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钦鸿
【简介】现代作家艾芜是编辑名家范泉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范泉几十年的编辑生涯里,无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主编上海《文艺春秋》、香港《星岛日报·文艺》,或是十年浩劫之后在青海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继而在上海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以及与柯灵合编“文史探索书系”丛书时,艾芜都是他热情而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样历时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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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艾芜是编辑名家范泉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范泉几十年的编辑生涯里,无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主编上海《文艺春秋》、香港《星岛日报·文艺》,或是十年浩劫之后在青海主编《中小学语文教学》,继而在上海主编《文化老人话人生》,以及与柯灵合编“文史探索书系”丛书时,艾芜都是他热情而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这样历时久远而又密切的合作中,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泉非常珍惜他们的情谊,除了自1956年至1978年因“南京暗探”案深陷劫难的漫漫二十二年彼此音问不通之外,他始终与艾芜保持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和非常真诚的莫逆之交,这种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据范泉的回忆,他与艾芜之间的联系,始于茅盾的介绍,时间是1946年5月下旬茅盾从重庆复员回到上海之后。其实对于艾芜,范泉早就仰慕已久。1940年初,范泉刚刚踏入上海文坛时,曾与吴景崧合编的《学生生活》半月刊。这个面向青年学生的刊物有一个栏目“读破万卷书”,专门摘登茅盾、巴金、靳以、曹靖华、臧克家、王统照等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片断,艾芜的作品《海潮》便在其内。文字虽然不长,但编者范泉对艾芜的重视和关注,却不言而喻。这可以说是他俩以后相知相交的一个远因。
自此之后,范泉先后主编过《中美日报》副刊《堡垒》和《集纳》,编过《生活与实践丛刊》、《青年知识文库》等多种刊物、丛书,已经在一系列编辑实务的历练中成熟起来。在此期间,范泉对艾芜的关注从未稍有消减。1945年3月,他在为《文艺春秋丛刊》第三辑《春雷》所写的《编后》中特别提到“此次桂林告急,文化人流离失所”,“艾芜、司马文森等流亡至柳州”的消息,并说明:“详情见本期《桂林作家的流亡》一文”。而在《桂林作家流亡》文中,便有对艾芜的重点报道:“艾芜在柳州,一家六口,简直陷于穷途。虽然文协救济了他一万五千元,数目不能算少,但要回到他那阔别十年的故乡,却还是成为问题。他在这次逃难途中,尝尽了流亡的辛酸,搭车时曾遭到一位有车可乘的朋友的拒绝。”
到1946年,范泉手中正执掌着一个大型文艺刊物《文艺春秋》(后来又先后或同时主编了好几种刊物和丛刊等),迫切需要众多名家名作的支持,这时茅盾为他介绍艾芜,对于范泉而言,自然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于是他马上驰函向远在四川的艾芜约稿,艾芜也显然立即予以热烈的响应,因为当年8月15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三卷第二期上,就登出了艾芜短篇小说《敲猪草的孩子》。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由此肇始了范泉与艾芜之间的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和友情。
