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吴心海
【简介】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如下：今天我做了一件略动感情的事。有中国公学旧同学谢楚桢君做了一部《白话诗研究集》，里面的诗都是极不堪的诗。他曾拿来给我看，我说这里面差不多没有一首可算是诗，我又说单有白话算不得诗。他后来结交了易家钺、罗敦伟等一班新名士，他们把他捧作一个大诗人，他这部诗居然出版
【全文】
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如下：
今天我做了一件略动感情的事。有中国公学旧同学谢楚桢君做了一部《白话诗研究集》，里面的诗都是极不堪的诗。他曾拿来给我看，我说这里面差不多没有一首可算是诗，我又说单有白话算不得诗。他后来结交了易家钺、罗敦伟等一班新名士，他们把他捧作一个大诗人，他这部诗居然出版了!出版后，他来缠着我，要我替他在报上介绍，我完全拒绝了他。他后来竟在报上登出这样一个大广告：
介绍新出版的《白话诗研究集》
是书系谢楚桢先生苦心孤诣之作，全书约十万言，内容：上半卷列诗录五十余条，研究新诗作法，无美不备；并列诗谈选一门，都系时下一般名人所作，下半卷列诗□（原注称“日记原文不清”，经对照谢楚桢《白话诗研究集》上所附同一个广告，应为“一”字。）百二十首，思精笔美；并列诗选一门(共三十余首，内有女子诗十首)，都系男女青年的杰作。讨论批评，创造采集，无所不有，诚为新文艺中别开生面之书。至如生活类中描写社会各种妇女生活状况(共三十三首，庄谐杂出，形容尽致)，使人可怨可歌可笑，尤为此书之一大特色。同人等因其于新诗界大有贡献，特为郑重介绍，想凡有志研究新诗的人，当无不先睹为快哩。
介绍人沈兼士、李煜瀛、孟寿椿、易家钺、孙几伊、陈大悲、罗敦伟、瞿世英、杨树达、郭梦良、陈顾远、徐六几同启
我看了很不满意于这几位滥借名字的“名人”。
我生平对于社会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社会既肯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因此更尊重社会的信任，绝不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笺，替无赖少年作辩护。
从日记看，胡适对谢楚桢、《白话诗研究集》基本持否定态度。胡适的评价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另写有文章专门说明，此处不赘。本文要说的是，我在《胡适学术文集》、《胡适文集》中很诧异地地发现胡适曾和谢楚桢、康白情联名发表过《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一文，均标明出处是1920年10月26日的《晨报》副刊，后者文末还特别标了“署名胡适、谢楚桢、康白情合拟”字样。经过进一步查找，发现宋剑华曾在《〈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补订》“1920年”部分增补了如下内容：“10月29日，与谢楚桢、康白情在〈晨报〉》上联名发表《白话诗研究集纲要》。”
就我目力所及，这篇《〈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不见胡适生前的任何著作选本，是1980年代末期后以“集外文”或“佚作”的身份，在胡适的一些著作选本中出现的。但甫一“登堂入室”，影响就传播很快，纷纷被论者引用，如朱文华在《风骚余韵论 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一书中指出：
胡适在思索回答包括柳亚子在内的人们对于白话诗的责难问题时，还曾写有《白话诗研究集》的《纲要》，其中的一条是“旧诗应改革的理由至诗的定义”。由于该书最终没有出版，所以“旧诗应改革的理由”一条似乎也就没有推衍成文。
《胡适年谱》记载说：“十月二十九日 在《晨报》第七版副刊，发表《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与谢楚桢、康白情合拟)，分上下卷。上卷包括序子、凡例、白话诗研究集琐录目录、旧诗应改革的理由至诗的定义、诗谈选、被选诸君的姓名，下卷为诗，包括目录，诗选、被选诸君的姓名。”
《胡适大传·上》同样有“去年，胡适和谢楚桢、康白情合拟了《白话诗研究集纲要》”的记载。
《〈益世报·女子周刊〉与苏雪林“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文，则指出：
1920年l0月29日，《晨报副刊》刊载了署名为“胡适、谢楚桢、康白情合拟”的《〈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但在1921年春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实际出版的《白话诗研究集》中，其署名作者仅余谢楚桢一人。
为了一探究竟，我专门去查找了1920年的《晨报》，确实在10月29日的副刊上找到了《〈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一文，除了发现原文“撰著者”、“鉴阅者”名单置于文章最前外，也未见“胡适、谢楚桢、康白情合拟”字样。
值得重视的是，当天的《晨报》副刊，还刊出了谢楚桢的新诗3首：《卖花妇》、《牛耕马吃》和《渡黄河》，诗前有序云：
谢楚桢先生，狠热心研究白话诗，最近著了《白话诗研究集》两大本，行将出版，承他先送给我看。书中有选录的，有自己作的，分门别类，内容极其丰富。惜本报篇幅有限，不能完全发表，仅录左列三首，略示一斑。并将全书内容目录附后，以供众览。记者
看到这段序言，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所谓“胡适、谢楚桢、康白情合拟”的《〈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不过就是《白话诗研究集》的“内容目录”，之所以“撰著者”有“谢楚桢、胡适、康白情”三个人的名字，理由不外两个：一，该书有诗论、诗选部分，选了胡适、康白情的作品，两人也算是共同作者；二，谢楚桢确有借重胡适之名做广告、做推荐的想法。
那么，这个“内容目录”会给读者带来胡适、康白情合拟的误解吗？我想，无论是副刊编辑还是谢楚桢本人都不会故意制造误解，只而当时的读者看了前面序言，也不应该有什么误解。如果真的会造成误解，《晨报》副刊作为胡适经常发表作品的园地，胡适本人早就会发表声明澄清了。而我翻阅了10月29日之后一个多月的报纸，未见此类声明。想不到一件本来明明白白的事，到了半多个世纪之后，却被一些粗心的论者张冠李戴，甚至不负责任地加上原文根本没有的“合拟”字样，一篇和胡适本无关系的文章就此堂而皇之进入胡适的文集。
当时，《晨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那么，序文中署名“记者”的人，是不是孙呢？胡适的不少白话诗就是经孙之手发表的（其中1920年10月12日第7版“诗”栏目署名“适”的新诗《例外》，就和谢楚桢的白话诗《失望了吗？》并列发表）。因为“记者”没有署名，不好断言，姑且待考。不过，由此可以看出《晨报》（记者）对谢楚桢白话诗及《白话诗研究集》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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