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 陈青生
【简介】 史美钧是一位浙江省籍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名声不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他抗战胜利前后有一段时间曾经在上海生活、写作，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并在讲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学情况的《年轮》里予以简单介绍。不无遗憾的是，我在那本书里阴差阳错地将史美钧归并于女作家行列。《年轮》出版后不久的2
【全文】
史美钧是一位浙江省籍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名声不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他抗战胜利前后有一段时间曾经在上海生活、写作，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并在讲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学情况的《年轮》里予以简单介绍。不无遗憾的是，我在那本书里阴差阳错地将史美钧归并于女作家行列。《年轮》出版后不久的2002年7月，在浙江杭州工作的陈光宽先生写信给我，指出这一差错，同时写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史美钧情况。陈先生在信中写道（明显的缺漏字在【】号中补加）：
书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把史美钧作为女性了。这名字看来似乎有一点女性化，实际是一个大男人。因为我见过他，他是我中学时期的一个中学校长。抗战胜利以后至一九四八年间，他是私立三在中学（取《论语》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意）后来改名中山中学的校长，但他究竟哪年到职或离职，我现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时我才是刚进初中的一个糊涂学生。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可能还在当校长（我已初中毕业离开），因为他还有一本《衍华集》（他的散文集，杭州现代社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送给仍在校执教的我的父亲。……我记得那时他大约四十来岁或四十多岁吧，瘦高个子（在我那时看来如此），有文人气质。一方面，他为人似较宽容，我在校时我们班曾发生过一次罢考事件，其中几个主事者（我似乎也是其中之一），并没有受到严厉处置，我没有受到处置可能与我父亲在校执教有关，其他人也没有严厉处置可能则是校长为人较宽容的关系。再方面，他为人为文似乎都有点诗人的浪漫气质，现在他的小说、散文作品无法再读，但他有一首歌曲，因在校时曾教唱，而我又较喜欢，所以还记得，写下来传播一下，我想先生也许高兴见到的。
歌曲的题已不记得了，词如下：
我曾静谧深思地到来
萤火飘上黑漆的池塘。
我又缄默凄怆地离开，
轻风拂过迢递的空旷。
【也许你会印烙我影子，
像记住颗暗淡的秋星；】
而人们或已把我忘掉，
像幻灭个虚无的梦境。
这词的意境极美，唱起来仿佛身历其境。由此看来，史先生的文学水平并不低（当然比不上张爱玲那样的天才），他能诗，《晦涩集》中收录新诗七首；也写诗论，他发表的单篇作品有《朱湘论》（《青年界》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卞之琳论》（《中国文艺》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四月。这两天重读了他的“卞论”，——选入《中国现代文艺大系·评论集》，看来水平的确不低的）；《诗人梦家论》（《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零年一月）；《徐志摩论》（《小说月报》地四十期，一九四四年）。他还写过一本通俗理论著作《怎样习作文艺》（上海中国图书编译馆一九四零年三月出版），以青少年为对象，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日记的定义、取材、描写等问题。他一九三五年的小说集《晦涩集》收小说十二篇，一九四二年的散文集《纡轸集》收散文四十二篇，一九四八年的《错采集》收小说十篇，《衍华集》收散文三十篇（可能有一半分量是论文），总的来说，数量还是不少的，且大都在比较正规的出版单位出版。但一九四八杭州现代社并未见其他出版物，也可能【《错采集》、《衍华集》】是他自费出版，而冠以现代社的名义的。《年轮》提到他，这是【他的】幸运，但可惜的是没有人或相关著作提他或作深入研究；即是《年轮》也没有提他的散文和诗论作品。