这里,不妨盘点一下此后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艾芜在范泉主编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
1947年,《文艺春秋》有: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7月15日五卷一期)、《石青嫂子》(9月15日五卷三期);《文艺丛刊》有: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10月第一集《脚印》)、散文《旅途通信》(12月第三集《边地》);《星岛日报·文艺》有:短篇小说《在卡拉巴士第》(12月1日第一期)、散文《旅情——重庆到上海的通信》(12月29日第五期)。
1948年,《文艺春秋》有:长篇小说《我的幼年时代》(1月15日至6月15日六卷一期至六期)、短篇小说《猪》(7月15日七卷一期)、《流浪人——〈南行记〉续编之一》(七卷五期);《星岛日报·文艺》有:散文《到柳州的第一天——乱离杂记·回忆录之一》(2月23日第十三期)、《海——回忆录之一》(3月15日第十六期)、《四叔父——忆旧之一》(6月14日第二九期)、小说《猪》(6月28日第三一期、7月5日第三二期)、《山路》(10月18日第四五期)。另外,艾芜的短篇小说集《烟雾》收入范泉主编的《中原文学丛书》,该年7月由上海中原出版社出版。(按:范泉在《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有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中原文学丛书》还收入并出版了艾芜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幼年时代》,但迄未查见。)
1949年,《文艺春秋》有:散文《海——回忆录之一》(1月15日八卷一期)。
此外,艾芜之妻、散文作家王蕾嘉期间也为范泉提供了两篇长篇散文,一是《边地——一篇逃难的回忆》,连载于《文艺丛刊》第三集《边地》和第四集《雪花》,二是《离乡——北伐期间逃难记》,载《文艺春秋》第六卷第五期,均署名蕾嘉。
从上述可见,在他们开始交往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艾芜及其妻子在范泉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二十三次,除去重复的,计短篇小说八篇、长篇小说一部、散文六篇(按:《文艺丛刊》发表的《旅途通信》与《星岛日报·文艺》发表的《旅情——重庆到上海的通信》为同一文),又在他编的丛书里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如此高的频率、如此多的数量,在同时期的作者中,是相当突出的一位,充分反映出作家艾芜对编者范泉的倾力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这段时间其实正是范泉被进步文艺界一些人怀疑为“国民党文化特务”的阶段。1945年9月,范泉受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詹文浒的邀请,抽空去他办公室协助清理日伪文化产业问题。在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特定形势下,范泉短期帮忙做清理敌产的工作,并不涉及詹文浒的其他事务,也未参加国民党组织,本来无可非议;然而,由于詹文浒国民党官员的身份,此事被许广平得知后,立即引起她的警觉和怀疑,随而广为传播,乃至中共地下党相关负责人冯乃超、林淡秋还关照丰村、臧克家、陈白尘等进步作家不要再为范泉写稿。现在已经查明,许广平率先发难,1947年10月她在上海《时与文》第二卷第六期发表《〈鲁迅传〉序》一文,公开指责范泉翻译的《鲁迅传》(日本小田岳夫原作)是“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并竭力撇清自己与这本译著的关系。几乎同时,丰村、臧克家、陈白尘等一直为《文艺春秋》撰稿的作家,从1947年10月15日出版的《文艺春秋》五卷四期之后,都消失了踪影。甚至连介绍艾芜与范泉相识的茅盾,早在1947年6月起就已经不再为《文艺春秋》供稿。艾芜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他当时就在上海,对进步文坛关于范泉的流言不可能毫无所知,但是,凭着自己对范泉及其主编的《文艺春秋》等刊物的的审察和了解,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之撰稿,可见他对范泉的信赖。
