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 在回顾鲁迅研究的历史时，范泉先生的名字是不能遗忘的。正是范泉，率先翻译出版了由日人小田岳夫所著的鲁迅的第一部传记，而这部《鲁迅传》在1946年上海社会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之时，还曾被作为重要材料发到参与纪念活动的每一个人手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编辑名家，他自走上
【全文】
在回顾鲁迅研究的历史时，范泉先生的名字是不能遗忘的。正是范泉，率先翻译出版了由日人小田岳夫所著的鲁迅的第一部传记，而这部《鲁迅传》在1946年上海社会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之时，还曾被作为重要材料发到参与纪念活动的每一个人手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编辑名家，他自走上编辑岗位起，就不遗余力地宣传和纪念鲁迅，从他早期所编的《作品》到1940年代后期主编的《文艺春秋》，乃至“文革”后复出在青海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时，他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组织编发了大量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为发扬鲁迅精神，继承鲁迅的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对于这些，我曾经写过《论〈文艺春秋〉对鲁迅的纪念与研究》和《范泉对鲁迅的毕生之情》两篇文章详加阐述。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感情，事实上，范泉之所以会对鲁迅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除了从阅读鲁迅著作所受到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位朋友对他起过“领路”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左翼木刻艺术家陈烟桥。
据范泉晚年回忆，1934年间他曾“跟着正在从事版画创作的朋友陈烟桥，一起到过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的家”，虽然没有见到鲁迅，但认识了许广平（见《邂逅鲁迅先生》）。我们知道，陈桥烟是鲁迅非常信任的一个青年朋友，也是鲁迅倾心培育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木刻家和木刻理论研究者。当时他与鲁迅交往甚密，友情颇笃，因而了解也非常深刻。无疑地，他与鲁迅的友谊和感情，对刚刚跨入社会人生的青年范泉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从此奠定了范泉毕生宣传、纪念和研究鲁迅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与陈烟桥之间的真挚的友谊的基础。
但是人世沧桑，由于各人的生活道路的不同，此后他俩阴差阳错，竟有十多年未再谋面。及至抗战以后陈烟桥从重庆返回上海，两人才有机会握手重逢，再叙友情。不过，地域和时间的暌隔，并没有改变或中断他们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彼此音讯杳然的漫漫岁月里，陈烟桥活跃在抗战文坛，先后在桂林、重庆等地从事进步木刻活动，弘扬鲁迅的斗争精神。范泉后来则与许广平经常走动，并在她的支持下，先后编发了鲁迅的遗文、照片以及许多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同时，他也无时不关注着陈烟桥的信息。1944年下半年，他看到苏联出版的一本《中国小说》中，选译了老舍、茅盾、姚雪垠、张天翼、端木蕻良、萧红等六人的最新作品，其中还有陈烟桥的木刻，不禁非常兴奋，立即在自己所编的《文艺春秋丛刊》之二《星花》作了报道，字里行间，流溢着对于阔别多年的友人之思念之情。
1946年前后，随着陈烟桥携家返回上海，两人的友谊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此时的范泉，正在上海永祥印书馆主持着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春秋》的编务，刊物经过沦陷时期血与火的磨难和考验，已经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与众多进步作家建立了互可信赖的良好关系，正需要更进一步扩大作者队伍，发表更多优秀的作品，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摇旗呐喊。陈烟桥的到来，自然为范泉及其主编的《文艺春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文艺春秋》第二卷起，他先后为刊物提供了《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任务》（2卷3期）、《鲁迅怎样指导青年木刻家》（2卷4期）、《关于艺术的兴衰底问题》（2卷5期）、《论艺术与物质基础》（2卷6期）、《鲁迅与中国新木刻——中国新木刻的产生发展和在抗战期间的活动》（3卷4期）、《关于艺术家》（4卷5期）等六篇论文，和《耕耘》（2卷2期）、《鲁迅像》（2卷3期）、《鲁迅与高尔基》（2卷4期）、《阻挠》（4卷5期）等四幅木刻作品。