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报纸
【作者】祝淳翔
【简介】 近年来，学术界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渐次深入，特别是2013年出版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和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不迷信回忆录，而注重信函、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深入挖掘，兼推理充分，发前人之未发，堪称该领域的重要成果。此前，翻译家吴劳的回忆文章《“劳大”一年回忆》及张新颖教授的《沈
【全文】
近年来，学术界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渐次深入，特别是2013年出版的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和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不迷信回忆录，而注重信函、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深入挖掘，兼推理充分，发前人之未发，堪称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此前，翻译家吴劳的回忆文章《“劳大”一年回忆》及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在革命大学》，可视为先声之作。最近又读及唐大郎刊于《亦报》的相关随笔，使我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大学的遭际，有了直观的了解。
有必要先简述一些背景知识。平津解放后的1949年2月，华北革命大学在北平成立，校址在西苑，原傅作义部的旧营房。内设政治研究院，招生对象为党外民主人士及旧社会上层分子。这年7月26日，华北革大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向党中央提交该校第一期的教育经验的总结报告，此报告的全文，后收入《胡锡奎纪念文集》。
收到刘、胡的报告后，毛泽东于8月5日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刘少奇也批示“拟继续扩大办下去。”次年6月6日至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鉴于革大的教学是历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首次，其意义不容小觑。如综合分析吴劳、沈从文和唐大郎三位在革大的经历，并作对比，能获取更周全而深入的理解。
吴劳（1923-2013年），本名国祺，江苏苏州人，出身工商地主家庭。1949年7月，吴在沪就读圣约翰大学，再过一学期即可获得学士学位，因受进步同学的鼓动，转而报考北平外国语大学，打算毕业后当外交官。孰料事与愿违，刚抵达即被抽调去劳动大学外训班学习，学成后将从事机密情报工作。面临意外打击，有人挂靴而去，吴劳则选择留下，试图“通过集中的政治学习，检验一下已形成的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
在行文中，吴文还提及沈从文和唐大郎，说他们都是“当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第二期学员”。1950年3月2日，沈从文先入北京拈花寺华北大学，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沈在“革大”呆了近十个月，直到十二月，从校长刘澜涛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沈从文（1902-1988），生于湖南凤凰苗区，早年行伍，因爱好文学，靠刻苦自学，逐步磨练文学造诣，直至步入大学课堂。解放前不久，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列入粉红作家之列，使之身心俱疲，经历了一次未遂的自杀。此时转入革命大学学习，精神上的苦痛还未完全恢复，整个人处于麻木状态。
说起唐大郎，他虽进过革大，倒非第二期。这一细节，吴劳的回忆略欠精准。读《奇热》（《亦报》1951.3.17）写唐大郎1951年3月10日坐在津浦路的火车上，由沪赴京。此刻，沈从文已毕业多月。又，《西苑杂记之六：宝石中的砂粒》（《亦报》1952.1.24）称：“学校的露天礼堂，是一九五零年修建完成的。画家苗子、郁风，在第二期政治研究院时，露天礼堂开始建筑，他们都曾帮助工人，搬运过砖头，等礼堂落成了，他们也毕业离校了。”显然，黄苗子、郁风夫妇才是与沈从文同一批的革大第二期学员。
提起入学原因，沈从文是因精神苦闷，听取朋友的劝说而去革大参加集体生活的。吴劳初时虽有被迫成分，但也有选择余地。那么唐大郎呢？
唐大郎（1908-1980）本名云旌，嘉定人。他是著名的小报文人，人称“江南第一枝笔”。翻阅《亦报》相关文字可知，解放后，大家普遍要求进步，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改造的需求更为迫切。不过具体是谁介绍唐去革大学习的呢？据魏绍昌说唐大郎一九五二年间，闹过一次亏空，“夏衍为了帮助他冷静反省，解脱困境，便介绍他去北京‘革大’学习”，这一说法似乎时间上对不起来，恐怕真实性要打上问号的。另据时任《亦报》编辑部主任的沈毓刚说，唐大郎参加华北革大是经朋友介绍的。虽未明确姓名，却无外乎唐大郎在京的艺术家朋友：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胡考等人。其中黄、郁夫妇可能性较大，因为他们是唐大郎前一期的革大学长。
据《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招生简章》，该校报名时间自二月十五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唐大郎错过开学时间，迟了两个半月。入学之初，态度并不积极，曾坦言：“眼看人民政府的政治清明，我的老一套作风，不可能再有施展的余地，于是想着进革大去改造思想，只在改造生活作风，所以起初表现的是吊儿郎当，看见有些同学在刻苦钻研，我并不感动，我想他们用功，为了将来分配工作，我又不是‘寻生意’来的，我只要把生活改变，回到上海，还好孵到亦报社去。”好在，经过一两个月的耳濡目染，唐大郎即弄通不良的生活作风，来自不良的思想意识，因此首先要改造思想，前提是要认真学习理论。
提起革大的理论课程，或因太过枯燥已为《沈从文全集》编者所删。刘澜涛总结报告里略称，“以少而精为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又以“三个问题为主题，即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还需“配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吴劳的回忆录只提及杨献珍的“社会发展史”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唐大郎的随笔可略作补充，他还例举“社会思想意识”、“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财经政策”和“中国革命问题”等等。
