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两题

【出版日期】2016-01-01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巴金译《回忆托尔斯泰》在一年的淘书辛苦中，已收获六、七种与巴金有关的旧书，平添不少趣味，或可说苦并快乐着。这也许是与巴老特别有书缘，让我更多地以阅读的方式走近巴金。或者说，旧书摊特别眷顾我，在年末最后一次的淘书中，亦给我一个惊喜，那就是意外淘得巴金早年的译著《回忆托尔斯泰》。此书原著为俄罗斯文豪高尔
【全文】

巴金译《回忆托尔斯泰》

在一年的淘书辛苦中，已收获六、七种与巴金有关的旧书，平添不少趣味，或可说苦并快乐着。这也许是与巴老特别有书缘，让我更多地以阅读的方式走近巴金。或者说，旧书摊特别眷顾我，在年末最后一次的淘书中，亦给我一个惊喜，那就是意外淘得巴金早年的译著《回忆托尔斯泰》。此书原著为俄罗斯文豪高尔基，平明出版社初版于一九五Ｏ年四月，我所淘得的本子已是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版了，印数累计达七千五百册。在封面右上角，是一幅典型的高尔基木刻肖像，由索洛维赤克作，鲁迅生前曾把它选入一九三六年良友公司出版的《苏联版画集》。书名六字的老宋体鲜目而有力。著译者名字及一行“平明出版社刊”字，都是从右向左读去，一看即是民国“范儿”的老版式，因为五十年代初不少私营出版社仍沿用繁体字竖式排版的装帧形式。此书中的内容，主要是高尔基在托尔斯泰养病期间，两人交谈的记录。正如高尔基在《前言》中所说：“我当时随随便便地在一些纸片上写下这些笔记，我以为它们已经散失了，可是最近我又寻到了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作家与作家的交往，又是两位具有深厚友情的顶级作家间谈论，充满睿智与思想的光芒。在高尔基的笔下，托尔斯泰那么风趣，真实，生动。巴金在书后写有《后记》，说明道：“这小书跟《回忆契诃夫》一样，也是从法文译本转译的”。但巴金在译文清样交出后，得到北京的一个朋友寄来的此书英文译本，巴金仔细阅读对照了英法两种译本，发觉法文本在第二十九节与三十节间，漏了一段十行左右的对话。那时书籍都是铅字排版，压成纸型后，很难增删更改。不像现在电脑排版，插一段文字易如反掌。所以，巴金只能从英译本中补译了这段文字，放在《后记》中。巴金接着又写道，托翁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关于父母曾有过一段文字，“写得很明白而且很动人，我把它译出来，附印在这儿”。这段文字约有三百来字，巴金也把它放入了《后记》中，还说“亚历山德拉是托尔斯泰最信任的女儿，她的话应当是可靠的”。这些初版《后记》中的内容，可以窥见巴金对自己译稿的认真与负责。到了此书印第二版时，巴金又在《后记》后面增加了两段文字，前一段说“本书第七十七页中的司威亚托果尔是旧俄古传说中的巨人，他曾夸口要把天和地两个‘圈’拉拢起来捏成一个东西。他杀了那欺骗他的妻子。他后来死在圣山中的大棺材里面。本书初版付印时，我忘了加入脚注，现在在这里说明一下。后一段说“本书第一Ｏ九页中的‘埃及的黑暗’，大约指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的故事，所谓出卖‘埃及的黑暗’，多半是出卖绘者的这故事的图画，再不然就是在出卖什么奇迹吧”。

书稿全部译完，巴金在初版和再版的《后记》中，又增写了以上这些内容，如果不补上，也无关宏旨，至少不会影响读者对书的阅读和总体理解。但是，巴金却不肯轻易放过，足见他对原文原意的忠实和敬畏。翻译与创作一样，都要力争尽善尽美。从巴金的这篇不长的《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一丝不苟、勇担责任的文人品德。

对于俄罗斯文学，巴金一向喜欢，阅读和翻译下力甚勤。巴金曾留学法国，又自学英语，这两种外语对他来说，翻译均不成问题。对于俄语，巴金曾说“只有小学水平”，可以将此看作巴金的自谦，但他确实在边读边译中摸索着翻译俄罗斯文学。早在他十八岁时，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以后，他一直致力于俄罗斯作家的小说、传记、散文、回忆录的翻译工作。如克鲁泡特金的《我的传记》，赫尔岑的《家庭戏剧》《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父与子》，高尔基的《草原故事》等。他还译过《回忆屠格涅夫》一书。巴金的翻译风格是流畅、自然、传神，充满感情，近似原作风格。这是翻译界对巴金翻译的共识。草婴生前曾说：“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正巧近日在网络和纸媒上，引发了对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争议。我觉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件严肃之事，即不能马虎，也不能猎奇。就翻译的敬业精神与译笔水准，我更信赖如巴金他们老辈译家按“信、达、雅”要求译出的精心之作。

