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坛斗士于伶

【类型】报纸
【作者】孔海珠
【简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战给戏剧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夏衍提出“戏剧抗战”的命题，把戏剧称为“特殊的兵种”、“戏剧部队”。抗战戏剧除了时代赋与的责任和戏剧的社会功能使然之外，更主要的是在抗战的这面大旗下，一代爱国的、有造诣的戏剧艺术家，抛弃了个人的理想追求，走出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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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战给戏剧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夏衍提出“戏剧抗战”的命题，把戏剧称为“特殊的兵种”、“戏剧部队”。抗战戏剧除了时代赋与的责任和戏剧的社会功能使然之外，更主要的是在抗战的这面大旗下，一代爱国的、有造诣的戏剧艺术家，抛弃了个人的理想追求，走出象牙之塔，投入到为民族生存的战斗行列中；左翼戏剧工作者打破了狭隘的团体组织，团结了更广大的志士仁人，在“民族”神圣的旗帜下，为反映时代、鼓动革命长期地默默工作。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戏剧史上这光辉的一页时，不能忘记为抗战戏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就有革命戏剧家于伶成长的身影。

一、救亡演剧队

淞沪战争爆发，我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入侵上海，上海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和慰问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第三天，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紧急召开大会，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讨论如何动员戏剧界，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问题。会议由洪深主持，于伶被推举为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很快把上海的话剧工作者编成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第十队、第十二队部分人员留沪工作），遵照潘汉年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分赴内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同时，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团，派往嘉兴、昆山等东战场抗战指挥部工作。一个京剧界救亡演出队分赴上海各电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演出。

    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这些演剧队，并把他们送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抗日，为中国话剧运动的普及与大众化，播下了活跃的种子。然而，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担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的于伶，深感肩上的担子，他和文委负责戏剧工作的夏衍等人商议“战地移动演剧队”，已有组织准备，大家也有了宣传抗日的思想准备，由各队自由组阁。有人戏称这种组阁形式是采取“吴用取生辰纲”的原则：即认为各队人马，人多去不得，人少也去不得，务必人人得用。于是各队都忙乎开了，每队十数余人，要网罗各方面人才，有美术、音乐、灯光、编剧，男、女演员等，还要会管理经济和外交的人才。而大家似乎都忘不了于伶，纷纷向他求助和讨教，因为他“上通下达”，他那里最早得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决定和消息；对上海影剧界各方面人士有广泛的交往。而最主要的是，各队定编以后这位组织部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安排编号和宣传的路线，相继送他们上路。二、剧坛斗士

于伶是一位在“左联”时期跃上剧坛的“后起之秀”，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大多数岁月中，他在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以戏剧为武器，公开的或秘密地从事着抗敌斗争。无论是戏剧运动的组织、剧场演出的实践、抗战戏剧的创作，都反映了这位剧坛斗士对抗战戏剧的贡献。

抗战戏剧或戏剧抗战是综合了戏剧运动、演出实践和剧本创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他们是互为关联的一个整体，虽然主次不同，但缺少任何一方面将是不完善的。以于伶为例，他曾经说过，在这三个方面中，从事剧本创作是第三位的工作，戏剧运动的组织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他先后主持的演剧团体内复杂而繁琐的行政事务工作。

作为抗战戏剧一兵，于伶的剧本创作和时代的风雨是紧密相连的，抗日救亡是于伶创作的主要命题，无论是在“九·一八”以后，还是“八·一三”刚开始，他把负有神圣使命的爱国热情倾注在他的作品中。如果说，“左联”时期，在北平的二年，用戏剧形式迅速而及时地报导现实斗争，成了于伶作剧的主要任务，那末，到上海后，他敏感而丰富的知识分子心灵，逐渐不满足演绎政治观念的创作阶段，开始把视角面向描写上海都市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真实画面。一九三七年四月，五幕剧《夜光杯》的问世，说明他的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作者在报导一个真实故事的同时，没有去单纯地追求宣传效果，人物形象的鲜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作品在处理上还留有较生硬和图解式的痕迹。从那以后，作者本可以不断完善他的艺术构思，创造出更多更美的艺术形象来。但就在这时，全面抗战开始了，为了迅速地反映时代的节奏，也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于伶暂时放弃了多幕剧的探索，服从时代的需要，重操独幕剧的创作，并作出了可观的努力。

