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苏•钟望阳

【类型】报纸
【作者】韦泱
【简介】书桌上放着一册出版于六十多年前的旧书，书名为《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作者署苏苏。旧书旁还放着一叠计十五册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旧刊，刊名叫《上海文艺》,创办人为钟望阳。这其实就是同一个人。抗战胜利后，钟望阳从解放区的《淮南日报》调到淮阴解放区保卫部门工作。那时，党中央曾有过挥师挺进上海的计划。在这样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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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桌上放着一册出版于六十多年前的旧书，书名为《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作者署苏苏。旧书旁还放着一叠计十五册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旧刊，刊名叫《上海文艺》,创办人为钟望阳。这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抗战胜利后，钟望阳从解放区的《淮南日报》调到淮阴解放区保卫部门工作。那时，党中央曾有过挥师挺进上海的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钟望阳创作了这部《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的长篇儿童文学作品。它用儿童小说的形式，以主人公十一岁的小姑娘小巧子的口吻，把她跟随爸妈到上海，很快就在“这个不自由的上海”呆不下去，又回到解放区的经历，用儿童的语言生动地叙述开来，让国统区的孩子们认识、了解解放区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情况。作者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每一章节，都是一边与小巧子交谈，一边抽空写下去，“有好几次我想搁笔不写。有一次，一搁就搁了半个月，但这像一个怀孕的女人一样，不能不生下孩子来   ——我不能不写。不写的话，好像我的背上有一个大包袱背着似的”。作者在《后记》中还感叹道：“写完了，我如释重负，喘出了一口气，几年来在解放区，没写过这许多字呢！”如此看来，这部小说的写作，实在颇不容易，作者在两个月的时间中，就写出了这部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共有十七章节，从开始的“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到第十七的“咱们一定要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写作手法上多以小巧子与爸爸妈妈及周围人物的对话，来烘托、推进故事的发展。在充满童趣的语言描写与人物形象刻画中，显示出作者驾驭儿童小说这一儿童文学样式的创作才能。

作品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写毕初稿，又作了修改，于四月十四日写了《后记》：他写到“修改这稿子，是在病中。但我并不逃避这个作品的缺点的责任，希望爱好儿童文学的同志们来加以批评和指正。最后，谢谢帮助出版这部小书的同志们。”作者的最后一句话，谈到了出版。其实，以后这本书的出版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钟望阳写完这部作品，就把手稿交给了时任中共华中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希望能设法出版。不久作者就离开了淮阴。据宋原放回忆，冯定将书稿交给了淮阴的华中新华书店总经理华应中，于一九四六年出版。惜这一版本未曾见诸。我手头的版本，为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发行，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的初版本，署名苏苏，初版印数四千册，此书辑录于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后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再版，印数三千册。此书一九四九年六月又由中原新华书店印过一版。可见该书在解放前由我党领导的新华书店系统至少印行过四个版次，累计印数在万册以上。

然而，对于这些书的印刷出版情况，钟望阳一直无从知晓。一九四八年，他在山东解放区的一家小书店，偶然发现了自己的这部书已印出，欣喜如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这本书。第二年五月，钟望阳随军解放上海，作为军代表接管伪警察局，后任市公安局办公厅主任。一天，他去探望警卫战士的住宿地，看到战士正在用缴获的国民党“查禁”的旧书，作为垫平床脚的代用砖，他惊讶地发现，其中竟有他的著作《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厚厚的十数叠，少说也有百余本。战士们当然不知“苏苏”为何人。这是钟望阳两次看到自己的这本书。可惜他当时都没有顾得上看看版本了，不知这两种书各出版于何地何年。

解放后，钟望阳对此书作了修订，分别于一九五Ｏ年由上海华东新华书店出版，一九六Ｏ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是《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一书的出版概况。作为儿童文学作家，钟望阳生于一九一Ｏ年，幼时因家庭贫寒，初中一年级便辍学，靠在一所小学做教员维持生计。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左联”领导的海燕文艺社，该社后并入无名文学社，他在《无名文艺》发表第一篇童话作品《雪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为上海沪东区救亡运动组织领导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主编《群众文艺》。先后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小顽童》《小癫痢》《小河流浪记》《新木偶奇遇记》等等。

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钟望阳，在“文革”中被隔离批斗，受尽迫害。一九七七年复出后，第一桩事即负责筹办上海文艺界座谈会。会上，作家们呼吁，上海迫切需要新办一份文学刊物。于是，在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上海文艺界，钟望阳不负市委重托，着手《上海文艺》月刊的创办工作（前身为《上海文学》，实为复刊）。从编辑队伍的组建，到刊物的组稿等，只用了短短五个月左右时间，《上海文艺》于一九七七年十月正式出刊，这是上海文艺界在“文革”后第一个恢复工作的文学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最早复刊的文学刊物。这时，尚未恢复工作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孔罗荪被请出协助钟望阳工作，并主笔撰写了《创刊词》，提出“鼓励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艺术上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在文艺界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的景况下，《上海文艺》大胆提出创作与评论的两个自由，确实是需要点胆量的。第一期刊物虽然还留有那个年代的特殊痕迹，但巴金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杨林同志》，茹志鹃的小说《出山》等，因其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反响。曹靖华、杜宣、何为等散文，亦因感情真挚、行文跌宕而别具一格。以及郭绍虞、李俊民、藏克家、赵朴初、郭化若、顾工的诗词，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茅盾在阅读了这期刊物后称赞说：“内容丰富，尤其是登载《李自成》第三卷的部分篇章，一定引起大轰动，大家要抢购了”。

首期刊物出版的当月，在钟望阳主持下，以《上海文艺》名义召开了第一次读者、作者座谈会，巴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对《上海文艺》的出刊表示由衷祝贺，欣喜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柯灵、王西彦等老一辈作家纷纷发言，表示要肃清“四人帮”文艺黑线的流毒，办好《上海文艺》。之后，《上海文艺》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一方面以丰富的题材、扎实的文风，不断刊登好作品，第二年推出“短篇小说特辑”、“散文特辑”等。一九七八年四月宣传部报批市委，明确巴金任《上海文艺》主编，钟望阳为副主编，依然负责刊物的日常工作。经过“文革”，上海文学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钟望阳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创办《上海文艺》，所面临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在创刊的日子里，钟望阳风雨无阻，每天挤换两部公交车，到编辑部埋头阅稿审稿，处理各种事务。因“文革”中被造反派囚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长达两年多时间，还被人电击过，钟望阳患上严重类风湿关节炎，两腿肌肉萎缩，几乎无法支撑瘦弱、枯槁的身子。他的身心遭到极大摧残。有时，工作之余，他也会谈些往事，同事们知道他过去有不凡的经历，就怂恿他写成小说或回忆录，他总是淡然笑笑说：“现在工作忙，还顾不上，等退休后吧”。可是，作为编辑部的领导，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创作。他生命旅程中最后不到十年的宝贵时间，全部奉献给了《上海文艺》创办的日日夜夜。谈起这些，当年参与《上海文艺》编辑工作，今已八十高龄的黄屏、彭新琪甚为感慨。其他参与办刊的老编辑孔罗荪、萧岱、茹志鹃、周介人等已先后谢世，令人唏嘘不已。

《上海文艺》出至总十五期，共一年零三个月。自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正式恢复原刊名《上海文学》。以后上海文联及各协会相继恢复建制，钟望阳出任市文联党组书记，仍兼管《上海文学》。直到一九八四年，钟望阳因积劳成疾，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这年八月，他终因心力交瘁而不治身亡。回顾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上海文学》复刊的最初开拓之路，留有钟望阳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