陈烟桥的艺术论文，大多篇幅较长，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和纪念鲁迅，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体会出发，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和阐述鲁迅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运动的关系、鲁迅对青年木刻艺术家的培育和支持，以及鲁迅精神对于中国新木刻运动的深远影响等问题；二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诸如艺术的基础、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家的历史使命等等，特别指出艺术家必须“懂得历史与了解人民”，“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成为“人民底英勇的代言人”。毫无疑问，陈烟桥的这些文章和木刻作品，应和了抗战以后进步文化界的思想节拍，也与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秉持的进步倾向完全一致，因此范泉对此极为重视，不但拨出充分的版面给予连续刊登，而且在开始发表其文之初，就特别在刊物的《编后》强调指出：“论文方面，陈烟桥先生的《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任务》……是极有分量的作品”，其“论旨严肃而精辟……读来令人有清新的感觉”。另一篇《鲁迅与中国新木刻——中国新木刻的产生发展和在抗战期间的活动》一文，还作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特辑”的重头文章安排在辑首发表。1947年5月，范泉在《文艺春秋》4卷5期组织了“木刻艺术小辑”，集中介绍了陈烟桥、李桦、刃锋、刘岘等四位有成就的木刻艺术家，而陈烟桥的论文《关于艺术家》又排在该辑之首，范泉对他的倚重与厚爱于此可见。
值得一提的还有，就在《文艺春秋》连载陈烟桥的艺术论文和木刻作品的同时，陈烟桥的妻子林淑仪以“林红”为笔名创作的短篇小说亦在刊物上频频露面。刊物从2卷3期发表《复员》起，嗣后三期依次发表了《山沟里的故事》、《往那里去》和《模范小学》等作品。在范泉所编的《文艺春秋》里，除了长篇小说和多幕剧的连载以外，一个作者连续多期，期期有作品发表的情况并不多见，显然是林淑仪的作品引起了编者范泉的关注。的确，林淑仪的小说直面现实而寓意深邃，如《复员》深刻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后达官贵人春风得意，汉奸走狗也无过有功，而普通老百姓却依然处于饥寒交迫之境地，作者文笔细腻老到，情节描写委婉有致，显示出相当的艺术素养和创作才华。依范泉一贯倡导发掘与培养新人的主张，他显然非常看好这一位有潜力的文学新人。可惜林淑仪在发表了四篇小说之后，似乎停止了创作，以后未见有新的作品面世。
而范泉在从事文学编辑之余，也以一个翻译家的身份与与木刻家陈烟桥有过一项成功的合作，这便是1946年4月由永祥印书馆初版的《黑白记》。这部由朝鲜作家张赫宙所著的长篇童话，由范泉从日文本翻译成中文，陈烟桥则为之配了十五幅木刻插图，使这部儿童文学名著大为增色，也为他们之间的友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笔。
进入1948年以后，陈烟桥没有再在《文艺春秋》发表艺术论文，应该与他当时的境遇有关。范泉曾在一则“文艺广播”的信息文字中写道：
木刻陈烟桥氏，最近数月来体弱多病，已辞去学校教职，静自休养。家庭的经济，全由其贤淑的夫人，赖学校教薪独力支撑。（见1948年5月31日《星岛日报·文艺》第27期）
文中委婉地透露了陈烟桥当时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窘境。不过，陈烟桥即使在“病”中，也并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并仍不时有作品见诸报刊，范泉斯时以航空寄递方式为香港《星岛日报》所编《文艺》副刊，便先后为陈烟桥发表了四幅画作：木刻《戴棘冠的作家》（1948年6月14日第29期）、墨画《在写作中》（7月12日第33期）、木刻《群像》（8月2日第36期）和《照亮（鲁迅画像）》（9月20日第43期）。范泉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方式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援了处于贫困之中的老友陈烟桥。
据1948年10月18日《星岛日报·文艺》第45期“文艺广播”报道：“木刻家陈烟桥，正从事绘画文艺性的连环图画。第一套共十册，第一册《表的故事》，业已完成，正制作橡皮版中。预计每月可画成三册，约四个月内完成全套。书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这自然是一项规模不小而有益社会的工程，也是陈烟桥与范泉又一次合作。但后来似未见其书，不知是否完成绘制，又是否出版问世？
进入50年代以后，范泉与陈烟桥至少还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大约是1951年，范泉编写了几本连环画脚本如《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刘英源传》、《陆阿狗生产小组》、《红土乡》等八九种，约请了一批画家为之配画，陈烟桥也是配画者之一。在此之后，由于范泉被莫须有之罪名被逐出上海远谪青海，他们在有生之年再也无缘见面。而解放初他们合作的那一批连环画作，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岁月，至今下落未明。但陈烟桥与范泉之间的友谊，始终如绵远无尽的江河之水，流淌在历史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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