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楞伽两题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以章回体写抗战史当我初阅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下文简称《抗战演义》），不禁觉得异常新鲜，很少见睹用章回体形式，创作反映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抗击侵华日军的长篇小说。再看小说作者，署名杜惜冰，在现代作家中，这个名字显然十分陌生。《抗战演义》共一至六集，每集一册约十六或十七回，总计一百回，八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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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章回体写抗战史

当我初阅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下文简称《抗战演义》），不禁觉得异常新鲜，很少见睹用章回体形式，创作反映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抗击侵华日军的长篇小说。再看小说作者，署名杜惜冰，在现代作家中，这个名字显然十分陌生。

《抗战演义》共一至六集，每集一册约十六或十七回，总计一百回，八十余万字。此书由东方书店出版发行，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初版，十一月再版，十二月印了第三版。七个月内连续印刷三次，可见其当年受读者欢迎程度。

曾编写出版过《学生小字汇》《作文模范辞书》等专业书籍的文化人，亦即东方书店的创办人储袆先生，慨然为《抗战演义》作序。他在序文中写道：“日寇扬言于数日内即可打到南京，不意淞沪一打就打了三个多月，宝山城全营殉国，四行库孤军死守，其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台儿庄歼敌、徐州城突围、长沙三次会战大捷，使日寇深陷泥淖而无法自拔……这一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也是一件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永久作为纪念的大事”。这序文，写得激情澎湃，荡气回肠，写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种种理由和坚韧信念。

作者杜惜冰，经多方查阅，方知是大名鼎鼎的传奇而多产的现代作家周楞伽先生。他著述颇丰，曾用过的笔名还有危月燕、王易庵等多种。在此书《撰后志语》的开端，作者写道：“写历史是一件难事，写当代史更难，因为写史的人，应用客观的笔法，当褒则褒，当贬则贬，非盖棺不足以定论，而当代史是当今演变的史实，演奏史实的人物，大部分尚未盖棺，褒之则未必使其喜，贬之则定要遭其怒，受贬的人说不定会用恶势力来加诸写史的人”。这段文字，写出了作者在写作《抗战演义》中的真实心情。这样的担忧心理，果然在此书出版后得到应验，这是文化遭遇权贵所带给他的现实思考。当然，在回顾了写作过程后，他赶紧写上：“本书更承罗再造兄、储欣伯兄、沈子华兄、王英兄、纪启华兄，路则庆兄、吴念萱女士代为收藏各地报纸及征集各种书籍，并此志谢”。作者不忘曾经给他以帮助的朋友，感恩之情跃然纸上。

为了写作《抗战演义》，作者作了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早在淞沪战争爆发不久，传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使正在从事难民救济工作的作者感奋不已。他想，由于国民政府对新闻的封锁，一般平民很少知道八路军抗战事迹。为此，作者将收集来的各种资料，连续挑灯夜战，花了三昼夜时间，编写出一本小册子《抗日的第八路军》，初版三千册一售而空，再版六千册还没印完，上海沦陷了，赶快托出版界朋友走水路，由英商“太原轮”运往广州，也是很快销完。港穗两地还竞相翻印此书，总数达十多万册之多。意外的成功，激发了作者继续收集抗战史料的热情，决心写一部更大规模的抗战史。他不但自己到处广泛收集，还请朋友在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收集，另请朋友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收集。一直到抗战胜利，八年时间共收集资料达五、六千万文字，光整理这些材料，就花去他一个多月时间。

