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创办野火诗歌会及诗刊一九四五年的冬季，上海显得特别寒冷。日寇宣布投降不久，国民党政府却蓄意发动内战。人们并没有因为抗战的胜利，而享受到安宁和幸福。社会依然是民不聊生，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海依然被黑暗所笼罩。在此背景下，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一批大学生和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
【全文】
创办野火诗歌会及诗刊
一九四五年的冬季，上海显得特别寒冷。日寇宣布投降不久，国民党政府却蓄意发动内战。人们并没有因为抗战的胜利，而享受到安宁和幸福。社会依然是民不聊生，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海依然被黑暗所笼罩。
在此背景下，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一批大学生和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他们大多为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抗争社会黑暗，争取光明的前景，为了对诗歌的共同爱好，走到了一起。这些大学生中有卢世光（狄蒙、黎牧）、蒋璧厚（屠岸、叔牟、李通由）、成幼殊（金沙、成修平）、吴宗锡（左弦、苗山）、陈鲁直（谢庸）、王殊（林莽、王树平）、章妙英（方谷绣）、何溶（何伯英、马松）、周求真（施桅）、陈昌谦（魏明）、潘惠慈、葛克俭、奚祖圻等二十余人。他们在暑假及课余时间中，轮流在各人家中相聚，而在成幼殊家居多，因其父亲是民主人士、著名报人成舍我，家住安和寺路（今新华路）的一幢带草坪的小洋楼。大家交流诗艺，朗诵诗作，抒发爱国热情。
一九四六年初，由金沙提议，这些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爱好与理想的莘莘学子，自发成立了“野火诗歌会”，即表明是“在野”的民间诗歌社团，爱国热情如烈火一样在胸中燃烧。他们推选震旦大学学生狄蒙为诗歌会主席，因为他在这拨人中最具文艺理论修养，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家。诗社如同一面旗帜，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在丰富、热烈的诗社活动中，大家感到还应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园地，通过发表作品，“团结一大批爱好诗歌的青年朋友，使之得到磨练，得到提高，并通过诗歌对当时反动统治下的现实进行搏击和改造”（屠岸语）。年轻人说干就干。当年六月一日，野火诗歌会会刊《野火》第一期正式创刊。这是十六开的油印诗刊，薄薄的二十二页。狄蒙执笔写了《献辞》，亦即创刊辞，文中开宗明义写道：“作为文学最高形式的诗，在第一义上，必须是现实的，必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前进的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的真实的体现”，诗“必须做到不但反映现实，而且改造现实”，诗人“必须热爱人生，忠实于人生”，“他的诗应是他自己的感情意识跟这个时代的激湍冲击所迸出的浪花”。这是野火诗歌会亮出的诗的宣言，亦是年轻诗人们共同的人生理想。
《野火》获郭沫若好评
众人拾柴《野火》旺。为筹办第一期《野火》，大家一起集稿、阅稿，直到定稿。狄蒙是诗社的主心骨，又是多面手，刻写蜡板，设计装帧，他全揽下了。最后，在麦德赫斯特路（今泰兴路）他的家里，大家帮着一起油印，装订成册，然后到各大专院校和青年活动场所推销发行。
第一期刊出叔牟等九人的诗歌，谢庸写的《也谈大众化》，屠岸的译诗《饥饿》等。刊物末页有《编后》，与首端的《献辞》相呼应，文中有“《野火》这本诗刊终于从种种困难和阻碍之下诞生了”之句，可见办这样一份油印诗刊亦颇为不易。接着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稚弱的作品都是从各种生活的深处发出的诚挚的声音，都是生活在战斗的实践里的年青人的感情意识的真实的表现。《青春之歌》是一部集体创作，除了本期刊载的金沙的《爱人的歌》外，已完稿的屠岸的《政治犯的歌》将在下期刊载”。还写道：“本刊园地绝对公开，凡是诗歌创作或翻译，以及有关诗歌的理论或诗人、诗集的评介，我们都热烈欢迎”。在版权页的目录下面，印着“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编辑——野火诗歌会编辑部，发行——野火诗歌会”。据屠岸回忆，第一期印了三四百册，在校内外一售而空，大受青年读者欢迎。
《野火》第一期出版不久，金沙有机会参加六月六日的一次集会。在那次晚会上，她把刚出版的《野火》第一期送给郭沫若先生。未料想，郭老第二天就给金沙写了热情洋溢的来信，金沙就把此信在诗社传阅，引来一阵欢呼雀跃，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郭老信中说：“我早起来，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读后的快感逼着我赶快来写这封信给你。你们的《献辞》和谢庸的《也谈大众化》，意识都很正确”。郭老写道：“叔牟的《初来者》很有气魄”，“左弦的两首诗都很好，我特别喜欢那首《我写诗》。李通由的《自己不敢说话的时候》，方谷绣的《仙露》，都是好诗。你们的确是值得拥抱的‘初来者’，我真想把你们当成兄弟姐妹一样，热烈地拥抱”。
