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的价值

【类型】报纸
【作者】顾农
【简介】1926年初,从法国回来不久的刘半农教授从厂甸旧书摊上买得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印本《何典》一书,十分高兴,迅即将它校勘标点了一番,又略加注释,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此书过去流传不广,很不容易找到。刘半农放下教授架子来出这样的书,据说也有创收方面的考虑——那时大学里拖欠教师的工资越来越严重,
【全文】

1926年初,从法国回来不久的刘半农教授从厂甸旧书摊上买得光绪年间上海申报馆印本《何典》一书,十分高兴,迅即将它校勘标点了一番,又略加注释,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6月)。此书过去流传不广,很不容易找到。刘半农放下教授架子来出这样的书,据说也有创收方面的考虑——那时大学里拖欠教师的工资越来越严重,非另外想点办法不可了。

刘半农在新校点本《何典》的序言中指出此书有四个特色:第一,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第二,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乃是今日以前无论什么小说都比不上的;第三,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语,紧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第四,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总之,原书作者的写作态度、选取题材、语言运用都自有特色,其语言的雅俗并陈、巧妙配合尤其为刘半农所激赏——他自己写文章也正有这样的风格。不过,在校点之际,他还是把一些过于村俗的字句删去,代之以空格,形成一部洁本《何典》。

刘半农知道鲁迅对古代小说研究有素,于是请他为新版《何典》写一篇序。那时他们关系很好,鲁迅很快就把题记写来,其中讲起《何典》一书的价值,与半农所见稍有异同: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鲁迅指出这书具有一种“非正宗”的特色,作者仍然穿长衫,并非社会底层的短衣帮,却敢于不那么敬重传统的权威,大胆地描写世相,只不过把这世相用鬼怪的外衣包装起来而已。鲁迅对作品的思想分析十分深刻,可补半农之所未见;至于语言问题,在古今雅俗杂糅之外,鲁迅拈出了成语活用这一条,亦可补半农之未及。这篇题记写得很实在,不是很熟的朋友行文就不会这样坦率——但后来才听说半农对此有点不大高兴(详见《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刘半农自己的序不长;鲁迅的题记就更短些,而他意犹未尽,于是又写了一篇《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其中有些材料和感慨如果压缩一下写进题记里去本来去也未尝不可,但鲁迅宁可单列,由此颇可考见鲁迅的文体意识,序言自有它的规范——而他另写此文并迅速单独发表,也有为新版《何典》做软广告的意思。

等到《何典》再版时,刘半农取消了那些空格,把删去的字句补齐;又把鲁迅的《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一文也收了进来。

《何典》一书读起来很有趣,而且竟然还有可以同鲁迅小说挂钩的地方。例如我们记得鲁迅小说《故乡》里有个“豆腐西施”杨二嫂,这女人早就搞化妆售货,时髦而且前卫之至,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西施”本是古雅的美女的共名,前面加一个俗气不过的限定性修饰,很不相称,不免令人啼笑皆非。读了《何典》人们才知道,这里早已有过一位“豆腐西施”了,该书第八回写道:“那东村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她被“色鬼”看中,抢去成亲,色鬼夫人“畔房小姐”得知后,大发雷霆,先把色鬼打得死去活来,又操起棒棰击中“豆腐西施”的太阳穴,打得她“花红脑子直射”,“遂把一个如花似月的绝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了”。《何典》在描写此案善后的文字里,无情地暴露了旧社会的司法机关如何官官相护,无法无天。鲁迅说《何典》一书“谈鬼物正像人间”,“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象”,这里正是一个好例。

鲁迅作《故乡》时尚未见过《何典》,他要到1926年才到这部奇书,可知先前他是独立地塑造自己的“豆腐西施”这个形象的。周作人回忆说,“近处豆腐店里大约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名号……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豆腐西施》)这个说法当是可信的。《何典》作者张南庄是上海人,他笔下的老“豆腐西施”大约也是有她生活中的原型。在吴方言区的不同地方出现同样的绰号是不奇怪的事情。

到三十年代,日本改造社打算出版《世界幽默全集》,中国部分由增田涉负责,他向鲁迅征询书目;鲁迅推荐了若干,其中也提到《何典》,评语是:“作为滑稽书,近来颇有名,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全书几乎均以方言、俗语写成,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1932年5月22日致增田涉的信)这时鲁迅对于幽默有了更高的标准,加上考虑到翻译的困难,所以关于此书说了许多负面的话,但也可以与他先前的意见互为补充,帮助读者认识此书的价值及其局限。

周作人对于《何典》一书亦颇关心,读过刘半农校点本以后给他写过一封信,指出校勘中的几处问题;关于滑稽文体则发表如下的意见:“大约当时有这一种风气,以俗语编故事,张南庄在上海,《常言道》著者在苏州,(或此风盛于江浙,观缪莲仙之执《文章游戏》之牛耳可知),同时有这两种”(《语丝》第85期,1926628,后收入《周作人集外文》)。后来周作人更就《常言道》写过专门的文章,并对乾隆、嘉庆之际的滑稽文体做了通盘的介绍和分析,涉及甚广,其中自然也提到《何典》,说是“各有他们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他又提出一个“苏杭文学”的名目来:

《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瓜豆集·〈常言道〉》)

到现在,前面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等人都坐在文学史里了,而后来的张南庄、缪艮(莲仙)等人则仍未登大雅之堂,须适当加强研究才好。“苏杭文学”这一名目限制过严,恐怕要适当扩大而为“江浙文学”,滑稽文的作者大抵出于上海和这两个省份,这里的文人名士容易带有比较浓厚的市民气息。