在理论学习过程中，三人的接受程度各有所不同。吴劳年纪轻，记忆力强，理应吸收得好，但他却发明了“两部机器论”，即当面开一套机器，背后则开另一套。颇有些欺瞒、逃避的味道。沈从文写信给友人时，总说自己测验成绩在丙丁之间，自忖“对政治问题答案低能”。而从唐大郎在革大学习前后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理论学习的效果还是明显的。他甚至报名参加土改，虽因故未能去成，倒也能看出唐大郎的一片真心。
理论学习中有一处细节让我颇感兴趣，即学员及教员们如何看待中苏关系。吴劳忆及艾思奇替“老大哥”辩护，例如把一吨苹果与苏联换一吨钢材的问题，艾思奇解释说，苏联什么都不缺，因我国急需钢材，作为友好表现，才这样交换。唐大郎则谈及，当时有学员递条子，请孙定国解答“为什么苏联军队从前要驻扎在旅顺大连”。孙竟解释说：
如果胜利以后，旅顺、大连不是暂由苏联代管，而让美帝国主义进占，岂非更便利了帝国主义帮助反动政府的军事运输，更便利了帝国主义帮助反动政府打击革命、迫害人民吗？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这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认识问题的问题。
诸多解释，让我们鲜活地体味当年“一边倒”政策的荒唐面。
革大在学习之余，较注重劳动锻炼，即由干部带头，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如“种菜、掏井、挖水沟、打扫楼院及厕所，并参加帮厨、修桥等劳动”。这些劳动，对年富力强的青年或许不成问题，可沈从文和唐大郎已迈入中年，他们的感受竟差异颇大。沈从文对理论学习无好感，认为是浪费时间，反倒不排斥劳动。他说，“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而唐大郎虽并不介意“轻劳小动”，但也抱怨在革大的劳动强度过大：“吃重的自然是挑挑扛扛，一筐子砖头，两个人扛，走很长的一段路，遇到同扛的是一位健硕之夫，半路上我常叫救命”，“头几天我都肩膀上的皮，由红变紫，要脱下来的样子”。这种强调体力劳动的教育方式，作为一项重要经验，在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得以推广。通读《夹边沟记事》等书，我们会对那些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在物资贫乏的边远地区，因劳动强度过大而悲惨死去的情状，唏嘘不已。之所以其命运前后差别如此巨大，实因解放初，政务院（即国务院的前身）指出，“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已统统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三者行文中或多或少对革大的教员留有印象。吴劳所在的劳动大学外训班与革大的学员共享师资。他记得杨献珍和艾思奇两位，其中杨献珍讲课时照本宣科，感染力不足；而艾思奇则烟不离手，讲课富于理性。沈从文年龄最长，思维已固化，他对老师兴趣不大，倒是对一位老炊事员产生了极大好感，甚至动笔写了一篇小说《老同志》，七易其稿，仍以失败告终。而在唐大郎的心目中，孙定国令其印象尤深。此人出身军旅，退伍后投身革命教育事业。他体格伟岸，性格爽朗，讲课极富感染力，说话斩钉截铁又感情充沛。（可惜的是，这位教员的结局令人扼腕，他因支持杨献珍“合二为一”论，受迫害而投湖自尽）此外，唐大郎还提及校长刘澜涛，说刘校长亲自写了“忠诚老实”的参考文件，“用非常轻松的语句，而包含的政治意义，却是那么庄严”。
华北革大因学员众多，宿舍不敷使用，因此一般十几个人住一间房，两个人合睡一张床。同学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其结果是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足够令人挂念。
吴劳与同组同学王科一年岁相近，又都有英文底子，于是在一起学习过程里结下深厚友情。而唐大郎“千把个同学当中，唯一的老友只有吕恩”。吕恩是电影明星，前不久刚从香港返回内地，来革大后，态度异常积极。一次，吕恩出人意表地与唐大郎商量，说要替他擦皮鞋、缝补衣物，目的竟是想以劳动赚钱，然后全部捐献！
唐大郎还有位名叫黄有恒的同学颇值一提。此人“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已到莫斯科去留学，而且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员。在莫斯科耽了几年，黄有恒回国来了，在国内进行革命工作，不知怎样一个疏忽，叫反动派捉了起来，解到南京，在监牢里关了一个时期，为了革命的意志不坚，竟向反动派屈服，虽然没有连累别人，毕竟立了‘悔过’书，才被反动派释放出来。”黄有恒原名黄平，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当时因俄文底子好，被人民大学请去。有一天新来了几个苏联专家，学校里派他替一个指导体育的专家担任翻译。谁知那位苏联体育专家，竟是黄有恒早年在苏联时所生的儿子！这件真事，被唐大郎记录在案。（《太偶然的事》，《亦报》1952.2.23）简直比小说还要巧。黄有恒之子黄健回国后长期担任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培养出多位打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的运动员。他四十多年的教练生涯充满辉煌。
试问经历革大十个月的学习改造，学员们有否脱胎换骨呢？沈从文的学习成绩不佳，算是草草完成任务，效果并不怎么好。不过他已深切体味新社会不同以往的崭新面。而颇感讽刺的是，吴劳的“两部机器论”，虽使他顺利拿到革大的毕业证书，却因不服从工作分配而被开除军籍、学籍。
至于唐大郎，回沪后，他对“革大”的经历三缄其口，后来被逼不过，才说出当时在集体讨论的时候，曾有女同学义愤填膺，喊出口号：枪毙唐云旌！令他难以启齿。实际上，这种集体讨论即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某次自晨至暮，同学们足足批评了他六小时，说他在帝国主义占据上海时期，勾结青帮，拜流氓做“老头子”；在日寇侵占上海的时候，同一些汉奸交朋友交得像弟兄一样；胜利后又接近反动派的官吏、甚至特务……如此种种，已上升至政治问题。这样的批评会虽与“文革”时规模宏大的批斗会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已略具雏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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