在史美钧出版于1948年的短篇小说集《错采集》中，有一幅插页印有作者的照片，是一位面容清秀的男青年，照片下的文字注明是作者二十四岁时所摄。《错采集》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读过，当时还做过阅读笔记，由于当时数码相机还未像今天这样普及，未能将插页照片拍摄留存，以至为撰写《年轮》整合资料时，想当然地以为作者的名字中含有一个“美”字，便将其划分到女作家之列。这实在不是认真严谨的治学者应有的行为，对于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错采集》中的小说是史美钧抗战时期居沪期间所作；而其散文、诗歌评论等多作于居住浙江期间，因与《年轮》内容不合，故未涉及。但我还是非常感谢陈光宽先生的指谬，开始留心寻找有关史美钧的更多资料，以便在适当时机公开纠正我的失误，同时也向社会较为详细地介绍这位文学前辈的确切情况，为此还专程到杭州拜访陈先生，也曾向研究浙江现代文学的学者求教。然而，结果实难令人满意：陈先生说，他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他的父亲已于1975年逝世，而由于年代久远，也找不到当年一起上学的同学了解更多情况；几位浙江学者也说不清楚史美钧其人其事。
在史美钧出版的散文集《衍华集》中，有一页刊有“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注明史美钧自1934年至1948年先后出版著作有八部，其中除陈光宽先生提到的几部外，还有《稚意集》（童话，民国23年上海新中国书局）、《披荆集》（小说，民国30年丽水正中书局）、《短檠集》（论评，民国28年上海中国杂志公司）和《鱼跃集》（论评，民国31年丽水正中书局）。
在已知史美钧出版的九部著作中，我现在看到的只有四部，即《错采集》、《衍华集》、《晦涩集》和《怎样习作文艺》。《错采集》的内容《年轮》有些简介。1935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晦涩集》，收《降》、《燥》、《蚀》、《零》等十一篇小说，另有以《芜》为总题的新诗七首，以及集前的《引》、集后作为跋文的《韵》各一篇。 “谨将此书献给君玫追寻新婚的踪迹，并纪念我的母亲妹妹及残破的自己”，是史美钧为《晦涩集》所写的题辞。作者在《引》和《韵》里，抒发对于少年时代的怀恋，感叹人生际遇的哀凉苦涩，坦承集中的作品“感伤氛太浓厚了，然而我热烈追记同类，不能不这样”。《衍华集》含上下卷：上卷收散文二十篇，包括几篇关于个人生平的回忆；下卷收有关中国现代十位作家的创作评论十篇，即陈光宽先生在信中提到《朱湘论》、《卞之琳论》、《诗人梦家论》、《徐志摩论》等，只是这些评论收入《衍华集》时，均将题目中的 “论”字去掉，而在论主姓名前加“记”，诸如《记朱湘》、《记卞之琳》、《记陈梦家》、《记徐志摩》，此外还有《记王独清》、《记冯乃超》、《记于赓虞》、《记戴望舒》、《记臧克家》和《记路易士》；在《衍华集·前辞》中史美钧说：上卷中的作品作于1946年前，下卷中的作品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应文学杂志之约所作”。《怎样习作文艺》则如陈光宽先生信中所说“以青少年为对象，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日记的定义、取材、描写等问题” 。至于《稚意集》、《纡轸集》、《披荆集》、《短檠集》和《鱼跃集》，我目前能寻访的上海几处图书馆均未存藏，故未能阅读。
关于史美钧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目前只能根据他的几篇自述性文章（《衍华集》中的《自剖》、《伤逝》、《锢》、《写作琐语》等，以下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均见之于这些文章）和其他相关资料了解到一些粗略情况：
史美钧说，他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西”，说此地位于“闽浙交界”，又说在日寇登陆永嘉时离乡赴沪，推测他的故乡在永嘉附近即今温州地区。陈永宽先生1932年生，1945年初入浙江杭州三在中学，1948年毕业，他入学时史美钧四十多岁；陈先生的父亲生于1890年，当时也在三在中学任教，比史美钧年长一些；据此推测史美钧当生于1900年前后。
