16期。其中1937年5月12日出版的应为第7期，误标为第6期，导致5月19日出版的第8期误为第7期，5月26日出版的恢复为正确的第9期。第16期上尚有刘振典的小说《卫生》尚待续完，但因“七七”事变《京报》停刊而蓦然中断。这种因战火而突然停刊的情况，出现在当时《京报》的多个副刊上。
同年4月7日，《诗与文》第2期出版，刊头处增加了“通讯址师大文学院张友建”字样，目次旁也有“每星期三出版”提示。张友健是湖南人，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就读，生前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37年6月23日出版的《诗与文》第13期，刊登了一则署名“编者”的声明：“兹因暑假南归本刊编辑部事务暂请陈绍鹏君代理特此声明”。6月30日出版的《诗与文》第14期刊头旁，即出现了“通讯处：师大文学院陈绍鹏”字样。陈绍鹏，浙江吴兴人，时为师大英文系学生，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曾教过中学英文（被学生李敖称为“一个大名士，也真是一个能做学问的人”），翻译出版过不少文学专著，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任教。
无论从张友建、陈绍鹏2个主编，还是从黄孝蔚（孝蔚）、何善懋、吴奔星、王国栋等作者来看，《诗与文》均是一个以当年北师大文学院学生为主要作者群的文学副刊，鲜有名家亮相。而该刊1937年6月23日出版的第13期却刊出一首早已成名多年(当然也饱受争议)的曾今可的旧作，颇令人诧异。或许是编者也有此疑虑，在《别曲》之后附有一则编者按，云：“这首诗是因《小雅》停刊后，然后由该刊编辑吴君处转过来的。为免作者与阅者的误会，特此声明。”
关于《小雅》停刊的原因，主编之一的吴奔星曾在《小雅诗刊漫忆》（《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有如下回忆：
我是“七七”事变后十来天狼狈离开北平的。所谓“狼狈”，是因为《小雅》第五、六期合刊打算发表两篇论述国防诗歌和民族文艺的文章。刚上印刷机，就因言论偏激，有碍邦交，为北平“新闻检查所”与宪兵司令部勒令抽出。《小雅》第五、六期原定出版期是三月十日，延至六月才问世。本来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是《小雅》创刊一周年，拟出特大纪念号，也因上述原因，承印《小雅》的南池子一家小型印刷厂也遭了池鱼之殃，被无期封闭。我的两部诗稿，《暮霭》只印了五百部，刚装订好一部分；《春焰》印一千部，还没有装订，都整个报废。我抢出几十本《暮霭》，《春焰》来不及装订，拟改《淘金集》另外出版，因北平宪兵司令部搜查了《小雅》诗刊编辑部，我只得只身狼狈离开北平，……
原来如此！曾今可的《别曲》应该就是《小雅》诗刊被责令停刊后部分没有来得及刊登的稿件之一！
据吴成平主编的《上海名人辞典 1840-199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1年2月,P519)，曾今可“1933年提倡‘解放词’，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同年赴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后，先后在浙江、江西、广东等地国民常政府部门任职。”写于1935年5月的《别曲》，或许是曾今可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段感情的写照（ 曾今可曾在《艺术画报》1935年第1期发表有《菊子的悲哀》（同时又发于《新人周刊》1935年1卷20期，题目改为《诉》）。据文中描述,菊子是一名舞娘。）。
按照推断，《小雅》未及刊出的诗稿（包括拟议中的“特大纪念号”稿件）应该不少，目前发现其流向的线索仅此一首而已。或许吴奔星把存稿推荐给“诗与文”编者或其他友人的不只《别曲》一首，只因“七七事变”前夕，北平已在日本虎视眈眈之下，危如累卵，而这首《别曲》乃是一首和岛国女子“菊子”告别的诗篇，且不谈诗作的优劣，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不能爱你，/因为不久我便要离开这岛国远行”，诗化表达了与此前此中“国家事管他娘”的完全不同态度，也颇有应景的功效。这应该是吴奔星转稿及《诗与文》副刊编者刊发此诗的一个考虑吧。当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当然生前也不会知道），曾今可被众人攻讦的小毛病确实存在，即便以此诗为例子，也有“小辫子”——一稿两投，因为《新人周刊》1935年1卷45期已经刊登过此诗，只不过题目为《再见曲》，诗句略有增删变化(如“我破碎了的心”就是《别曲》中增加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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