附带说说，此书有两个蓝印章，一个是圆章，刻着“新民报资料室存书”。那是《新民晚报》的前身，上海一份家喻户晓的老报纸。报社为了工作人员用书方便，而设立了资料室。在扉页有一个长方形章，刻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资料室”。这是文革中的一种特殊印记。大概那时晚报已停办，造反派占领了上层建筑，连资料室也不放过，统统占为他们自己的财产。如今怎么又流到了旧书市场呢？这永远成了谜。好在托巴金的福，让我的藏书中多了一种他的译本。

泰戈尔《飞鸟集》

一部《飞鸟集》新译本引发的激烈争论，已超过了翻译界的范畴。这在当下的中国译界，似乎并不多见。对于外国经典著作，有多种译本，让读者有多种阅读选择，这本身是件好事。至于译者的风格、水准，见仁见智应有读者来评判。但无论翻译与出版，若仅为利益所驱动，那就不足为取了。

作为旧书爱好者，《飞鸟集》是我接触较早的中译本之一。“爱就是充实了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我像那夜间之路/正静悄悄地听着记忆的足音”。泰戈尔的美妙诗句，常在脑际萦绕。泰戈尔诗歌《飞鸟集》的最早中文版，是由郑振铎先生译出的，商务印书馆初版于一九二二年十月。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泰戈尔自己译成英文的诗歌中文译本，译本标为“太戈尔诗选一”（今通译泰戈尔），因郑先生第二年又翻译出版了《新月集》，作为“太戈尔诗选二”。到一九三三年的十余年间，《飞鸟集》先后印过五个版次。一九四七年作为“新中学文库”之一种，又印了一版。在初版《飞鸟集》前面，郑先生写有不足两百字的短《序》，他说：“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太戈尔此集的影响的。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郑先生有感于当时新诗兴起不久，写诗者大多小心翼翼，未敢长篇巨制，只是先从短小的诗进行新诗尝试，一时小诗盛行。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登载这类小诗甚多。于是，他便着手开始翻译小部分《飞鸟集》中的小诗，后又在杭州西湖畔，完成余下的大部分译稿。此事得到当时文学研究会青年诗人叶圣陶、徐玉诺的激赏和支持，他们帮郑仔细校阅全部书稿后，“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郑深为感动并在《序》中致谢两位好友。一九二五年三月，商务印书馆把他译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合二为一，出版小开本的《太戈尔诗》一书。

一九五六年七月，《飞鸟集》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版本，郑振铎为此写下《新序》，开头便道：“我那时候只选择了其中为自己所喜欢的和能够懂得的若干篇，有些不太了解或觉得宗教的意味太浓厚的，就都删去不译。但也译得不少，共译了二百五十七首，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就印成一本小小的书出版。现在，趁这个再版的机会，重新把我的译本读过几遍，自己发现有些诗译得不太好，甚至，有些译错的地方，便都把它们改正过来，同时，又把那时候没有译出的六十九首诗，补译出来。现在这个样子的新版，算是《飞鸟集》的第一次的全译本了”。郑先生还感慨说：这些短诗，看起来并不难译，但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诗，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最后，郑先生作了一个说明：原据的英文本共有三百二十六首诗，其中一首是重复的，删去后成为三百二十五首。可惜的是，郑振铎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飞鸟集》全译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种译本。郑先生的这个全译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重印出版。要补充说的是，郑先生曾于一九二五年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撰写的《太戈尔传》，这是国内关于泰戈尔的第一本中文传记。

五十年代中期，冰心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另一部诗集《吉檀迦利》，又翻译了部分《飞鸟集》中的短诗，选入与石真共同出版的泰戈尔《诗集》一书中。冰心曾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他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我在一九二一年以后写的短诗《繁星》《春水》就是受他的启发”。

泰戈尔一九二四年曾访问中国。在我国抗战烽火燃起时，他曾猛烈谴责过日本帝国主义者。郑振铎为此充满感情地说：“他是永远地为了公道与和平而斗争的、我所熟悉的白发的诗人，他是那样地接近我们，同情我们啊”！

同样，在上海的老一辈翻译家中，曾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吴岩先生，于一九五六年曾先行译出泰戈尔的《园丁集》，以后一直执著于泰氏的诗歌翻译。一九九二年译成《飞鸟集》。他在此书《译者后记》中写道：“如果我的译本多少还有些可取之处，那是西谛（即郑振铎先生）对我长期教导的结果，我感谢他的在天之灵”。一九九五年，吴岩完成泰戈尔十种诗集的中译本，并写下译事长文《望霞听雨札记》，附在他的泰戈尔英诗汉译《心笛神韵》一书后，于一九九七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首印即一万册之多。吴岩是我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一位翻译家。在他生前，我与他在病榻旁有过一面之缘，听他畅谈翻译的经验和乐趣。还要提一笔的是，年届九旬的沪上翻译家、藏书家吴钧陶先生，知我喜欢诗歌，且收藏文学旧版本，特地将郑振铎先生整整一个甲子前出版的《飞鸟集》赠予我，令我深铭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