和于伶独幕剧创作连在一起的是“尤兢”这个笔名。当时的观众可能知道“尤兢”这个名字多于“于伶”这个名字，因为独幕剧的形式和宣传效果容易使更多的人知晓。剧作家们有这样的体会：能写多幕剧的作家，并不一定能写好独幕剧。因为独幕剧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在有限的空间里艺术地把人物和事件写活写好。在于伶早期戏剧创作的七年时间里，总共写了三十一个独幕剧，其中大部分是后三年所写。从一九三五年的五个、一九三六年的六个，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二个，可谓是独幕剧大家。尤兢很快成为爱好戏剧的青年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作品也受到了戏剧界进步人士的高度评价。

于伶在回顾戏剧创作时曾说：“我用剧本这一形式，记录下民主革命时期战斗的现实生活片断，抒发出当时‘为着国土的沦丧而慷慨悲歌，为着大众的嗟伤而牺牲自我’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感情，‘不为奴隶’的吼声与人民翻身、革命胜利的信心。写作的当时只是急切地一心地为革命斗争服务。”（《于伶剧作选·后记》）戏剧艺术作为宣传的武器，在抗战时是得到充分运用的，独幕剧更是能最迅速、最直接地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如一九三七年九月创作的《日寇暴行录》，。由于及时地控诉了日寇在淞沪战场上的侵略罪行，不仅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收到抗日宣传的效果，而且这部独幕剧还带有新闻报导的性质，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战斗力。

洪深曾经高度评价这种创作倾向，指出：“不管高雅的人们如何轻蔑和冷笑，我始终相信戏剧应该敏锐地反映时代”。他热烈地赞扬于伶的独幕剧能够“与时代共喜悦，与民众共烦恼”，“善用一种平明通俗和有力的手法来撼动观众的心”。郑伯奇也称于伶为“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这也包含着对于他从平凡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的表现手法的褒意。

时代的需要和勤奋的创作，独幕剧的多产，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广度，揭示了民族生存和阶级关系的本质。于伶的独幕剧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战斗风貌和他的艺术素养。尤其是作者相当全面地勾划了三十年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幅真实的历史生活画卷。并且这种敢于把生活中刚刚发生的斗争立即搬上舞台的勇气和热情，预示着他走的将是一条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三、从“尤兢”到“于伶”

在戏剧创作中声誉鹊起的尤兢，虽然创作并上演了五幕剧《夜光杯》，得到了相当的轰动效应，并由于救亡演剧的宣传需要，又创作了不少独幕剧，受到好评，然而，上海抗战的局势，随着侵略者铁蹄的入侵，呐喊的呼声已被更深沉的忿懑，更险恶的环境所掩盖。在特殊的环境里，除了实际工作之外，戏剧创作如何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和敌伪斗争并宣传抗日呢？上海剧艺社的成立是上海抗战戏剧运动的一大转折，于伶于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上海剧艺社在团结群众、反映现实、对敌伪斗争、宣传抗战、建立广泛的文艺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诸方面起了很好作用，树立了在特殊环境下党领导剧团，用文艺武器宣传抗日的典范，受到了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与党内表扬。

上海剧艺社是需要大量地上演进步、爱国的剧目来吸引和征服观众的，改编、翻译外国戏剧，已不能满足观众需要，于是，于伶开始了创作上的新起点，迈开了探索现实主义创作的脚步。

脚步之一：为青鸟剧社创作并亲自导演《女子公寓》。从《女子公寓》的创作开始，于伶舍弃了“尤兢”这个笔名，开始用“于伶”这个新笔名。夏衍曾有评说：“一个笔名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竟象征了这位作者的再出发和新生”。（《于伶小论》）那末，于伶在创作《女子公寓》上作了哪些探索呢？