至于如何写作，也颇费作者思虑。是根据史料如实写呢？还是发挥想象加以描写呢？征询了不少朋友意见，最后决定做到“处处有根据、客观的、不是凭空乱写的”。写作材料的来源，主要取自三个方面，一是众多新闻报纸，如上海《大公报》《申报》《文汇报》《新闻报》《中美日报》《抗战日报》、重庆《大公报》《扫荡报》、成都《新民报》、贵阳《中央日报》等。二是各类杂志如《东方杂志》《时与潮》等三十余种。三是书籍，各地出版的相关小册子不下百余种。由于对浙赣战事的记载甚少，借助黄绍竑先生的《五十回忆录》，作者在第三十七回、第五十一回和第九十五回中，都有扎实的史料铺陈。桂林反攻，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序幕，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九十五回中，对于这场血战的记载，作者多依赖杨魁先生的《桂林血战纪实》一书。而对于远征军在印缅的对日作战，孙克刚先生的专著《缅甸荡寇志》则“写得周详而有系统，精确而不夸张”，故作者在第七十二回、七十六回、七十九回、八十六回和九十一回中，多有涉及，有的便直接辑录而成。作者坦诚地表示：“余岂敢掠美，特此举出，以存其真。黄、杨、孙三位先生大著，对于本书增色不少，敬此道谢”。

尽管如此，仍风波不断。书中写到的相关人物或涉及相关资料的原作者，有的还找上门来，寻衅闹事，作者无可奈何，或答应再版时，部分内容予以更改，或息事宁人，由出版社赔款了事。这即作者感叹的当代史的难写之处。

其实，作者本人在八年抗战期间，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一面投身到各种抗战救亡活动中，一面收集这些难得的资料。而生活来源则靠写作与编辑多种刊物，有时还得靠跑单帮、卖旧书等勉强度日。因编写进步作品，作者还两次险遭日本宪兵逮捕。一次，他写了一篇反映游击队锄奸杀敌的中篇小说《江面春》，遭到日本宪兵的搜捕，险遭不测。包括几千万字的珍贵资料，他也历经千辛万苦，多次逃过劫难才得以幸存。

作者十岁时因感冒患上伤寒症，医治不及成了聋哑人。但他凭着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长期自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他熟悉明清《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以及三言两拍等长篇章回体小说。在写作《抗战演义》时，能娴熟运用演义的结构来谋篇布局，从第一回“万宝山鲜民成祸水、芦沟桥日寇起衅端”起，到第一百回“抗战胜利普天同庆、巨奸入网大快人心”，写得全面而富悬念，以满足更多读者对抗战真实历史的了解。他曾说：“我在三十年代末，改变了原来新文艺腔的创作方法，运用通俗文艺的笔法，却与鸳鸯蝴蝶派根本不是一路，没有低级趣味和庸俗的色情描写”。建国后，作者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专著，尤其对于古小说深有研究，多有论文与专著行世。晚年周楞伽长期居住虹口同嘉路，一九九二年八十一岁去世。

由于《抗战演义》写的是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抗战史实，主要表现的是国民政府部队与日寇作战的诸多场景。解放后，此书被指责为国民党军队歌功颂德，长期遭到封杀，以致广大读者不知民国时期曾出版过这样一部长篇章回体抗战小说。现在，历史的迷雾渐已澄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有犹豫、彷徨，或指挥不力，但却是力主抗日的。相信，《抗战演义》一书，当会有再版重印的时辰。

为巴金先生一辩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周楞伽以王易庵为笔名，在《杂志》第九卷第六期即复刊第二号上，刊发《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文章长达六七千字，是当初文坛难得一见的文学批评。时过七十多年，旧文重读一过，我不禁生出感慨：这周楞伽论作家评作品，不但周全、辩证，还挺有胆识的哪！

巴金的“《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是家喻户晓，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藉以号召观众了”（摘自原文，下同）。周楞伽在文中的这段话，说明巴金的作品，当年受到读者欢迎的炽烈程度。他说“巴金的作品之受人欢迎，同时也就是他成功的地方，是在于他具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贯穿于他文字中间的是对人间的热爱”。接着，他笔锋一转，写道“有人不满于巴金的思想，说他是个安那其主义者，我以为这倒并无损于巴金作品的价值”。继而举巴金短篇小说《电椅》和长篇小说《灭亡》为例，说明巴金是爱憎分明的作家，他爱那些值得爱的人，憎恨那些压迫人的人。