郭老提到的《初来者》，诗中写道：“我们是用自己的腿徒步走来的/是手牵着手，列成队伍走来的/我们是在酷日的毒光下流着汗而来的/是在狂虐的北风下战抖着身子而来的/我们是越过了湍急的寒流而来的/是越过了峻拔的危崖而来的/我们是排除了纠葛的荆棘，踏平了崎岖的路径而来的……”，这样的诗，当然无愧于“很有气魄”。另一首左弦的《我写诗》：“我写诗/在黑暗的地方，那里/星星会被当作太阳/在寒冷的地方，那里/热情已冻成冰霜/在闷窒的地方，那里/咳嗽也在被禁止之列”。这是被压抑过久的潜流，是从心底燃起的诗的野火。
郭沫若是大诗人，他的赞誉，说明《野火》刊出的作品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于是，大家再接再厉，于第二年的六月二十三日，出版了《野火》第二期，页数增至四十页。在《编后小记》中写道：“我们由衷的感谢郭沫若和蔡仪两位先生热情的关怀和鼓励”，“《野火》是预备继续出下去的，困难也许不少，但我们总尽力支持它，让它燃烧下去”。在第二期目录下，有两行小字：“本刊第一期业已售罄，向隅者请来信预约，满二百人时即行再版”。由于第一期很快脱销，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曾有“再版”的打算，未知是否再行加印。相隔四个月，即当年十月十九日，《野火》第三期出版，在《编后》中说：“在这千百万苦难的中国人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卓越奋勇的战士，为了新时代的诞生，正忍受着一切的痛苦和牺牲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我们自己的战士和诗人，我们更需要自己的锐利的武器和丰沛激越的诗章”。可见年轻诗人们的诗情被严峻的时代所激发所点燃。《野火》劲燃，去迎接人民当家作主的春天，一个诗意荡漾的春天。
当时，局势已十分紧张。国统区人民掀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浪潮，民众的生活更为艰苦，这从《野火》的定价就可见一斑。第一期售国币二百元，过了一年，第二期售国币二千元，又过了仅仅四个月，第三期售国币四千元。物价飞涨，可以看出时局的动荡。由于野火诗歌会的主要成员担负着地下党交给的重要工作，一部分成员由党组织安排离沪赴香港工作，有的去了皖南新四军根据地。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们繁忙得无暇聚会，在这种情况下，《野火》诗刊不得不自行停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诞生过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野火诗歌会尚未形成诗歌流派，它只是行列社、民歌社等众多群众诗歌团体中的一个。他们出版的三期《野火》诗刊，共刊出诗歌二十五首，译诗十四篇，诗论两篇，外国诗人介绍两篇。它的存在仅仅只有二年左右时间，却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在中国诗坛上留下了一行鲜明的足迹，留下了野火短暂而永恒的光与热。
生生不息的野火精神
时光过去了六十多年，所幸的是，野火诗歌会至今还有不少健在者，他们中的好几位还是我的“忘年交”哪。诗人兼翻译家屠岸少年时从常州到上海，曾读交通大学，他与方谷绣因诗而结缘，而成为恩爱夫妻，方谷绣于一九九八年不幸因病辞世。屠岸建国后调北京，先后任《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译有《屠岸十四行诗》《济慈诗选》等行世。成幼殊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成为外交家，业余坚持笔耕不辍，二ＯＯ三年一月出版诗文集《幸存的一粟》，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与同样是外交家的丈夫陈鲁直现居北京安度晚年。王殊后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建国后驻多国外交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至今仍不时撰文刊发各报刊，与我亦常相联系。吴宗锡现居上海，我俩联络更多了。他在解放前夕按党的指示，开始转行到戏曲界，后任上海评弹团团长，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他深入研究评弹艺术，先后出版《如何欣赏评弹》等多部专著，成为著名评弹艺术理论家，不久前，上海文联还举办了他的学术专著《走进评弹》一书的研讨会。
这些野火诗歌会的文化老人，互称“火友”，对缪斯依然情有独钟，充满虔诚。谈起当年的野火诗歌会及《野火》诗刊，充满深情的眷恋，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而且，薪火相传，在京的屠岸、卢世光、成幼殊、陈鲁直等，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因诗而聚会。屠岸家还创设“晨笛家庭诗会”，儿孙辈都踊跃加入。二Ｏ一Ｏ年四月，大家又在成幼殊家里举行了“成幼殊诗歌朗诵会”，成说这是“加盟晨笛家庭诗会”。同年六月，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屠岸手稿捐赠仪式暨诗文吟诵欣赏会”，年轻爱诗者激情朗诵屠岸的诗作，屠岸自己则以常州吟诵调（常州方言）吟诵了中国古典诗文，又用英语朗诵济慈的《夜莺颂》等。可见，野火生生不息，迎来了人间暧人心头的春风，其生命其精神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浏览数：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