浙江金华的史美珩先生是《中华姓氏谱·史姓卷》编著者。据史先生赐告：史氏的祖先是西周史官，以官为姓，有文字流传的史氏宗谱尊西周史佚为始祖，西汉杜陵侯为先祖，溧阳侯史崇为一世祖；溧阳侯的后裔自唐代逐渐由江苏溧阳向四周迁延，其中一支迁至宁波，繁衍成宁波史家，因宁波古称四明，故宁波史家又称“四明史氏”；在以后年代，宁波史家又向浙江全境及赣、闽、皖、鲁、鄂、湘等地扩展；史氏自1082年由宁波史家的溧阳侯三十四世开始有辈份排行，初定二十字为排行序列，后又续定二十字，“美”字辈系溧阳侯支脉的第六十世子孙。史美珩先生出生于1930年代，史美钧在宁波史家“美”字辈后裔中是较为年长者。
史美钧从小多病，身体瘦弱，但衣食无忧，十二岁时一位尊长买过一架钢琴送给他作为礼物，由此可见家境尚可。他读过六年中学，主修商业，之后入上海一所大学，先后研修教育和文学，或许由于潜心学习，以至被有些同学称为“书呆子”。大学毕业后，史美钧返回家乡任教。1944年秋，侵华日军在温州登陆，史美钧仓促离乡至上海避难，抗战胜利后返浙，不久出任杭州三在中学校长。此后情况待考。
与体弱多病有关，史美钧从小养成内向好静、喜爱读书思想的性情。广泛的阅读，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沉思默想以及初恋遭受“摧残”，使他“心境更全为虚无占据，李商隐诗集成了日常必修课”，他说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便“受中国思潮与尼采、叔本华、丘浅次郎等学说影响，空洞的梦幻支持我的思维，……特别喜吟‘柳如多病无心绿，花到将残不肯红’之类诗句，意绪消沉，步履维艰”；“未届二十岁已多颓废迟暮之叹，转而精心灌注研究写作，中学大学至从业，迄未间断”。
史美钧说，他在少年时代开始写作，十三岁写四千字文，十四岁写七千字文，十七岁作一七一行长诗及万字长文等。他的文学创作，大致始于中学时期，“最初所著童话与小说，发表于商务的《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妇女杂志》，这时期的作品后多收入《稚意集》中。史美钧说，他的早期作品不乏“惊悸寡欢之情，流溢字里行间”；《稚意集》中即“取过‘荒郊暴尸’、‘死前独白’等题材构成诗或小说，略染恶热派气息，无意间常带类此倾向”。
史美钧说，“民国十五六年间，我最欢喜翻译英文故事，此时草稿虽众，可刊出者仅占十分之一二”。又说，“十八年春，我开始对新诗强烈爱好，举凡近十年来的新诗集收罗近二百余种，除教育门功课外，废食忘寝地研究诗歌，初期作品，颇染上西洋格律诗派的影响”。翻译英文故事和喜爱新诗，大致已是史美钧在上海读大学期间的事了。收入《晦涩集》里的七首新诗，想必也作于这时期。陈广宽先生在信中回忆的那首歌曲，题名叫《有赠》，大概作于稍后时期，由友人为其加谱乐曲，曲谱见于《错采集》作者像插页背面。《有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史美钧新诗作品的格调与风情。
在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之外，史美钧在因避敌离乡赴沪时，将一批文稿（包括教育专论十余篇，论文杂著两大辑，实录战时生活的日记一册）交给一名学生代为保存，然而后来全部遗失。
史美钧说：“我的写作范围，甚为广泛、糅杂，同时，应用笔名过多”。就文学而言，他的创作对童话、新诗、散文、小说、评论都有涉及；此外还写作了指导文学写作的《怎样习作文艺》和被遗失的关于教育的论文等，确实“广泛糅杂”。但他使用的“过多”笔名，未见他本人明确提示，迄今众人所知的仅有“高穆”。
除了勤奋和精心，史美钧对待文学写作也是严肃的。他在《怎样习作文艺》中说：“小说的目的，除抒泄自己的感情，表现人生的真实外，尚有惩罚罪恶、攻讦社会、或宣扬一种崇高的理想为目的；不外以推广人类的同情，扩充人类的挚爱为基础，如没有这种要素，便是浮泛、虚伪无价值的作品了！”这样的文学主张，显然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为人生”文学观。他还主张“必先具有丰富的质料而后方可计虑到表现技术，……经验重于技术，所谓阅历已深的感慨才能引人共鸣，这是不移之论”；“应该络绎抓取深涵可意的素材，寻求灵活变化的表达法”；要重视散文写作，因为“散文为任何体裁的阶梯”；文学写作要“从简单到繁衍”、“从记录到发表”、“从浪漫到写实”等等。
《年轮》出版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其中关于史美钧简介的失误，不能再不公开纠正。尽管这些年来我搜寻的史美钧资料仍觉粗疏，然而还是有向读者报告的必要，一则期待能得到了解情况者的指教，二则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这位浙江作家的关注。
浏览数：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