否定了安那其之说，作者也坦陈“巴金的作品的缺点就是暴露面多于光明面。为巴金计，都亟应在他的作品中增加正确而进步的罗曼帝克气氛。它是从现实出发，通过黑暗而热望着未来的光明，这光明是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的本身中的。我们所要求于巴金的，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增加后者这一进步的浪漫主义的要素”。对于“有人带着恶意的眼光去看巴金的作品，说他的文章中常常充满了‘黑暗笼罩着我’、‘我想死去’这一类的句子，便认为他的性格是懦弱的，至少他对自己的路是始终怀疑着的”说法，作者说“不！巴金对于他自己的路并没有怀疑过，他也未尝不知道个人的路应该以大众的路为前提，这在他的一篇短文《路》中有很好的说明。至于说他懦弱，那也是不对的，他固然曾写过‘我要死’之类的句子，甚至在散文《死》里写了种种关于死的话，但在结尾他却坦白地承认：‘我还想活’！作者又通过对巴金散文《梦》的细致分析，得出‘我们应该佩服巴金的勇气，他并不赞美死，但他却赞美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具体谈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作者以为“并不是说巴金除了三部曲以外，其他的作品便无人爱读，不过他的其他作品不像他的三部曲那样有更广大的读者群，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当时，有人认为，巴金不少以异国情调为背景写下的短篇小说，其优美的笔调，在现代中国的小说中是出类拔萃的，相比较而言，长篇小说就逊色得多。针对这一说，作者说“有人批评巴金的长篇小说用笔很粗糙，这倒也是确论，《家》《春》《秋》虽然比《雾》《雨》《电》要细腻些，但仍远不如他的短篇小说。那么，《家》《春》《秋》何以更受读者欢迎呢？与其说巴金的三部曲因为在量的方面丰富因而成为读者欢迎的要素，毋宁说他在质的方面能够抓住读者的心弦是他更大的成功的地方”。就此作者从人物到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文本分析。

最后，作者写道：“利用读者爱读三部曲的心理，故意把《家》拉长下去而成《春》《秋》，这却未免是巴金的‘君子之过’。因为，巴金自己在《家》的初版中，谈及写作《家》的时候，并没有想把它写成三部曲，只是想续写一部《群》，它不再以高家为主体，而以觉慧和他的朋友们为主体”。据此，作者分析说“《家》已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完整的艺术品，不必再有《春》《秋》，可是为了《家》的卖钱，便不惜损害了自己的艺术，画蛇添足，堕入市侩主义的庸俗的圈子，这我们是不能不为巴金惜的。但这是社会环境所造成，正如他所具有的矛盾和缺点一样，不足以为巴金病”。

对此，可以见仁见智。作者直言不讳，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虽说只是一家之言，亦未必完全正确，但不能不说是一种胆识。也可以看出，当年的文坛，文学批评有着较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年龄而论，周楞伽生于一九一一年，比巴金小七岁，两人当属同辈作家。从文学写作与交友圈子来说，两人走的路径也各有不同。可以说，巴金与周楞伽的关系既谈不上亲疏，也没有任何恩怨。周楞伽评论巴金，完全出自公正、客观的写作立场。当期《杂志》在“编辑后记”中说：“关于人物的文字，读者很欢迎，所以这期也不愿减少，有王易庵先生的《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有最广大的读者群的，所以我们请王先生特别写这样一篇东西，这一定是读者欢迎的吧”。可见，周楞伽并不因为读者对作品的热读，刊物约稿的热忱，而一味盲目进行热捧。他从巴金的性格、经历着眼，从细读《家》《春》《秋》的文本切入，对于巴金这样一个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既不无原则的阿谀奉承，也不蓄意攻击博取名利。他是优处说优，劣处说劣，秉笔直书，观点鲜明。七十多年后再读此文，仍无陈腐之气，隔世之感。这甚为难得，也值得当今文学批评界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