《女子公寓》是部描写孤岛现实的戏，作者通过对上海青年女子群像的描绘，真实地展示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追求，在艺术处理上颇费匠心。全剧的着重点集中在四个人物的遭遇和感情冲突上：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的交际花（柳丽珠），一个正在朝上爬的交际花（陈佩佩），一个经历了十八年坎坷的弃妇（公寓主人赵松韵）、一个初次接触罪恶社会的少女（赵松韵的女儿冠英）。在结构上用两条主线，即柳丽珠命运的一条线和赵松韵的命运一条线，交叉进行。戏开始时，人们关切着柳丽珠的命运，而赵松韵的过去生活，随着柳的不幸逐渐显现了出来，而且可以感到它和柳目前的遭遇存在着某种联系。最终，柳的命运己定，而赵松韵和前夫牛大王的碰面推到了全剧的中心。时代毕竟和军阀统治时期不同，赵松韵谴责牛大王一伙，表达了对女性命运不平的控诉，女教师阿霞离开了“女子公寓”，去“万里投荒”，使全剧有了光明的方向。

于伶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创作的这部四幕剧，无疑是一部控诉黑暗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再现两代女性的不幸和抗争的现实主义作品。最后作者借赵松韵之口呼吁：“让妇女们有个理想的世界。”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正面高喊政治口号，但作为一种暗示、一种向往，也能博得观众的同情和引起共鸣。通过这个戏，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的艺术追求在加强，而且突出在“更写实”这三个字上。

于伶在《〈女子公寓〉改版题记》中曾坦露此剧和夏衍的关系。当时，于伶此剧写作刚半，夏衍准备离沪，他们走在霞飞路上，夏衍“关切地卓见地抒发他对第三、四幕应该如何发展与结束的意见”。当时，夏衍刚创作完《上海屋檐下》，由于“八·一三”的炮火，此剧尚未公演。在这部作品中，夏衍“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开始追求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末，以自己的摸索体会，关切于伶的创作，共同探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能不说对于伶是极有帮助的。

 脚步之二：上海剧艺社集中了上海众多优秀的女演员，于伶的创作离不开现实的题材和女性的世界，五幕剧《花溅泪》由此诞生。

《花溅泪》主要描写三个舞女的生活道路。着意在抗战声中上海妇女如何去争取光明的前途。由于作者掇取的是上海市民生活的题材，在真实地展现他们的同时，对于他们的弱点和生活方式的描写，有意无意地带着一种在这个“孤岛”环境下的感伤情调。同时，作者未曾忘记抗战的主题，东北流亡大学生出现在舞厅里，明显地加强了全剧的时代气息。但是，这个角色的塑造和台词，在前面感伤情调下，总显得不太协调，有意外之感。这也是作者在探索中的问题。

 如果说，前面两个多幕剧，是作者在探索、在彷徨中写成的话，那么，一九三九年六月，于伶创作的五幕剧《夜上海》，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代表了他这个时期创作的最高水平。可以说，这脚步之三是坚实的，同样可以说，没有《女子公寓》、《花溅泪》的写作探索，也就不可能产生《夜上海》。

《夜上海》通过开明绅士一家从家乡逃难到上海后的经历，展现了上海失陷后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以及人民的苦难和反抗。

这三个剧本同样表现抗战时期“孤岛”的上海，《夜上海》却写得更深刻、更逼真。如一场在租界“阴阳界”的戏，惊心动魄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生活的真实画面，无怪赵景深先生称誉《夜上海》是“近三年来上海的诗史”。可以说，于伶的现实主义创作个性在这部戏里已经显露得很成熟、有力了。这是多年来，于伶对生活深刻的观察思考，在获得对于生活深切感受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概括。也就是，作者通过对现实的开掘、思考、概括等等的努力，去获得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艺术发现。

于伶的抗战戏剧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独幕剧创作，用笔名“尤兢”的阶段；一个是上海“孤岛”时期，连续创作的几部多幕剧，用笔名“于伶”的阶段。始终贯穿如一的是他的战斗精神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他用熟练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再现了上海抗战，表现了众多的市民阶层，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同时又告戒他们，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形象深深烙在孤岛观众的心里，为五光十色的都市文化平添了几条彩虹。

时代造就了一代革命的戏剧家，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活泼地在时代的画卷里永存；他们塑造的典型人物，始终活在历史的长河中。抗战过去了，抗战戏剧不仅因为记录了时代，还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而将永远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的精神宝库中将记载对抗战戏剧有杰出贡献的于伶动人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