就范泉而言,能够与自己景仰的著名前辈作家艾芜相识,自然感到非常荣幸。尤其是艾芜为人朴实谦和,又看好范泉和他主编的《文艺春秋》,不断向他提供优质稿件,更给予他莫大的鼓舞。因此他对艾芜的作品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艾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敲猪草的孩子》发表时,范泉不但将它编在该期的前列(仅排在郭沫若、茅盾作品之后),并且在目录页上的篇名采用大号手写体,显得格外醒目;同时在《编后》中还强调指出:“发表在本期的文字之中,特别应当向读者推荐的,是艾芜先生的短篇《敲猪草的孩子》和王西彦先生的长篇《微贱的人》。《敲猪草的孩子》带给了我们一种乡野的充满了自然美的鲜明的色彩,那野孩子的强韧而活泼的性格将永远跳跃在我们的记忆里。”随后,在五卷三期发表艾芜的小说力作《石青嫂子》时,范泉又在该期《编后》作了特别推荐,云:“艾芜先生自重庆来到上海以后,在一间几乎是堆栈一般的斗室里,首先为本刊写下了一个有力的短篇:《石青嫂子》。这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当‘环境’硬要把她的生命连‘根’拔起的时候,她却咬紧了牙齿,那么执着地,攀拉住泥土,去创造她的新生命。我们相信每一个读者阅读了她,都会感动得流下悲愤的热泪。”作为编者,范泉对艾芜作品的厚爱和推重,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艾芜的短篇小说集《烟雾》被范泉纳入自己主编的《中原文学丛书》时,范泉亲自为之撰写了广告,云:
这里包含作者最近半年来精心撰写的五个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田野的忧郁》、《石青嫂子》、《重逢》、《小家庭的风波》。内《石青嫂子》等篇,发表以后,即为文艺界所一致称颂。而从五篇小说的内容和意识上看,则一致地揭露了这个大时代的“烟雾”,令人读来从忧郁中感到奋发,从哀凄中茁长了不可屈辱的力量。
这则广告在他主编的《文艺丛刊》第四辑《雪花》、第五辑《人间》、第六辑《残夜》上连续发表,为《烟雾》的销行颇造了一番舆论。
为了帮助初到上海的艾芜在文坛上扩大影响,范泉还策划一次文友聚会。1947年8月,他以文艺春秋社的名义,邀请了经常为《文艺春秋》撰稿的作者李健吾、许杰、臧克家、碧野等人,在南京新雅酒家会举行欢迎艾芜以及亦从重庆回沪的黎烈文的茶聚。随后,他又参与由《文艺知识》主编王郁天组织,并有许杰、戴望舒、碧野、谷斯范、孔另境等作家同行浦东看望艾芜的活动。在两次活动结束之后,他都迅即在《文艺春秋》分别刊登题为《迎艾芜、黎烈文》(五卷二期)和《浦东行脚》(五卷四期)的彩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给予宣传报道。
另外,范泉在编辑报刊时一向重视报道作家的相关情况,因而大幅提高刊物的信息含量,也便于读者对各地文坛的动态和著名作家的讯息有及时的了解。诚然,他在编发文坛信息时也是有所选择的,由此读者可以看到作为编者的倾向和关注点。就拿1947年底创刊、他以航空邮件寄递的方式为香港《星岛日报》主编的副刊《文艺》来说,便在“文艺广播”栏目里记录了艾芜的许多信息。
小说家艾芜,自渝抵沪后,不过数月,但已完成了一个长篇和一个短篇集,现在正开始写作一中篇。长篇则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短篇集《烟雾》,将由中原出版社出版。现在写作中的中篇,约需时一个月许。闻中篇完成后,即将返渝,因其夫人快要生产,需要回去照顾。(载1947年12月8日第二期)
小说家艾芜,因夫人即将生产,已于1月7日搭乘轮船返渝。大约留渝三月,即携同妻儿等重返上海。(载1948年1月12日第七期)
纯文艺月刊《文艺春秋》现正计划出版重庆版及香港[版]。重庆版用土报纸,正由艾芜入川接洽出版事宜。香港版或将在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期中实现。(载1948年1月19日第八期)
艾芜已搭轮自沪安抵重庆。来信描写沿途的情形说:“由汉口到宜昌的一段水程,风雪交加,极其寒冷。但从宜昌一入三峡,便不大冷了,一进四川地界,两岸斜坡,满铺麦苗胡豆,一片浓绿。远山则终天笼在雾中,若隐若现,颇为悦目,使人感到春天业已到来似的。……到家时,内子已生小孩十七天了,大小均安,这是使人感到愉快的。”(载1948年2月16日第十二期)
这些文字,其实就是他与艾芜交往过程中所了解的信息,或者是艾芜来信的摘录。1949年元旦《文艺》副刊的“作家近况(书简、访问记)”栏内,又直接编发了艾芜1948年12月5日来信的片断:
弟在学校教书,薪水已经增加,本月(12月)即可得二百余元。若照行政院议决案实行,竟可收入五百多元。在渝地生活,可不成问题(米只一百一十五元一石)。前两月较为窘点,是孩子们须加冬衣,预计可以收到的稿费版税,未能收到。现在再去信催促,当可汇来。总之弟的生活目前已可维持,希望兄等不要挂怀。沙汀卧病,可以帮助,但也须不使沪上友人担负过大。目前上海生活高于全国,依理说,应该外省的朋友,设法捐助上海友人才对。
上述的文字虽然要言不烦,却传递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一是艾芜的创作动态和生活实情。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多种艾芜传记来看,他在抗战胜利后至重庆解放这一阶段的经历,大都记载十分简略,应是缺乏资料所致。而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丛刊》第三集刊登的艾芜散文《旅途通信》,以及上述信息文字,便提供了艾芜该时期生活和创作情况的重要资料,虽然还比较简略,对艾芜研究却弥足珍贵。
二是从艾芜向范泉坦陈自己家庭生活的情况看,他们早已超出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而且成为了无话不谈、互相体谅的亲密朋友。范泉自打与艾芜相识以后,就了解到他家庭负担较重、生活比较艰难,而且他1947年7月不带家眷单身赴沪,是担心“生活问题无法应付”,并有随时“仍然回到重庆去”的打算(见《迎艾芜·黎烈文》,载1947年8月15日《文艺春秋》五卷三期),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最大的帮助。他知道艾芜非常体谅别人,不肯轻易接受资助,就凭借自己编辑的责权,给艾芜的作品发表的便利。当他接手编在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文艺》时,更利用沪、港两地读者对象不同的特定情况,将艾芜的两篇散文《旅途通信》和《海——回忆录之一》分别在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星座》和上海出版的《文艺春秋》发表。其目的无他,就是为了让作者多得一笔稿费,以稍稍缓解他一家八口的生活困难。
三是透露了范泉匿名资助作家沙汀之事。原来在与艾芜交往中,他得知了艾芜的老友、作家沙汀在四川家乡卧病、生活维艰的情况,便主动提出要以自己的稿费收入通过艾芜向沙汀资助,还叮嘱艾芜不要告诉捐赠者的姓名。其实范泉1940年代曾以各种方式帮助过诸多进步作家和文化人,这不过是其中一项,因此他根本没有放在心里,时过境迁,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直到1992年艾芜去世后,他为了撰写纪念和研究艾芜的文章,重新翻阅《星岛日报·星座》旧刊时,才从此信息中想起这件往事。
四是记录了《文艺春秋》的发展计划以及范泉与艾芜未能成功的一项合作。查阅《文艺春秋》杂志可知,该刊不仅发行时间长达七年之久,而且发行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上海本地,到南京、重庆、北平、成都、武昌、济南、长沙、昆明、开封等中国大陆数十个大中城市,进而在香港、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等地都有销行,但当时都只是分别由各地(国)的书店或出版社经售。但1948年1月19日《星岛日报·星座》第八期所载的信息表明,范泉还曾筹划并努力于出版《文艺春秋》的香港版和重庆版,这是从来鲜为人知之事,对于研究范泉及其主编的《文艺春秋》是一个重要补充。而“重庆版用土报纸,正由艾芜入川接洽出版事宜”一语,则表明艾芜不仅是《文艺春秋》的作者,并且也为《文艺春秋》出版事业的拓展出过力。不妨说,这也是他俩之间超越作者和编者关系的另一项亲密合作。
五是保存了艾芜的两封早年信函。范泉在长期编辑生涯中与众多知名和不知名的作者有通信往来,他对作者们的来信视若瑰宝,一直珍藏在篋。可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后被扫荡一空。及至云散雨霁,被发还的仅九牛一毛,绝大部分却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以范泉与艾芜的亲密合作关系,艾芜给他的信函应当不少,但他平反后被发还的作者信函中,艾芜的信仅有写于1948年11月10日的一封。因此,《星岛日报·文艺》所刊登的两封艾芜的信,尽管只是吉光片羽,其珍贵性仍然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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